1978年春,天津机械厂的职工食堂里,刚从国务院副总理岗位上退下来的孙健,端着饭碗排在工人队伍中。没有随员,也没有特殊窗口,他要了一碗老豆腐、几块咸菜和两个馒头。有人认出了他,悄悄议论:“当过副总理的人,也吃这个?”
孙健听见后没有解释,只是笑了笑。对他而言,饭菜是否精细并不重要,能在熟悉的工厂里重新找到节奏,才是眼前最要紧的事。
回天津,是孙健自己提出的要求。那一年,他42岁,离开北京,进入天津机械厂工作。组织上曾考虑过其他安排,但孙健更愿意回到基层,回到机器轰鸣、工人往来的地方。
这个选择并不轻松。身份变了,生活方式也要跟着变。过去承担的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任,后来面对的却是厂房、订单、设备和职工收入。落差很大,孙健却没有把它当成负担。
爱人庞秀婷去看他时,他特意叮嘱:“别把外面的闲话当真,咱们把日子过好。”这句话说得朴素,却说明他很清楚,真正难应付的不是岗位变化,而是旁人的目光。
在厂里,孙健和普通职工一样使用厂区厕所,到食堂排队,也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人背后指指点点,也有人替他打抱不平。时间一长,大家发现,这位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摆架子,反倒比不少人更熟悉车间里的规矩。
有意思的是,工厂生活还治好了他的失眠。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和巨大压力中,孙健早已睡不好觉。回到天津后,每天按时上班,午饭后小憩,晚上和工友聊天,身体慢慢恢复了规律。
厂子的经营状况却不算理想。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企业都在摸索新的经营办法,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关系到工人的收入,也关系到工厂能不能继续发展。孙健没有停留在车间里等任务,而是主动联系客户、奔走协调,为企业寻找订单。
他接触的对象很杂,有机关部门,也有工矿企业;有大型单位,也有基层承包队。过去的职务没有让他变得疏远,反而使他更懂得怎样和不同层面的人打交道。工友们说:“孙主任见过大场面,到哪儿都不怵。”
1985年,组织批准孙健担任厂内中层干部,并把引进德国生产设备的项目交给他负责。这是一项投资超过500万美元的工程,涉及生产线建设、设备安装和技术衔接,任务重,时间也紧。
孙健很快进入状态。他带人跑现场、盯进度,协调基建和设备安装。一年多后,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厂房建成,整套设备投入使用。机械局基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后来评价,这座厂房有孙健很大的功劳。
他办事还有一件小事常被人提起。一次,孙健到起重设备厂洽谈业务,厂长认出他后,执意要请他吃饭。原来,早些年这位厂长在雨夜参加会议,散会后无处避雨,孙健曾让司机先送他们回去,自己留在门洞里等车。
孙健早已不记得这件事,对方却一直记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往往不是在正式场合建立的,而是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留下印记。
更早以前,孙健就是从工厂一步步走出来的。1951年,15岁的他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当学徒,学习翻砂。后来,他成为技术骨干,历任班组长、车间主任等职务。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走上企业管理岗位。
1970年9月,他被任命为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工业生产。1973年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同年成为天津市委常委、书记。1974年1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孙健与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当时39岁,是国务院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员。周恩来曾提醒他,要多到基层了解情况。孙健后来回忆,自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摆架子,不搞特殊。
三年后,他离开副总理岗位回到天津。这个决定,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些“糊涂”,毕竟从中央岗位回到工厂,身份和待遇都发生了变化。可孙健并不这样看,他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也知道普通生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1987年,天津机械厂举行表彰会,孙健被列入先进人物名单。听到名字时,他迟疑了一下。过去上台领奖并不稀奇,那时却以厂级先进职工的身份站在工人中间,反倒让他感到不自在。
掌声响起后,他还是走上了台。工友们喊道:“孙头儿,这个奖你该领!”那一刻,过去的职务与现在的岗位之间,似乎没有了隔阂。
有人打趣说:“你是上去糊涂,下来也糊涂。”孙健笑着回答:“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1990年5月,孙健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任经营经理,工资涨到每月97元。此后的日子,他和家人住在天津,按时上下班,照料孩子,家里添置了冰箱和沙发,亲友来了也能挤在一起吃饭住宿。
1997年11月,孙健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61岁。有关他的一生,职务变化很大,生活却始终没有离开工厂和普通人的尺度。对许多老工友来说,最容易记住的,仍是那个排队打饭、骑车上班、见面就打招呼的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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