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写过匈牙利,写过塞尔维亚,讨论了他们究竟在法律和架构上做了什么改变。不过相较于我们之前写的塞尔维亚,匈牙利人还是幸运的:这种事儿毕竟没在匈牙利造成多少人身伤亡事故。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火车站就没这么幸运,而接下来我其实想说一个一直想说,但一直没机会说的:贝鲁特港大爆炸。
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之一。国内确实有很多报道,但说来说去都只是停留在reason模型的后两个层次,对于深层次的原因——组织和监管因素,我想我这篇可能还是第一个触及的。
黎巴嫩是一个“散装”的国家:恰好以贝鲁特为界,整个国家被分成北边的基督徒区和南边的穆斯林区。当然,还可以再细分:穆斯林里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基督徒区里则有本地的马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正教、叙利亚东正教、新教等等。
面对这样繁多的教派,自然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美国或者印度选择的方法就是全部诉诸民主选举。特朗普自然不爽穆斯林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但人家得票就是多,所以也没办法,大家也都服气。
但黎巴嫩1943年独立时,却认为有更好的解决方法:national pact,也就是国家公约。
国家公约的核心就是把国家的公职强行摊派给各个教派担任:总统必须是马龙派基督徒,总理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议会议长必须是什叶派穆斯林,副议长和副总理必须是希腊东正教徒。军队也是如此:总司令必须是马龙派基督徒,总参谋长则是德鲁兹派穆斯林。
内阁则更复杂:4个核心板块财政、国防、内政和外交,必须由马龙派、希腊东正教、什叶派、逊尼派各把持一个,其余的小部分则要抢。由于黎巴嫩规定重大决策要内阁2/3通过才可以,于是只要能达到1/3+1,比如30人内阁中有11席,一个教派就可以事实上瘫痪政府。
议会也是如此:1943年的国家公约规定,基督徒和穆斯林将占6:5的比例,比如99个席位中,必须有54个是基督徒,45个是穆斯林,然后再根据自己信仰的分支教派再细分。
听着就已经让人头大,但最大的bug乃是这个:所谓national pact乃是首任总统贝莎拉哈里和首任总理里亚德索勒的口头协议,如此重要的基本原则竟然不落到纸面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可想而知,国家公约只是让所有人都相对不那么不满意而已。这也留下了一堆隐患。
1943年建国时,基督徒仍然是主要人口,但因为穆斯林从来拥有更高的生育率,所以很快在比例上后来居上。纯粹口头的国家公约从没有讨论过究竟该如何面对教派比例变化的问题,于是穆斯林要更大的政治权力,而基督徒拒绝退让,最终在1975年爆发了黎巴嫩内战,一打就是15年。
最终在一系列中东国家的调停下,于1989年签订了塔伊夫协定,内战于90年彻底终止。但是造成问题的国家公约制度没有被废除,只不过是做了一些修改: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议会和政府中的比例要调到5:5,马龙派基督徒的总统也要分配更多的权力给穆斯林的总理和议长,等等等等。
虽然塔伊夫协定明确承诺国家公约只会是临时性的,但并没有规定任何强制的措施或者时间线,于塔伊夫协定不但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只是把国家公约制度化了。所谓的过渡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步骤。
因此黎巴嫩的和平建设也举步维艰。比如国家预算的制定执行,既需要逊尼派的总理推动,也需要马龙派总统的签字和什叶派财长的副签,二人都可以通过不签字无限期搁置;正规军总司令是马龙派,总参谋长是穆斯林德鲁兹派,国内安全部队和情报局被逊尼派掌握,国安局则被希腊天主教掌握,结果就是黎巴嫩的任何武装力量从来只干两件事:要不然是因为达不成一致而按兵不动,要不然就是干脆哗变。
教派要在各个部门里严格达到1:1比例,于是对于领导岗位要不然把明明一个人就能担任的职务改成一个每一个教派都有席位的委员会,要不然就是一二把手分别由不同教派担任,比如部长是穆斯林,那管用印和人事的常任秘书长就必须是基督徒。可想而知这几位都是要相互拆台的,也都得照顾自己教友的利益,于是黎巴嫩的政府效率极低。
同样,如果黎巴嫩政府招了一个穆斯林公务员,也就必须招聘一个基督徒进来,哪怕实际上不需要这么个人,也得保证1:1的比例,于是机关人员也高度冗余:黎巴嫩以500多万人口养了30万公职人员,这些人的薪资和养老金一度达到国家财政预算的将近6成。
这就是黎巴嫩:一个人干什么完全取决于他信了什么,又有多忠诚于宗教的利益,与才能资历通通无关。腐败横行,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失控,夜晚漆黑一片(国家根本供不了电,民众需要自备柴油发电机),然后再碰上新冠疫情……还能再出什么问题呢?
贝鲁特港的管理制度完全就是黎巴嫩的缩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要不惜笔墨详细介绍国家公约。
贝鲁特港90年收归国有后由临时委员会负责管理,但也和国家公约一样,临时久了就成了永久。这个委员会有7个人:两个什叶派、两个逊尼派、一个希腊正教,两个马龙派基督徒。明明一个港务局局长就能干的事儿,非得要拆成7个人,而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分工,字面意义上的九龙治水。
港口涉及的各个方面也都有各自对应的上司机关:直接对口的公共工程与交通部长期被不同教派争来争去,海关系统被逊尼派控制,负责边检的国家安全总局被什叶派控制,负责危险物质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安全总局不是一个机关)被希腊天主教控制,负责安保和维稳的陆军则归马龙派……每一个教派都要在港口里说话算话,港口委员会便一整天热闹非凡。
无论港内还是港外,对任何具体的工作找到具体的责任人,都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安全、维护、财务、规划等等都没有人负责。偏偏贝鲁特港还是黎巴嫩数一数二的油水衙门:事发前的2019年,贝鲁特港总共处理了200亿美元的贸易——而该国GDP总共才516亿美元。78%的出口和48%的进口都由贝鲁特港处理。
这样的肥缺,哪个人能不惦记?于是贝鲁特港的这些官员每天干的事也无非就是:吵架,给教友安排工作,配合教友走私偷税、贪污等。港口里丑闻一天天如同连续剧一样发生。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2012年公共工程与交通部部长便公开称,该港每年光是偷税就给黎巴嫩造成15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该国GDP的3%;独立调查记者里亚德科拜西花了10多年调查贝鲁特港的腐败,他总结说这个港口的运营只是为了“填充控制这个国家的黑手党的腰包。”自然在民众那里,贝鲁特港也是有口皆碑,它的外号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巢穴。”
所以2013年11月,一瘸一拐的罗索斯号货轮就开进了这样的贝鲁特港。
这艘船最初在日本完工时原本是一艘拖船,后来被改装成小型散货船。这也是这艘船的履历最后一次清楚明了的时刻。之后直到它的最后时刻,这艘船真正的船主、真正的船籍、真正的机械状态、真正的旅行目的就再也没有清楚过。
表面来看,此时它的船老板是俄罗斯商人伊戈尔格鲁丘什金,从格鲁吉亚出发,拉注册在英国的萨瓦罗公司买的2750吨硝酸铵到莫桑比克的一个炸药厂。
但这个说法的每一点都只不过是表象。
船老板方面,罗索斯号挂的是摩尔多瓦国旗,登记在一家空壳公司名下,这家空壳公司背后又有好多层;在转手给格鲁丘什金之前,这艘船曾经一度参与过塞浦路斯人查拉姆博斯马诺利的运输队。此人名下的一家银行被指控与巴沙尔阿萨德和真主党合作,进而遭到美国制裁。所以格鲁丘什金究竟是真正的船主,还是实际上只是被推到前面的白手套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罗索斯号的这种注册方式是典型的影子船队作三法。
货主萨瓦罗公司也是如此:这家公司在英国是纯粹的皮包公司,没有任何办公场所,也没有任何员工。一名叫玛丽娜普西卢的塞浦路斯女人在公开注册档案中被写成是董事和股东,但她事后面对媒体明确表示自己只是名义代理人,但也拒绝说出究竟是谁在背后使用她的名义做事;
出资购买硝酸铵的钱则指向俄罗斯人格奥尔基哈斯瓦尼,以及叙利亚人伊马德库里和穆达拉尔库里。这几位大仙也都被美国指控是巴沙尔阿萨德的支持者并被制裁。
至于这艘船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去贝鲁特又要干嘛也众说纷纭:有些船员认为他们还要在巴林再停一下,也有些人认为他们会直接穿过苏伊士运河;去贝鲁特的原因,有些人说是船有机械故障,而包括俄罗斯船长鲍里斯普罗科舍夫在内的人则称,是船老板格鲁丘什金让他在贝鲁特再拉一批重型机械,以便能支付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钱。当然,也许是二者兼有之。
所幸这艘船进了贝鲁特之后,发生的事还是清楚的:船已经严重超载到连货舱盖都被压变形的程度,重型机械也不能用散货船运输,随后黎巴嫩港口官员认定该船不再适航,将该船扣下,并确认船上的硝酸铵总共是2755.5吨。同时该船也无力支付贝鲁特的港口费用,这成了不适航之外另外一条被扣下的罪名。
此时船上除了俄罗斯船长鲍里斯普罗科舍夫外,还有8名乌克兰水手。乌克兰使馆介入,很快遣返了5名乌克兰人,剩下的三人则和俄罗斯船长一起被留在船上照顾这艘船和货。船老板格鲁丘什金既然没钱支付港口费用,自然也没钱给船上的人付工资,这4位既挣不到工资,也没钱买票回国,黎巴嫩当局也因为船需要人照顾,禁止他们离境乃至上岸,便只好在船上挂大字报告地状求救:
在欠了船员20万美元薪水和港口将近12万费用,并根本没钱把罗索斯号修复到试航的程度的情况下,船老板格鲁丘什金宣布破产了事。成了亚细亚的弃儿的船长和水手就在这艘小船上被整整困了一年,只能靠善良的港口工作人员接济食物和饮用水,才没有渴死和饿死。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乌克兰政府和家属要求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遣返,这些人终于结束了这段悲惨的时光。
只剩下罗索斯号孤零零地停在港口。这艘没人照顾的船就这样慢慢锈蚀进水,并最终在18年左右沉入海里。船上的2755.5吨硝酸铵则在船员离开后被港务局卸下,存到了贝鲁特港的12号仓库里。
接下来我们需要先讲一点化学:
硝酸铵NH4NO3在低温下还是挺稳定的,而我们加热硝酸铵的话,具体会涉及一堆反应,但最主要的会是两个。它大致会在170度左右开始融化并触发第1个反应:
温度要继续上升到240度,则会触发第2个反应:
这两个反应虽然需要在一定温度下触发,但本身也是放热的,第1个反应摩尔反应焓变是-36千焦每摩尔,比较低,在硝酸铵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比如实验室制备一氧化二氮),反而需要持续加热才能保证反应稳定进行。但硝酸铵的量足够多,而散出去的热足够少,那么最初分解的那部分产生的热就会刺激更多的硝酸铵分解,并产生更多的热,就会形成一个类似链式反应一样的正反馈。这就是危险的开端。
第2个反应也是如此,而且产生的热量明显更多。更糟的是这个反应产生的生成物里有氧气,而这是助燃的。所以可想而知,如果周围存在一些可燃物的话,就在威力上获得了双重的加持:氧气的产生大大助力可燃物的燃烧,而可燃物的燃烧进一步促使硝酸铵分解。
这就可以做出很多炸药来。比如ANFO,也就是铵油炸药,就是将粒状的硝酸铵和燃油比如柴油拌在一起,柴油作为燃料,而硝酸铵则作为氧化剂。也可以再往里面再加点别的东西,比如水胶炸药之类的。
这种炸药军队是看不上的,但是却被广泛使用在工业和民用爆破中,同时也是恐怖分子的心头好——便宜,制造门槛极低。
即使不掺其他东西,只是纯硝酸铵也可以爆炸,核心就是上面两个反应式。这个威力相较于同样重量的炸药而言当然要低,但这意味着几百吨上千吨硝酸铵堆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隐患。
人类工业史上第一次吃这个亏德克萨斯城爆炸。当时的人们虽然已经普遍使用硝酸铵,但对于这个东西的危险性了解还是不足,交通行业更是少之又少。1947年,一艘货轮拉着2000来吨硝酸氨前往得克萨斯,船员在航行中便发现硝酸铵变得越来越热,这其实就是自分解的过程,但没有人意识到危险,最终在船到达港口后发生爆炸。
所以总而言之,硝酸铵不是军用炸药,甚至单独出现时不足以称之为炸药,但也确实是个危险物。因此如果要储存,仓库需要有温度烟雾压力等传感器,要有消防设施,要有人定期巡视,也要制定相关的预案,同时周围也严禁存放其他危险物质,最关键的是要尽快处理掉。
可是在贝鲁特港,这些都不会发生。
存放这批硝酸铵的12号仓库就是个铁皮棚子,除了能遮风挡雨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贝鲁特港也把各种各样的杂物堆到硝酸铵旁边,而在爆炸当天,靠得最近的其他货物竟是一堆烟花爆竹。至于什么定期巡检和安全预案,更是根本不用指望。
而至于后续的处理,则更是举步维艰。这是一个需要多部门协调的问题:司法机关扣押,港口当局储存,安全风险归安全机构管,如果要销毁需要联系本国的工业部门,转交军方需要军队同意,重新出售又要联系本国的商业部门和海关,等等等等。
而上文当中我们已经不难意识到:多部门协调是贝鲁特港乃至整个黎巴嫩最不可能的事。
港口、海关、安全局、军队都不止一次上报过这个情况,而且都明确的意识到了可能爆炸的后果。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跨部门的合作,所有人也只不过是说一说而已,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贝鲁特港务局局长被责成负责此事,但他拒绝,理由是事情的管辖权并不只是在港口那里。
到最后包括总统米歇尔阿隆和总理哈桑迪亚卜在内的人都知情了情况,但还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无论是退回给原货主还是就地销毁还是转交军方还是重新出售,全都被讨论过,但也全都只是讨论一下而已。货主萨瓦罗公司混乱的注册和资本关系以及船老板格鲁丘什金的破产自然也让处理难上加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硝酸铵渐渐变成了这样:
现在所缺的就是一颗火花。
20年8月4日,该来的终于来了:一批港口工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去12号仓库做一些维护工作,其中需要焊接。跑到烟花和硝酸铵的旁边动火,简直是疯了。具体做了什么已经没有证据,再去查证,但总之最终成功的引燃了周围的一些可燃物,可能是木头包装箱之类的吧,于是整个仓库立即起火。
此时时间大致是下午5:45左右。一开始人们只认为是普通的火灾,但很快人们便注意到火灾的颜色奇怪,白烟中透着棕色,这其实意味着燃烧产物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水蒸气,而不像石油燃烧那样含有大量的碳。随后大概晚上6:05左右,火灾烟雾中开始看到被点燃的烟花炸开:
此时硝酸铵已经在发生着上面提到的反应。随后便是:
爆炸相当于一次3.3级地震,也相当于广岛核弹的1/10当量,或者美军现役最大的GBU43炸弹的118倍。整个贝鲁特港被夷为平地,包括紧挨着的11号仓,这是一个储藏着10万吨谷物的粮仓,170万人的口粮瞬间灰飞烟灭,同时也包括大量的防疫物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空客公司的卫星航拍的对比:
冲击波让10公里外的贝鲁特国际机场的玻璃也被震碎,200公里以外的塞浦路斯也能听到爆炸声。官方统计有218人死亡, 7000多人受伤,并造成30万人无家可归。
但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件奇怪的事:FBI计算表明,实际上爆炸的硝酸铵只有大概552吨左右,也就是只有到港的2755.5吨的1/5。剩下的都哪去了呢?有人怀疑是被港内的人偷运走了,最终可能被送到了真主党或者其他组织手里。当然,万幸如此,甭管是谁把它们偷了,终究事实上干了一件好事。
事发后最初打算由黎巴嫩政府进行调查,但民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他们此时对政府唯一的期望就是不要再插手,不要让罪犯自己调查自己。最终在黎巴嫩政府邀请下,美国的FBI和法国介入调查。20名低级别官员被逮捕,但高官里甚至都没有被询问的。上文提到的早就知情的总理迪亚卜被指控玩忽职守罪,他最终辞职,但也没有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高官为此事付出民事和刑事责任,而且绝大多数受害者根本都没有得到赔付。
所以这就是定体问的价值:这是纯粹的人祸,而且个人哪怕竭尽全力,可能闯出这么大的祸吗?组织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所以能办成个人不可能办成的事,也能闯下个人不可能闯下的祸。
我们可以看到贝鲁特爆炸的根源在于黎巴嫩糟糕的政治组织,而欧尔班能够和别人一起把国家都揣到腰包里,归根结底也是他把系统改得能让他这样做。当然,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论这两个国家。只是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强调的:任何调查都不要仅局限于纯粹的个人层面,仿佛只是个别几个人就造成了问题。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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