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无锡离世。
受当时的环境限制,他走的时候,连一场正式的追悼会都没能举办。他的骨灰,被安置在无锡一间潮湿老旧的屋子里,锁在普通木箱里。
刘英心里压着两块石头:一是希望丈夫的骨灰能回到北京,二是盼着组织给他一个公正的定论。
哪怕处境艰难,张闻天生前就和刘英立下约定,两人身后所有存款全部上交,作为最后的党费。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刘英也托付给可靠的同志妥善保管,舍不得这些心血被埋没。
1977 年,刘英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向组织提出诉求,希望接回骨灰、举办纪念活动。
这件事推进得格外艰难,搁置了很久,一直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的大局面打开,事情才有了转机。
一开始,中央的方案是把几位老同志的追悼会合并办理。
陈云得知后,明确提出不同意见。
他说自己主持、念悼词都没问题,但张闻天必须单独开一场追悼会。
在我看来,这一步坚持,是整件事的关键。
合办追悼会,每个人的生平评价只能寥寥数语,笼统简略。
单独办会,代表中央要专门起草一份完整、正式的结论,对他一生的功过作出清晰定性。
为了守住这个原则,追悼会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数月。
定下日期之后,刘英念着陈云和张闻天几十年的革命情谊,提议由陈云宣读悼词。
陈云思虑再三,主动婉拒了,转而建议由邓小平来致悼词。
外人粗看,会觉得他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可细细品就能明白其中的分寸。私交再好,也不能让私人情谊盖过组织评价。如果由老朋友宣读悼词,难免有人会觉得这是老友之间的关照。
换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声,这份平反结论的权威性,才足够扎实,更能让所有人信服。
陈云和张闻天,都是从上海走出来的革命者。
故土相隔不远,一个在如今的浦东,一个在青浦练塘。两人先后入党,半个世纪风雨同舟。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陈云留下的会议传达提纲,都是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
他们的交情,是在生死关头一起扛出来的。
1979 年 8 月 25 日,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如期举行。
陈云主持,邓小平宣读悼词。
悼词明确认定,张闻天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正式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从遭受错误处理,等到这份迟来的公道,刘英足足等了二十年。
悼词里提倡的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放在拨乱反正的那个节点,有着沉甸甸的现实意义。追悼会后,中央启动《张闻天选集》的整理编纂,当年刘英冒险守护的手稿,成了最珍贵的原始材料。
陈云让出悼词的机会,不是不在乎老友,而是分得清私情和大局。
张闻天临终不忘上交全部积蓄,是一名革命者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这场迟到三年的告别,迟到的只是时间。
历史给出的评价,没有半点缩水。先辈们坚守的实事求是,还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格局,直到今天,依旧是我们前行的底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