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WHO文艺编辑部 李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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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WHO文艺编辑部 李觐

2026年10月初,本土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猫盟发文指出,甘肃黑河润电平山湖10万千瓦风电项目选址与兔狲栖息地高度重合,而该项目的环评报告却写着“无保护动物分布”。

猫盟在距离风机不足一公里的监测区域内,自2025年8月以来每个月都记录到兔狲活动。澎湃新闻随同猫盟现场观测,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草原雕,以及兔狲、赤狐、鹅喉羚等保护动物的影像。

10月19日,张掖市生态环境局甘州分局通报称用地不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红线范围内。同日,自然之友向法院申请诉前禁止令,但因法院要求提供财产担保,自然之友称“作为公益机构无力负担”,申请被驳回。

11月3日,自然之友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由甘肃省相关法院立案受理,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生态修复、赔偿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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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还只是一个标准的环境公益诉讼故事。民间机构发现环评疏漏,地方政府说不在红线内,法院按程序立案。兔狲是真实的,风机是真实的,环评报告里“无保护动物分布”那句话与现场影像之间的裂缝也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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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自然之友自己公布的2024年度工作报告,把另一条线索也摆到了明面上。

报告“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一栏写得清清楚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3623300元,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2132220元,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1813259.53元,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英国)北京代表处1600000元,匿名爱心人士1000000元,爱德基金会720000元,北京险峰长天公益基金会600000元,合计11488779.53元。资金来源分类项下,境外NGO境内代表机构捐赠总额7508182.63元,捐赠方为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社区伙伴、能源基金会。

这份报告的落款盖着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清晰可见。数字不是自媒体推算出来的,是机构自己审计、自己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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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询相关境外资金这条线时,发现英国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在北京设有代表处,长期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合作运作“环境损害鉴定公益基金”,专门资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鉴定费无法落实的案件。但该协会支持的“环保民间组织法律能力建设资助计划”有一句明确的限定:受资助方不得将资助款用于具体案件的诉讼业务,包括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鉴定费以及为具体案件发生的差旅费。这意味着160万元的捐款在账面上不能直接变成张掖风电案里的一纸诉状,但它可以变成机构能力、法律工具训练、议题孵化空间和人员班底。诉讼的子弹不一定是这颗钱直接买的,枪本身却是在这条资金链上磨出来的。

截图来自“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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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来自“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主页

资助它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武汉大学杨景媛事件中“大放异彩”的福特基金会

自然之友2024年度报告的大额捐赠人名单里没有直接出现“福特基金会”五个字。但名单上排名第三的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之间存在一条不需要绕太多弯就能抵达的通道。联劝2019年的“U泉计划”第二期公告写明,该期计划“将联合福特基金会资助10家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在公告中的介绍是“美国第三大私人基金会”。用联劝的英文名“Shanghai United Foundation”检索福特基金会的拨款数据库,同样能找到对应的条目。捐款从福特到联劝,从联劝到自然之友,在法律形式上每一步都是独立的境内转账,在资金谱系上却是一条连续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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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1936年由亨利·福特及其子埃德塞尔·福特创立,1950年起独立于福特汽车公司,资助领域明确涵盖“司法改革、生殖健康、环境与发展、公共政策研究”等方向,1979年开始在中国资助项目,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是首家在京设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2002年《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记录了一个当时的官方判断: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中国各种机构1300万美元,其中多数为民间组织,而民政部官员承认,由于法律缺失,对外国机构的管理“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甚至“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隐患”。二十多年过去,管理框架逐步建立,境外NGO境内代表机构的活动被纳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轨道,但资金流向和议题塑造的深层逻辑并没有因为登记备案就自动消失。

图片来自“潮派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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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法学和司法领域的深耕,是有公开学术记录可查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它支持中国若干所大学培养经济学和法学教师队伍,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俊福法学教授的根本原因,如劳某某,赵某,莫某某和罗某。

1986年到1988年间,福特基金会在与中国相关的活动上投入超过800万美元,其中包括法学领域;有统计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100个经济学家中有50个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它支持的对象明确包括“司法改革等领域的研究中心、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一个把“司法改革”写进核心资助清单的基金会,在中国环保公益诉讼的制度空间里持续投入,培养出来的机构用诉讼方式介入具体建设项目,这中间的逻辑链条不需要阴谋论来填充,它本身就是公开的资助战略所指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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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自然之友并不是今天才和境外资金站在一起的。梁从诫1994年创办自然之友时,这家机构就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梁从诫2007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极其坦率的话:“自然之友作为非赢利性组织,几乎所有的运作资金都来自国外团体的资助。”学者研究的数据也印证了这条路径:2005到2006年,自然之友60%的运营资金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2006年总收入逾204万元,其中国际机构提供的资助或项目经费超过119万元,占总收入的58.5%。从梁从诫时代到2024年度报告,境外资金在自然之友收入结构中的绝对占比或许有起伏,但境外基金会始终是这家机构账本上最稳定、最大额的那一栏。云南曲靖铬渣案、绿孔雀案,这些让自然之友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赢得声名的案件,确实有本土律师、本土科学家和本土志愿者的巨大付出,但支撑机构持续运转、持续雇佣专业人员、持续在法庭上出场的财务底盘,从一开始就带着境外基金会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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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风电案中,自然之友说它“无力负担”诉前禁止令的财产担保。一个年度大额捐赠收入超过1148万元、境外NGO代表机构捐赠超过750万元的机构,在面对法院依法要求的担保时说自己拿不出钱。这说明自然之友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项目制的钱,是指定用途的钱,是基金会拨款的钱。它可以花几十万养一个法律团队,可以花几年时间打磨一个诉讼策略,却很难从账上灵活抽调一笔担保金去和法院的保全程序对接。这种财务结构决定了它的行动节奏:项目周期由资助方设定,议题优先级受资助方战略影响,诉讼选择在“能做”和“被期待去做”之间往往偏向后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方向包括“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基础能力”,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做的是环境法律能力建设,能源基金会做的是气候行动计划和政策推动。自然之友在张掖风电案中提起的诉讼请求,从停止侵害到生态修复到公开道歉,每一条都精准落在这些资助方长期耕耘的制度工具箱里。这不是说诉讼本身是错的,兔狲的栖息地需要有人去守。需要被看见的是,守兔狲的人站在谁的账本上,以及那个账本的主人希望在中国环境治理的版图上画出什么样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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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局的通报说项目用地不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红线范围内,自然之友和猫盟说环评漏掉了兔狲和草原雕。但这个机构的年度报告不会撒谎,它盖着公章,签着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把洛克菲勒、能源基金会、克莱恩斯和联劝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在那里。

保护兔狲不需要先查户口,但当保护兔狲的机构在法庭上代表“公共利益”说话时,公众有权知道,这个“公共利益”的话筒,电线接在谁家的插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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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会在中国环保领域的参与,过去几十年里不是没有产生过正面效应。梁从诫那一代人用境外资金撬动了中国民间环保从无到有的过程,云南铬渣案的受害村庄确实等到了法庭上的对手。这些都是历史。但历史不自动为今天背书。当一个机构的资金结构长期以境外私人基金会为最大单一来源,当它的核心资助方把“司法改革”和“环境公益诉讼能力建设”写在同一份战略清单上,当它在一个具体风电项目上的诉讼时机与资助方的议题节奏呈现出可辨识的同步性,再用“民间”“公益”“独立”这些词去描述它,就是在用修辞覆盖账本。张掖的风机还在那里,兔狲的洞穴还在那里,法院的案号也已经生成了。自然之友可以继续在法庭上主张它的六项诉讼请求。但这家机构自己公布的那张捐赠收入表,和那张表背后从福特基金会到联劝再到自然之友的通道,不应该在讨论兔狲的时候被悄悄折叠起来。一只兔狲的栖息地值得保护。一个用境外基金会的钱在中国环境司法领域持续提起诉讼的机构,它的来路和去向,同样应该被审视。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