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活捉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中将师长张辉瓒。张辉瓒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红军原本计划按政策处置、争取利用他做统战交换,并非打算处决。但公审现场情绪失控,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被群众处决,事后引发国民党方面残酷报复,也不利于红军瓦解敌军、争取俘虏,党和红军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固化了优待俘虏、依法依规处置、把群众情绪和政策策略分开的原则,完善俘虏政策、纪律规范 。

放到今天网络舆论治理上,面对一些网民大小事情,甚至捕风捉影,动辄举报的情况。我们不能放任,应该正确对待。因为民愤不等于裁决,舆论呼声不能替代法治程序。群众的愤怒情绪值得共情,但情绪本身不能代替调查、证据、法定处罚。网络上一边倒的呼声、道德审判,没有资格直接定性、定罪、施加惩罚,任何处置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走程序,不能被汹涌舆情裹挟,搞“舆论私刑”。

要区分情绪表达和决策执行,做好情绪疏导而不是简单迎合。群众有表达愤慨的权利,但治理要保持战略定力。单纯顺着激烈情绪做决定,短期看似顺应民意,长期容易带来连锁负面代价,激化对立、压缩回旋空间。要搭建理性发声渠道,引导大家把诉求落到合法渠道,而不是放大对立情绪。

警惕群体情绪的极化效应,因为网络空间容易形成情绪共振、从众极化,和当年公审现场的群体氛围有相似之处。个体理性会被群体情绪冲淡。平台和管理要及时阻断谣言、煽动性内容,防止舆论演变成“喊打喊杀”的集体讨伐,守住理性边界。

政策要稳定、规则要清晰,不能随舆情摇摆。正是吸取了这次教训,红军把优待俘虏、宽待俘虏制度化。今天同样如此,法律、制度标准是稳定的,不能热门舆情来了就从严、热度退去就放宽,稳定的规则预期,才是长久公信力的根基。

共情群众诉求和坚持原则底线是统一的。不是无视群众的感受,而是既要倾听、回应合理诉求,又要守住法治底线,引导大家认同:正义要以合法、有序的方式实现,私刑式的快意,最终往往会反噬秩序本身。

概括来说就是,尊重民意,但不被舆情绑架;正视民愤,但坚持法治定分止争,把情绪归情绪,把裁决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