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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没设锁屏密码的手机,七笔共计2000余元的微信零钱消费,让两名年过六旬的老人卷入一起刑事案件。近日,崇明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捡拾手机后盗刷微信钱包零钱”的案件:一位老伯捡到手机后,叫来朋友帮忙,通过出示微信付款码的方式多次消费。本以为是“捡来的便宜”,到头来却触碰了刑事法律的红线。

案情回顾

2026年6月,吴老伯外出时不慎丢失手机,当时并未察觉。不久,陈老伯路过手机丢失处,捡到了这部手机。手机没有锁屏密码,微信又处于登录状态,他随手点开微信,看到账户里四万余元的零钱余额。一时贪念作祟,他没有联系警方或寻找失主,而是打起了用这笔钱消费的主意。

因为不熟悉手微信付款操作,陈老伯当即联系了同村好友沈阿姨,称自己不会用手机付款,请她帮忙操作,一同上街购物。沈阿姨得知手机是捡来的,这笔钱并非陈老伯所有后,曾出言劝阻,但架不住陈老伯再三劝说,她又觉得帮忙出示手机付款码不算“偷”,最终同意陪同前往。

当日中午,短短两个小时里,两人骑着电瓶车辗转3家商铺、2家超市,先买皮鞋、衣裤“置换行头”,又买食品、烟酒。沈阿姨拿着捡来的手机,逐一向商家出示微信付款码完成支付,前后共计盗刷吴老伯微信零钱2000余元。购物结束后,陈老伯将一箱牛奶和几根香肠塞给沈阿姨,算作这次帮忙的“答谢”。

直到当天傍晚,吴老伯回到家才发现手机不见了。四处翻找无果后,他赶忙前往营业厅挂失并补办了手机卡。等他重新登录微信,赫然发现微信零钱少了两千多元,七条消费记录对应的店铺自己从未去过,吴老伯随即报警。警方顺着消费记录调取相关商户的监控视频,很快就锁定了陈老伯与沈阿姨的身份,并将二人抓获。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考虑到两名涉案人员均系老年人,分别引入“银龄调解员”和“银龄听证团”机制:在赔偿谅解环节,听取双方意见,由银龄调解员见证,促成双方达成赔偿谅解;在公开听证环节,为保障司法公开、强化释法说理效果,邀请“银龄听证团”参加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围绕“捡拾手机后盗刷微信零钱为何构成盗窃罪”“帮忙出示付款码为何构成共同犯罪”等问题,以专业视角开展释法;银龄听证员以同龄人视角温情说理。陈老伯、沈阿姨当场提交悔罪书表示悔意。

听证结束后,崇明区检察院依法对陈老伯、沈阿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同步将二人的行政违法线索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受邀参会的银龄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处理既守住了法律底线,也兼顾了老年群体的认知特点与案件实际,司法温度直抵人心。

检察官说法

误区一:捡来的手机,花里面的钱不算盗窃×

移动支付时代,手机不再是“一个装东西的盒子”,打开别人的付款码去消费,就跨过了法律的红线。在失主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付款码秘密消费他人财产,本质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误区二:只是帮忙,没拿多少好处就不算犯罪×

本案中沈阿姨一开始还劝阻过陈老伯,碍于情面帮忙操作付款,最后也只分到了少量食品,未认识到自己构成犯罪。刑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应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沈阿姨明确知晓手机是捡拾所得、账户资金并非陈老伯所有,仍多次协助完成付款操作,为盗窃行为提供帮助,属于盗窃罪的共同犯罪,需要对全部盗刷金额共同负责,分赃、获利多少不影响罪名的认定。

误区三:检察院不起诉,就等于没有任何法律后果×

“不起诉”不等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陈老伯、沈阿姨的盗窃行为同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启动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移送行政违法线索,行为人仍将面临行政处罚。

检护银龄·生活小提示

老年人是智能手机使用的弱势群体,在享受着电子支付的便捷性的同时,往往是此类案件的受害对象。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

1.密码防护不能少:务必为手机设置锁屏密码,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支付密码;尽量关闭小额免密支付功能,确需开通的,将免密额度调至最低。

2.丢机先做止损操作:发现手机遗失,及时挂失手机号并补办手机卡,寻求亲友帮助冻结或重新登录微信、支付宝等账户,不要因忙于找手机而耽误了资金防护的最佳时机。

3.拾得财物及时归还:捡到他人手机、钱包等物品,及时联系失主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不碰里面的钱款,不试里面的密码,不帮别人“操作一下”,贪小利而触犯法律,得不偿失。

守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是“检护银龄”工作的应有之义。

原标题:《捡到无密码手机后,拉上老朋友去消费,这不是“捡便宜”,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