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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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体认语言学理论,以西南地区(云、贵、川、渝)92908条山系地名为语料,系统考察其生成机制与认知特征。研究发现,西南山系地名的形成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路径。命名者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提取最突显的知觉特征作为认知域,并结合文化体验对山系地名进行命名。分析表明:转喻是地名生成的主要认知机制,其主导地位源于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的驱动,即命名者倾向于以最低认知成本选取突显度最高的转喻源完成编码;转喻子类之间的频率差异则进一步受认知突显度层级的制约。为体认地名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规模语料支撑,并揭示了地名作为空间认知和文化记忆符号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体认地名学;西南地区山系地名;命名机制;转喻;隐喻
地名作为人类语言与地理环境交互的产物,其命名机制一直是语言学、地理学及认知科学关注的焦点。传统地名研究多侧重于历史文献考证与语源分析,难以揭示命名背后的心智机制,但体认语言学为地名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概述
体认语言学由王寅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语言源于“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加工过程,突出“体”(身体体验)与“认”(认知加工)的辩证统一,同时批判西方身心二元论,主张语言是人对世界互动体验与心智加工的产物,且逐渐向翻译学、修辞学、教学法等领域拓展,并在构式语法、概念整合、转喻与隐喻机制等方面形成系统研究。
在转喻与隐喻研究方面,王天翼等人提出“命名转喻观”,指出命名本质上是一种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操作,体认差异是造成同名异实现象的主要原因。魏在江进一步分析了汉语成语与对言构式中的转喻理据,强调转喻思维在语言建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在隐喻研究领域,孙毅通过跨语言语料对比,揭示了身体经验与文化模型在隐喻生成中的双重作用。在上述研究中,转喻是同一认知域内的替代机制,即用一个突显的事物来指代与之相关的另一事物,前者称为转喻源,后者称为转喻目标;隐喻则是一种跨域映射机制,即一个认知域(来源域)的结构被部分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上,使目标域借由来源域得到理解。二者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修辞格,更是人类基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上述研究为地名命名机制的探讨提供了理论支撑。且随着体认语言学的发展,地名学研究领域已逐步形成体认地名学这一交叉方向。王天翼提出体认地名学的理论框架,认为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进行“体”与“认”双重加工的语言结果,突显与转喻是其核心机制。王天翼等人进一步指出,属加种差法是汉语地名命名的基本逻辑,通名定类、专名定位,体现了体认加工的结构特征。王天翼等人提出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系统归纳了7种转喻命名类型,为自然地名分析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庞陈婧彧基于1190条山水类景点名称,验证了身体与空间体验在命名中的优先突显地位。
尽管已有体认地名学研究在理论与个案层面取得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大规模语料的系统验证,多为理论推演或小规模分析;二是对“体”与“认”在自然地名生成中的具体分工尚不清晰,尤其是文化体验在“认”维度中的归属与作用机制未得到充分探讨;三是缺乏对特定区域、特定类型地名的系统体认分析。尤其在西南山系地名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具体用字或个案分析,尚缺乏关于西南地区山系地名的系统考察。
因此,我们以体认地名学为理论框架,以西南地区山系地名为语料,系统考察其体认机制与命名模式,分析知觉体验与文化体验在认知突显与转喻命名中的作用,以期为体认地名学提供实证支撑,深化对地名作为空间认知与文化记忆符号双重属性的理解。
二、
语料搜集与处理办法
本次研究的主体山系地名,以国家标准《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GB/T 18521—2001)中陆地地形大类下的分类体系为依据,是指与山地地貌相关联的地理实体名称,涵盖山地地貌、谷地地貌、平坝地貌、洞穴岩隙以及依附于山体的水域和植被等。在西南地区,上述地理实体以山为核心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地貌关联体,故将其统称为山系地名。我们以第一、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为数据基础,依据国家标准《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GB/T 18521—2001)进行逐条核查,最终筛选出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省及重庆市)山系地名92908条。
(一)通名分类
分析框架上,我们从“体”与“认”两个维度展开,“体”指命名者基于身体感官的物理环境感知;“认”则涵盖认知突显、转喻模式及社会文化经验,由此探讨西南地区山系地名的体认特征。我们认为,地名的形成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路径。其中,“体”重在身体力行,指命名者通过视觉、触觉、动觉等感官通道,对山体形态、空间方位、物产资源等物理特征进行直接的身体感知;“认”强调认知加工,包括命名者对感知信息进行认知突显以及融入社会文化经验的心智加工过程。基于此,地名可以被解析为一组认知域的组合,这些认知域对应于命名者所突显的感知或概念范畴。
在山系地名中,通名作为定类成分,反映了命名者对地理实体类型的认知归类。专名作为定位成分,突显了该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征。我们综合语料实际,将西南山系地名主要通名划分为3大类,具体如表1所示。这一分类体现了体认的双重作用:自然地理类通名指称山体、水体、植被等自然实体,反映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直接感知,对应“体”的阶段;人文地理类通名融入了生产生活、军事防御、宗教信仰等社会活动经验,反映出人类对环境的能动改造,这一过程在直接体验的基础上,融入了“认”的心智加工;地形部位类通名源于以人体为认知参照的空间投射,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转喻认知加工。
(二)语料描述
本次研究语料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认知域,指命名者所突显的感知或概念范畴。用英文字母进行标注,具体如表2所示。参考相关研究,我们对语料标注采用两个维度:其一,为认知域的本体类型,主要区分基本域、非基本域与域矩阵,用以说明某一要素属于何种认知范畴;其二,为认知域在地名结构中所承担的功能,主要区分侧显认知域与基体认知域,用以说明某一要素在地名中承担何种功能。前者指向范畴归属,后者指向结构功能。表2仅呈现命名要素在地名结构中的功能角色及其操作性编码,列出各类命名要素的编码类别与语料示例,为后文认知域频次统计和命名模式分析提供统一的标注依据。
通过分析语料库和总结以前学者关于认知域的研究,归纳出空间、温度、时间等基本认知域;数字、形状、位置等非基本域;以及由物理实体、历史人物等要素构成的域矩阵,具体如表3所示。所有认知域通过人体的知觉能力得以识别,主要依赖于视觉、触觉、动觉与本体感觉器。在分析地名语料时,认知域可进一步划分为侧显认知域与基体认知域。前者作为区分特征,用于识别基体认知域,后者则用于界定地点的所属范畴。在认知语义层面,侧显认知域由专名编码,标示该地理实体区别于同类其他实体的个体特征;基体认知域由通名编码,标示地理实体的类别归属。
认知域源于身体对外部世界的前概念体验。基本认知域源于直接感知经验,具有较强的不可分性;抽象认知域则由基本域组合而成;域矩阵则由物理实体、民族文化等多层要素构成。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C类标签与表3中的基本域分类指向不同的分析层面。表2是命名要素的操作性编码体系,C类是对颜色、声音、温度、形状、方位、大小、数量等要素在地名结构中所承担角色的统称,即它们在专名中通常作为对地理实体某一属性的分类性描述。表3则从认知域的本体归属出发,说明这些要素在人类知觉系统中各自对应何种感官通道,例如颜色依赖视觉系统,温度依赖触觉系统,大小依赖视觉与本体感受器官等。二者一为功能编码,一为范畴归属。
三、
西南山系地名的体认机制分析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源于“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依赖视觉、触觉、动觉等感官通道即可直接获取的信息,其认知加工成本最低;需借助集体记忆、文化认同或社会关系网络识别的信息,其认知加工成本则相应递增。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我们提出“体认梯度”这一分析框架,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不同认知域依据其与身体经验的距离远近,在被突显并编码为地名时呈现出系统性的频率递减规律,即与身体直接感知越近的认知域,被选取为命名要素的概率越高;需要更多文化认知加工介入的认知域,被选取的概率则相应递减。
这一梯度假设对语料分布具有明确的预测方向。在认知域频率上,空间域与物理实体域等依赖直接感官的认知域应位居前列;在命名机制上,认知操作发生于同一认知域内部、无需跨域映射的转喻型命名应占据主导地位,而需建立跨域系统映射的隐喻型命名占比应最低;在命名模式上,以直接可感知物(O域)为侧显认知域的组合模式高于以文化关联要素(E域)为侧显认知域的组合模式;在转喻子类内部,转喻源与地理实体邻近关系越直接的类型,其出现频率应越高。后文的统计分析将逐一检验上述预测。
基于自建的语料库,我们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西南地区山系地名的生成机制。下文将围绕“体”和“认”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西南地区山系地名的体认特征。
(一)知觉体验的突显
语言学者根据地名的内涵提出了地名应该包含的5个要素:形、音、义、位(位置)、性(类型)。前3个要素是每个汉字普遍具有的,后两个是地名特有的,如我国的“山东省”“湖北省”等就表明了地理方位。
汉语地名在结构上通常由通名与专名两部分组成。通名标示地理实体的类别,起到定类的作用;专名标示该地理实体区别于同类其他实体的个体特征,起到定位的作用。专名所编码的要素即为该地名的侧显认知域,它体现了命名者在众多可感知特征中优先选择的那一个;通名所编码的类别信息则构成基体认知域。侧显认知域的感知和选择由知觉体验与文化体验共同决定。人的知觉体验顺序,基本决定了侧显认知域感知和选择的顺序。通过对西南地区92908条山系地名的统计与分析,我们总结出其中各类认知域频次及示例的相关情况,具体如表4所示。
语料库数据显示,西南山系地名中空间与物理实体两大认知域的合计占比高达55.61%,突显频率最高。这表明,“身在何处”的空间定位与“有何可用”的物理实体信息构成了命名实践中认知突显最优先的两个维度。“嘴”“头”“顶”这些源于人体部位的隐喻,是将身体投射于地理实体的典型例证。山体的突出部被称为“嘴”或“头”,最高点被称为“顶”,这种命名方式直观反映了以身体为参照系的空间认知模式,使得抽象的地理位置变得可知可感。西南地区山系地名中展现的空间域,将自身身体的体验和认知投射到宏观的地理实体,是一套基于身体体验的的命名系统。
物理实体类地名的命名选择了当地生态中显著或具有功能性的物产作为依据,如“松林坡”“盐井沟”。此类地名不仅反映了所在地的自然特征,也承载了区域的物产记忆。被命名对象或具备强烈的可辨识度,或在人类生计中具有重要功能,因而成为语言符号层的表征。可以说,这类地名是以用为名的产物,凡在生计中显要之物,便容易被语言标记,留存在地名中。
动作域地名在整体语料中约占9%,经细分,人类动作类地名(专名含“耕、打、烧、垦、种、采”等)共3214条,占动作域总数的38.4%;自然动作类(专名含“滚、崩、塌、陷、涌、流、飞”等)共5146条,占61.6%。人类动作地名高度集中于川黔地区,与明清军屯、民屯的历史分布基本吻合。其命名逻辑,是集体历史记忆通过身体行为对环境进行的改造。自然动作地名,如“滚石坡”“涌泉山”,则通常指具有突发性与高冲击力的自然事件,如滑坡、地震,这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是一种将灾难转化为警示的文化策略。总体而言,动作域地名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以动词性语素直接记录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将动态事件固化为空间指称,从而承载了地方环境被改变与塑造的历史信息。
综上所述,空间域(27166条,29.24%)与物理实体域(24503条,26.37%)以合计55.61%的占比位居前列,表明命名者在山系地名的知觉加工中最先捕捉的是“身在何处”与“有何可用”两类信息。形状域(9290条,10.00%)与动作域(8360条,9.00%)构成次一级突显层,合计占比19.00%。上述四类认知域合计占全部语料的74.61%,近四分之三的西南山系地名由身体可直接感知的要素命名。相比之下,民族文化域(4645条,5.00%)、真实或历史人物域(3716条,4.00%)、情感域(939条,1.00%)、时间域(930条,1.00%)等依赖文化认知加工的认知域合计仅占15.00%,其频率随认知加工复杂度的增加而递减。这一分布格局与本章开头提出的体认梯度假设的预测方向一致,即与身体直接感知越近的认知域被选取的概率越高。整体而言,知觉体验的突显顺序对地名词汇层的选择次序有重要影响,而这一选择又始终受制于西南山区多山、多林、多物产的具体地理语境,从而使地名成为身体感知与环境现实交汇的语言产物。
(二)文化体验
侧显认知域的选择与文化体验也有重要联系。据Panther与Radden的研究,个体在选择认知域时同样遵循文化偏好原则,即更倾向于采纳传统而非非传统的选项,优先考虑重要而非不重要的因素,更青睐常见而非罕见的概念,偏好理想而非非理想的方案,倾向于基本而非非基本的构念。我们借鉴这种文化偏好原则,并结合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语料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发现西南地区山系地名的文化体验呈现出多民族文化层叠、宗教信仰多元共生、历史记忆深刻烙印的鲜明特征。
1.多民族文化的层叠与交融
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其地名是不同民族在地理空间上层叠造成的。量化分析显示,具有显著民族文化印记的地名在语料库中占比5%。数据库统计显示,少数民族语地名共涉及37种语言,其中傣语地名数量最多,共计667条,占少数民族语地名总数的14.36%,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民族语地名的遗留,如源自彝语的“箐”,指树木茂盛的山谷,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这表明,当地原住民对“森林山谷”的认知,已浓缩成本族语的地名。壮侗语地名“弄”(或写作“峒”),指山间盆地、坝子,在广西、贵州等地常见。这些非汉语源的地名,是原住民族文化体验的活化石,体现了其基于独特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形成的分类与命名系统。
民族语地名不仅在词汇层面保留了少数民族的语言特征,其内部结构亦反映出与汉语不同的语序特征。汉语地名属于SVO型语言;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则呈现SOV结构,如傣语地名“帕钻”,“帕”意为岩石,“钻”意为狭窄,整体义为“狭窄的石岩”,其语序为“中心词+修饰语”。又如彝语地名“说紫字”,“说紫”指松树,“字”为砍伐之意,直译为“砍松树之山”。汉语地名倾向于先定类后定位,强调范畴归属;少数民族地名则往往先突显具体特征或行为,再补足地理类别,反映出另一种认知路径。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上汉族移民的迁入,以“龙”“凤”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符号开始与西南地貌广泛结合,产生了大量的“龙山”“凤凰岭”等地名。在西南地区,“龙”常与“洞”“潭”结合,形成“龙王洞”“黑龙潭”这类地名。这一命名现象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文化中龙掌管水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又呼应了当地喀斯特地貌中洞穴、深潭等水文景观,体现了普遍信仰与地方特色的融合。
2.宗教信仰与民间传说多元共生
地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符号,也承载着命名群体的信仰观念与文化认知。以“寺”“庙”“观”“庵”等宗教场所为通名的地名广泛存在,如“观音寺”“老君庙”“三清观”“白衣庵”等。这类地名在语料中分布密集,尤其如“老君山”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省重复出现,形成跨地域的命名共鸣,揭示出道教信仰在西南地区深远的传播力。
命名者将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宗教建筑作为地理实体的突显标识,以宗教建筑代地点的转喻方式完成指称。主要原因是宗教场所往往居于聚落或山地的核心位置,在视觉和文化心理上均具有较高的突显度,因而容易被选作命名依据。通过将信仰空间融入自然地貌,地名不仅实现了地理指称功能,也使地方景观获得了超越物质层面的文化意义。
3.历史记忆与生存实践的深刻烙印
地名往往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开发历史与生存记忆。在语料库中,“屯”“营”“堡”“关”“哨”等通名频繁出现,展现出明清时期以军事屯垦和边疆防御为核心的体系网络。这些地名不仅反映出国家力量向边疆的推进,也在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它们的命名也遵循重要事物优先命名的文化逻辑,突显了人们对关键地点的高度重视。
而“盐井坝”“铁厂沟”“炭山”这类地名,体现出当地的经济功能和自然资源。这种命名方式不仅来源于人们对显著物产的高度关注,也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文化偏好,即把当地核心的经济价值作为命名的首要依据,从而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以上3类地名均属于需要借助集体记忆或文化认同才能识别的认知域,其突显度低于物理实体域与空间域等可直接感知的认知域,频率也相应偏低。这一频率对比再次印证了体认梯度,感官可直接获取的认知域优先进入命名系统,文化认知域在自然特征不足或社会标识需求突出时才被调用。在西南地区宗族聚居传统深厚、民族语言交汇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文化认知域虽频率较低,但其命名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们填补了自然特征同质化地区的区别性空缺,承担着社会身份标识与历史记忆传承的功能。
四、
体认整合与命名模式
在分别探讨了知觉体验的突显与文化体验的渗透之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分散的认知域是如何被整合并固化为一个具体地名的。本节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从认知机制层面,考察地名命名中转喻、隐喻与直描3种操作方式的分布;其次,从组合结构层面,考察侧显认知域与基体认知域的具体组合模式及其频率特征。
(一)命名的认知机制分布
将这种认知机制引入地名分析,首先需要明确命名方式的操作判定标准。我们依据认知操作层面的本质差异,将地名命名机制划分为转喻型、隐喻型和直描型3类。其中,转喻型命名的判定标准为,专名所指称的要素须与山系地理实体处于同一认知域,并与之存在现实的邻近关系,如物体存在于该地、人物居住于该地、事件发生于该地。专名据此以该邻近要素指代整体地理实体。隐喻型命名的判定标准为,专名所引入的概念与山体地理实体分属不同的认知域,二者之间不存在现实的邻近关系,而是基于形态或功能上的相似性建立跨域映射。直描型命名的判定标准为,专名直接编码山体地理实体自身固有的、可直接感知的分类性属性,如颜色、大小、方位。既不涉及域内其他实体的替代,也不涉及跨域映射,而是对属性的字面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直描型与转喻型中属性代地点这一小类的区分。二者的差异在于转喻型的属性代地点涉及评价性或主观感知,如“斯黎湾”中斯黎指秀美,是命名者对山湾整体面貌的主观审美评价,这一评价性属性被凸显出来代替了地理实体本身,具有明确的以属性代实体的转喻操作特征。而直描型的属性编码则是对客观可测量属性的直接标注,如“黑垭口”中的“黑”是对土质颜色的客观描述,它们的功能是限定和修饰地理范畴,而非以某一属性替代整体实体。简言之,前者的认知路径是属性→实体的替代关系,后者的认知路径是属性+范畴的修饰关系。依据上述标准,我们对92908条西南地区山系地名逐一标注,得出如下结果。
1.转喻型
转喻型命名,是指地名直接提取山系地理实体上的局部构成或空间特征,以同一认知域内的某一突显侧面来指代整体的地理实体,其认知逻辑体现为部分代整体。在这一认知逻辑框架下,依据转喻源的性质差异,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5个小类。(1)事件代地点,即以与该地密切相关的事件来命名地理实体。根据事件的真实性,又可分为据实事件命名与传说事件命名。前者如“堕石岩”,因该处岩石时常崩落的自然现象而得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提取;后者如“飞仙岩”,源于仙人托梦修庙的民间传说,是对地方集体记忆中突显叙事的提取。(2)所有者代地点,即以与该地存在所属关系的人物来命名,通常以姓氏形式显现。其得名依据或为该地聚居人口最多的家族,或为历史上拥有该片土地的宗族。例如“叶家梁子”,因叶氏久居此地而得名,以居住者的姓氏转喻整个地理实体。(3)物产代地点,即以该地盛产或广泛种植的物资来指代整个地理实体。例如“桑树垭”,因该垭口种植大量桑树而得名。(4)邻近参照代地点,即借助与该地相邻的其他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来命名。例如“中间塝”,因其地处白朗村与鸡鸣村之间而得名,以周边参照物的空间方位关系来界定该地。(5)属性代地点,即以地理实体自身某一突显属性(如形态、色彩、美感等)指代整个实体。例如“斯黎湾”,意为山湾非常秀美,以外观审美特征作为转喻源来命名该地。
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转喻型命名共计82187条,5个子类的频率分布如下:物产代地点32874条(占转喻型总数的40.00%),所有者代地点23819条(28.98%),邻近参照代地点12328条(15.00%),事件代地点9041条(11.00%),属性代地点4125条(5.02%)。物产代地点与所有者代地点合计占转喻型命名的68.98%,二者的转喻源均具备持续可感知、与生计高度相关的特征;事件代地点占比仅为11.00%,其转喻源为动态事件过程,感知持续性与稳定性均弱于前两者。这一子类频率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与第二章提出的预测方向吻合,即转喻源与地理实体邻近关系越直接的类型,其出现频率越高。
2.隐喻型
隐喻型命名,是指专名通过跨域映射,将其他认知域的概念投射到山系地理实体上,其映射基础是形态或功能上的相似性联想。依据来源域的不同,这一类型可分为以下两类。(1)形态相似型隐喻,即命名者通过观察地理实体的外部轮廓、局部形态或整体意象,将其与经验中相近的对象建立映射关系,并以该对象名称命名地理实体。其来源域既包括现实世界中可感知的具体事物,如植物、动物、建筑物、人造物及自然物质等,也包括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形象。前者如“螺丝坎”,因山坡形态酷似螺丝的旋转纹理而得名;后者如“凤凰山”“黑龙潭”等,则借助“龙”“凤”等文化意象对地理实体进行投射。(2)人体隐喻型,即将人体作为来源域,把人们对自身身体结构的认知经验系统地投射到山系地理实体上。这一类体现了体认语言学的“近取诸身”。在本文语料中,高频出现的人体部位词包括“头”“脑”“顶”“脚”“嘴(咀)”等,其映射关系呈现清晰的系统性:其一,“头”“脑”“顶”位于人体上方,投射到地理实体上则指代山体的高处或顶部,如“凤凰头”“大山脑”“山皇顶”等;其二,“脚”位于人体下方,投射到地理实体上则指代地势较低的山脚区域,如“岩脚”“石人脚”等;其三,“嘴”“咀”为人体面部突出的部位,投射到地理实体上则指代山体中狭窄尖峭的凸出部分,如“老尖嘴”“中咀塝”等。由此可见,人体隐喻在地名命名中并非零散的个别类比,而是一套基于身体空间经验的系统性映射机制,命名者借助对自身身体的熟悉,将身体部位的空间方位与形态特征有序地对应到地理实体的不同部位上。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隐喻型命名共计2785条,占全部山体地名的2.99%。尽管数量远少于转喻型命名,但其认知机制所体现的跨域想象力与身体经验的系统投射,仍是山体地名命名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
3.直描型
直描型命名,是指命名者直接提取山系地理实体自身固有的客观可感知属性进行描述,以属性+范畴的修饰方式完成命名。在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此类命名体现了人类最基础的范畴化方式,即对颜色、大小、方位等分类性信息的直接识别。根据对数据库的分析,直描型命名主要集中在大小、方位和颜色3个维度。在大小维度上,命名者以山体的相对规模、宽度、高度或体量为依据进行描述。例如,在大小维度上,“小包”因其山包地形规模较小而得名;“丈八沟”则因沟壑宽度约有一丈八尺而得名,二者均通过量化或相对大小的直观感知完成命名。在方位维度上,命名依赖于该地理实体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空间相对位置。例如,“对门包”因其位于村子正对面而得名,以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空间方位关系作为命名理据。在颜色维度上,命名直接提取其色彩特征。例如,“黑孔”因洞穴较深且内部黑暗无光而得名;“黑垭口”则因垭口处土质呈现明显黑色而得名。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直描型命名共计7936条,占全部山体地名的8.5%。虽然占比相对较低,但此类命名因其直观性、低认知负荷,成为山体地名系统中基础且稳定的组成部分。它与转喻型和隐喻型共同构成了当地居民认知与命名山系地理实体的机制,其中直描型体现了最接近字面意义的直接描述,而转喻与隐喻则分别代表了域内凸显和跨域映射的更高阶认知加工。
综上可知,转喻的主导地位(88.5%)可从信息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加以解释,即命名者在完成地理实体的语言指称时,倾向于选择认知加工成本最低且信息效率最高的编码方式。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认知操作的复杂性差异。转喻的认知操作发生在同一认知域矩阵内部,命名者只需在已有的邻近关系中选取一个突显要素即可完成指称,不涉及域与域之间的结构映射。相比之下,隐喻需要建立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其认知加工步骤更多、抽象程度更高。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已表明,转喻在单一认知域内进行映射,省去了跨域投射的步骤,这为转喻在命名实践中的优先性与高效性提供了佐证。
二是转喻源的认知突显度层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转喻子类之间的频率差异,这是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在子类层面的具体体现。5个转喻子类同属域内操作,认知加工成本相近,造成频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转喻源本身的突显程度。一个转喻源能否被命名者持续直接地感知,以及它与命名者日常生计的关联是否紧密,共同决定了它在认知场中的突显高低。物产代地点与所有者代地点频率最高,是因为物产常年可见于山地环境,可通过视觉直接感知,无需借助记忆重构。姓氏作为宗族社会的核心身份标识,在聚居社区中长期稳定、反复激活。二者均具备持续可感知、与生计高度相关的特征,在命名者认知场中的突显度最高,附载信息量最大,所以被优先选取。事件代地点频率相对偏低,原因是事件发生后随时间消逝,命名者无法通过当下感官直接获取,依赖集体记忆重构事件情节才能完成指称,其可感知性与稳定性均弱于物产与姓氏,信息效率相应偏低。这一突显度梯度与频率梯度的同向对应关系,在语料层面为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是信息效率视角解释了转喻相对于直描的数量优势与子类内部的频率分层。直描型命名如“大山”认知操作最为简单,但一次编码仅传达单一属性信息,信息效率有限。转喻型命名如“松林坡”通过提取物产信息指称地点,使接收者在识别地理位置的同时获取环境与资源信息,实现一次编码、双重信息的功能效果,在认知省力与信息效率之间取得最优平衡,这解释了转喻在数量上远超直描型的原因。在转喻内部,突显度高的转喻源,如持续可感知的物产、长期稳定的姓氏,不仅加工成本低,且能附带传递环境、社会等多维信息,信息效率明显优于突显度较低的转喻源。突显度梯度与信息效率梯度的叠加,共同形成了转喻子类频率由高到低的分层格局。
可见,转喻在本语料库中的主导地位主要归因于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在命名认知机制层面的驱动作用,即命名者优先选择域内操作成本最低的转喻机制完成指称,并在转喻内部进一步优先选取突显度最高、信息附载量最大的转喻源。
(二)命名模式的组合结构
上述认知机制通过侧显认知域与基体认知域的具体组合得以实现。侧显认知域编码该地理实体区别于同类其他实体的个体特征,基体认知域编码地理实体的类别归属,二者的组合便形成命名模式。结合表2的认知域分类,我们通过穷尽性调查,发现本语料库内共有317种命名模式。其中,占比超0.40%的24种高频命名模式,具体如表5所示。其余模式因占比过低,不再逐一列举。
从表5可以归纳出两个总体特征。其一,双成分模式占主导地位。前24个高频模式中,21种模式由两个认知域组合而成,单成分模式(如O、I、F)仅占极少数,这表明命名者倾向于以“一个侧显认知域+一个基体认知域”的最简结构完成命名,体现了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在认知域组合层面的运用。其二,侧显认知域的选择呈现出知觉体验优先,文化体验补充的特点。以O(物理实体)为侧显域的OI、OG、OP3种模式合计32419条,占总语料的34.9%;以F(人物)为侧显域的FI、FP、FG3种模式合计23090条,占24.86%。二者之和占比超六成,构成命名系统的主要成分。这一分布与表3的认知域与知觉能力对应关系相互印证,O域依赖视觉、触觉等直接感官通道,属于最基础的知觉体验层级;F域依赖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等文化域矩阵,属于更高层级的认知加工,其突显频率虽略低于O域,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以O为侧显认知域的3种模式(OI、OG、OP)属于同一转喻机制,命名者从山体所在环境中提取最具突显度的物理实体作为转喻源,以部分代整体指称该地。三者的区别仅在于基体认知域的不同。I指向山体本身,G指向其他自然地理实体,P指向空间部位。对O域的进一步细分统计显示(参见表2),其4个子类的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O3(建筑物/人造物)、O2(动物)、O1(植物)、O4(物产/自然物质)。O3居首,反映出庙、寺、观、碑等人文建筑在山地景观中具有极高的视觉突显度与文化标识性,命名者倾向于以这些人工地标来标注地点;O2与O1紧随其后,说明动植物作为山地生态中最易被感官捕捉的生物实体,同样是命名的重要转喻源;O4占比最低,表明矿产、土质等自然物质虽与人类生计密切相关,但因其在视觉上不如前三者突显,故被选作命名依据的频率较低。这一子类排序进一步验证了知觉突显度在转喻源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以“花椒树坪”为例,其命名过程遵循了现实(山坪上生长花椒树)—认知(花椒树因实用价值被突显)—语言(固化为地名)的体认路径,使地名成为高效的环境识别与资源记忆工具。
以F为侧显认知域的3种模式(FI、FP、FG)表明,当某一地点的自然特征不足以构成强烈的区别性时,与之关联最密切的人物或家族便成为最突显的认知域,命名者以所有者/关联人物代地点的转喻方式完成命名。如“魏家岭”(FI)以家族姓氏指代山岭,“冷家岗”(FP)以姓氏指代空间部位,“罗家台”(FG)以姓氏指代平地。此类命名依赖于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的认知加工,体现了“认”的维度在命名中的深度参与。在宗族聚居传统深厚的西南地区,姓氏作为社会身份的核心标识,具有极高的文化突显度,成为自然特征之外最有效的地区别性标记。
上述6种高频模式均属于转喻型命名,即侧显认知域与基体认知域同处于山系地理实体的认知域矩阵之内,以邻近关系为基础完成概念压缩。这一事实从命名模式的层面再次表明,转喻是西南山系地名生成的主导机制。而隐喻型命名主要体现在低频模式中,如单成分O模式中的“鸡冠子”“马鞍子”等,其命名并非提取山体环境中的实有物体,而是将动物或器具的形态跨域投射到山体上,以形态相似性完成命名。此类模式虽占比有限,却弥补了转喻在形态描写上的不足,是地名命名中重要的补充认知手段。
综合认知机制与组合结构两个层面的分析,西南山系地名的认知整体呈现出以下规律。其一,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贯穿命名全过程。在认知机制层面,该原则驱动了转喻相对于隐喻与直描的绝对主导地位(88.5%);在组合结构层面,双成分模式的高度集中体现了最简编码结构对信息效率的优先保障;在转喻子类层面,突显度越高、信息附载量越大的转喻源,被选取的频率越高,形成子类内部的频率梯度。其二,“体”与“认”在命名中构成梯度互动。以O域为代表的知觉驱动型模式(34.9%)源于感官体验,以F域为代表的文化驱动型模式(24.86%)依赖社会记忆与宗族认同,而动作域等则兼具二者属性,处于过渡地带。上述分布频率与体认梯度假设一致,即在地名命名的认知整合过程中,不同认知域依据其与身体直接经验的距离远近,在被突显和编码为地名时呈现出从高频到低频的梯度分布。与身体感知越直接的认知域,被选取的概率越高;需要越多文化认知加工介入的认知域,被选取的概率则相应递减。
五、
结语
我们基于体认语言学理论,对西南地区92908条山系地名进行系统的量化与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在理论层面,揭示了“体”与“认”在自然地名生成中的梯度互动关系。以空间、物体、形状、颜色等基本认知域为代表的知觉体验,构成命名系统中最高频的突显来源(O域相关模式占34.9%);以人物、宗教、民族文化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体验,则依赖于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认知加工,构成命名系统中频率略低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F域相关模式占24.86%)。同时,部分认知域兼具“体”与“认”的双重属性,如动作域既涉及身体的直接体验,也承载着集体历史记忆。这一发现表明“体”“认”在实际命名过程中的关系更接近于一个以身体感知为基础、以文化加工为延伸的认知连续体,而非简单的二元分工。
二是在命名机制层面,转喻是绝对主导的认知方式(占比88.5%),体现了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转喻以域内操作的低认知成本实现了多维信息的高效附载;转喻子类之间的频率差异则进一步受认知突显度层级的制约,物产代地点(40.00%)与所有者代地点(28.98%)因转喻源的持续可感知性与生计相关性而占据最高频率,事件代地点(11.00%)因转喻源随时间衰减而频率偏低。
三是在文化层面,西南山系地名融合了多民族语言层叠(彝语“箐”、壮侗语“弄”)、中原文化符号(龙、凤)和区域历史记忆(屯、营、盐井),展示了“认”维度中社会文化经验的丰富性。
然而,本次研究也存在研究局限。首先,由于地名普查数据主要为共时截面,无法追踪认知域分布的历时演变。其次,通名与专名的认知域分析虽已区分,但二者在转喻结构中的互动关系,例如通名本身是否也参与转喻未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推进:其一,将山系地名与水文地名进行认知对比,考察“体”与“认”在不同地理实体命名中的权重差异;其二,引入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究认知域分布与地形、海拔、民族分布等空间变量的相关性;其三,扩大语料范围至全国,构建跨区域的山系地名体认数据库。
作者:钟薇依,周文德
来源:《重庆科技大学学报》
2026年11月13日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耿 曈
审订:俞莹颖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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