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陈星星
秃尾河蜿蜒流淌,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切割出苍茫沟壑。毛乌素沙地南缘、榆林神木高家堡的山峁之间,巨型石砌城垣依山就势、绵延起伏。这座矗立在农牧交错带、连通草原与中原的史前石城,便是石峁遗址。
2026年是石峁遗址系统性考古发掘15年。一代代考古人深耕细探,拨开层层黄土迷雾,让这座尘封千年的史前超级都邑,缓缓展露文明真容。
未解之谜犹在,神秘石峁始终牵动着人们。作为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全过程亲历者,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接受人民网专访,为我们解读这座石头城背后的文化基因、文明密码。
石峁遗址皇城台远眺。人民网记者 陈星星摄
为什么惊叹?
长久以来,关于早期中华文明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原腹地。石峁的横空出世,补齐了北方高地的文明拼图,堪称“石破天惊”。
孙周勇说:“石峁的震撼在于,4300年前的黄土高原上,竟然出现了高度成熟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打破了‘中原文明中心论’的传统认知。”
据考证,石峁石城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夏代早期,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南连关中、北接河套,地处农牧交错、生态敏感、欧亚草原文化交汇之地,地理位置独特。
石峁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外城层层环绕,形成三重结构,城内面积超400万平方米,皇城台石墙最高能到七八十米,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孙周勇这样比喻:“像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座金字塔。”
石峁城址结构示意图。石峁考古队供图
更颠覆认知的,是石峁超前的建城智慧。外城东门由瓮城、墩台、马面、角台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系统,结构精巧、布局考究,被称作“华夏第一门”。过去大家普遍以为,瓮城、马面这类防御设计,到商周乃至汉魏时期才慢慢成为大型城址的规制,但石峁把这套防御布局的起源往前推了2000多年。“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城市成熟的防御体系,早在4300年前就出现了。”孙周勇介绍。
石峁先民还想出了巧妙的“纴木加固”工艺:把横向木头层层嵌进石墙里,拉住石块,防止墙体开裂,和现代建筑里钢筋混凝土的原理异曲同工。
在孙周勇的判断里,石峁绝非一座孤城,而是北方石城文明的中心。“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约2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近千座石城,生活器皿、居住形态相似,极可能代表了一个影响力很强的区域政体。”
透过这座石头城,我们得以看见龙山时代晚期,北方早期国家形态达到的文明高度。正如孙周勇所言,它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北方的政治地理格局与族群变迁,提供了关键线索。
“在生产力有限的龙山时代,能够调配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如此超大规模的工程,本身就是国家能力的硬核实证。”孙周勇 感慨。
为什么执着?
十五载栉风沐雨,考古工作者扎根石峁,执着于探寻深埋黄土的文明故事。在孙周勇心中,漫长的田野工作,不是简单的文物发掘,而是为缺少文字记载的北方史前文明,还原一段真实璀璨的印记。
不断有标志性遗存浮出黄土,石峁的模样也渐渐清晰生动。最让孙周勇印象深刻的,是皇城台出土的20余件骨制口簧。这是目前全球已知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薄如蝉翼、样式精巧,被誉为“人类初音”。
“口簧不是普通生活用品,是石峁最高等级的祭祀礼器。”孙周勇解读,“它用来沟通人神、敬祀天地,是上古先民精神世界细腻生动的见证。”
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石峁考古队供图
外城东门集中出土了上百颗人头骨,结合体质人类学、古DNA等多学科分析验证,他们并非战争俘虏,而是献祭的人群。里面既有本地古华北族群,也有外来移民,是多元混合群体,不同祭祀坑内的人群分区明确、秩序严格。“这不是原始野蛮的随意行为,而是寓意深刻的祭祀仪式。”孙周勇指出。
石峁,高大坚固的石砌城垣,是抵御外敌、保护家园的物理屏障;庄重有序的祭祀传统,是宣示王权、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孙周勇推测:“石峁不是普通城邦,是集政治统治、神圣祭祀、手工制造于一体的北方史前‘圣都’。”
石峁先民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藏玉于墙”。他们特意把珍贵的高等级玉器砌进城墙、台基之中。古籍里“玉门瑶台、以玉通神”的记载,或许为这一古老信仰提供了旁证。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外,瓮城石墙内的玉钺。石峁考古队供图
一个疑问随之而来:陕北本地并不出产上好玉料,这些美玉又来自哪里?溯源结果显示,玉料来源十分广泛,涵盖甘肃、青海、辽宁岫岩、新疆和田等地。孙周勇判断:“早在4300年前,一条以石峁为核心的玉石之路已经成熟运转,支撑起远距离的资源流通和文化交流。”
各地的物产、技艺在这里相遇交融,让石峁成为开放包容的文明枢纽。红山文化的造石技艺、岱海的玉礼传统、长江中游的图像符号,还有欧亚草原传来的畜牧、冶金技术,都在这里碰撞融合,沉淀出石峁独有的文明特色。正是这接续不断的未知与惊喜,魔力般地吸引着考古工作者勘层辨物、探源考迹。
“石峁不只是实力强盛的史前王国,更是兼容、转化、创新的文明熔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北方核心支点。”孙周勇总结。
为什么期待?
石峁的探索远未止步。
近年来,围绕皇城台的精细化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成果,持续刷新我们对石峁的认识。孙周勇告诉我们,一系列新发现,让石峁的面貌愈发清晰:这是一座有规划、有礼制、有世袭贵族、有专业手工业的早期国家,而皇城台就是它的权力中枢与精神中心。
皇城台顶部的核心建筑是大台基,夯土为芯、外包石墙,是石峁最高等级的建筑基址。大台基的护墙上,出土了近百件石雕,刻有神面、人面、神兽、动物以及各式符号。西南转角处的巨型神面石雕原位留存,说明这些石雕是专门为这座台基雕刻的。它们不只是建筑装饰,更承载着石峁先民的精神信仰,从中可以看到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样的雏形。
皇城台宫殿建筑西南转角处的巨型神面石雕。石峁考古队供图
皇城台不仅只是“王的居所”,也可能是一些国家控制的手工业生产区域。皇城台东护墙出土的上万件骨器标本告诉我们,这里还有规模不小的高端制骨作坊,是同时承担统治、祭祀、生产的核心都城。宫殿、祭祀场所、贵族墓地自东向西有序排开,石墙隔开不同区域、道路相互连通,布局井然有序,是北方史前宫城规划的典型样本。
皇城台大型宫殿建筑、东护墙及南廊道。石峁考古队供图
皇城台西侧发掘的百余座高规制墓葬,是近些年最重磅的发现。借助古DNA科研攻关,考古团队理清了这里的族群面貌:墓主是世代承袭的父系族群,殉葬者大多是无血缘关联的外来女性。这说明,石峁已经形成以父系家族为核心的统治结构,社会阶层区分明显,还存在人身依附现象。
“以前我们只能靠出土器物去推测文明发展程度,这是第一次直接从人本身,读懂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孙周勇表示。
那究竟是“谁的石峁”呢?不少人猜测这里是黄帝的都城。孙周勇认为,这类讨论是考古与古史相互印证的有益探索,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只能算是猜想。文献记载中,黄帝族群在河套一带活动的地域、时间,和石峁所在区域、存续年代大致吻合,谜底仍有待后续考古发掘和科研逐步揭晓。
石峁的“石破天惊”,不仅是黄土高原上一座石城的奇崛,更是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面向未来,孙周勇提出,石峁的发掘、保护与传播,要守住“慢发掘、深研究、重质量、求深度”的原则。
他坦言:“急不得,踏踏实实,久久为功。既要让石头说话,更要让石城保得好、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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