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海牙国际法院以9票对6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超过70万人因此逃往邻国。
备受关注的是,中国籍法官薛捍勤对核心认定投下反对票,一边是历史性定罪,一边是六名法官公开异议,这场判决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分歧?
九比六裁决正式落地
11月19日,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作出终局判决,以9票赞成、6票反对,认定缅甸在若开邦北部针对罗兴亚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这是国际法院成立以来,首次认定一个国家直接对种族灭绝承担责任。
而这事情要追溯到2017年,缅甸军方以打击武装人员为由,在若开邦北部展开“清剿行动”。法院认定,行动中出现大规模杀戮、广泛性暴力、焚毁村庄以及袭击逃亡民众等行为。
超过70万罗兴亚人因此涌入孟加拉国,许多人此后一直生活在科克斯巴扎尔一带的难民营。
2019年,西非国家冈比亚依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起诉缅甸,虽然冈比亚与若开邦相隔遥远,但法院确认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属于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冈比亚具有提起诉讼的资格。
本次裁决除了认定缅甸实施种族灭绝,还要求缅方调查涉嫌人员,必要时进行起诉和惩处,保障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并有尊严地返回原居住地,帮助失散家庭团聚,并对受害群体提供赔偿。
在我个人看来,9:6这个结果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多数意见已经跨过了种族灭绝案中最难证明的一道门槛,也就是“灭绝特定群体的主观意图”。
普通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之间,最大的法律分界就在这里,多数法官认为,行动规模、暴力模式和长期歧视背景结合起来,足以推定这种特殊意图存在。
我始终觉得,这份判决的意义也不能只停留在“缅甸败诉”四个字上,对长期滞留难民营的罗兴亚人而言,它确认了苦难的法律性质。
对其他国家而言,它又树立了一个先例:即使起诉国不是直接受害方,也能依据公约追究另一个缔约国的国家责任。
六名法官坚持反对认定
9票对6票同样说明,这并不是法官意见高度一致的案件,包括薛捍勤在内的6名法官发表联合反对意见,核心争议集中在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种族灭绝意图”的严格标准,而不是否认罗兴亚人遭受的杀戮、驱逐和其他严重伤害。
这6名法官认为,种族灭绝要求证明行为人意图从肉体或生物意义上,全部或部分毁灭某个受保护群体。
强迫迁移、摧毁社会生活基础以及长期歧视,可以构成极其严重的国际违法行为,却不能自动等同于种族灭绝,现有间接证据能否排除其他合理解释,成为多数意见与反对意见真正分开的地方。
从我的视角来看,这一分歧并不是在判断罗兴亚人的苦难是真是假,而是在决定“种族灭绝”这个最严重罪名应当适用多高的证明门槛。
多数意见更重视整体暴力模式与后果,反对意见更强调特殊意图必须获得严格证明,两边看到的是同一批悲剧事实,采用的法律推理却走向了不同结论。
11月20日,外交部回应了薛捍勤投票引发的议论,明确表示国际法院法官以个人身份独立履职,薛捍勤依据国际法、案件事实和专业知识发表意见,符合法院工作程序。
中方同时表示,若开邦问题有复杂的历史、民族和宗教背景,国际司法机构应依法审慎行使职权,避免越权管辖和扩大解释。
在这里我要说句实在话,把中国籍法官的反对票直接理解成某个国家的指令,既忽略了国际法院法官的独立身份,也跳过了联合反对意见提出的具体法律理由。
薛捍勤等6名法官承认暴行和人道灾难的存在,反对的是多数意见对“灭绝意图”的推定方式,这个区别必须讲清楚。
判决执行仍有现实难题
缅甸方面在11月20日表达“极大失望”,强调裁决带有多份反对意见,并质疑结果的公正性。国际法院判决具有终局性和法律约束力,可该法院没有自己的执法队伍。
如果缅甸拒绝执行,相关问题只能通过联合国机制继续推动,实际效果还会受到国际政治与地区局势影响。
更棘手的是,若开邦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缅甸军方与若开军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地方控制格局复杂。
目前约有120万罗兴亚难民生活在孟加拉国,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超过130万。即便返乡的大门在法律上打开,住房、身份、安全和生计问题也要逐项解决。
在我个人看来,这正是裁决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面。法院可以确认责任、提出赔偿和返乡要求,却很难替当地建立稳定秩序。
让难民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回去,只会把纸面上的救济变成新的风险,让他们长期困在拥挤营地,又会让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和生活被继续耽误。
从我的视角来看,国际司法给出了责任认定,地区政治还得完成后半程。缅甸需要落实调查和赔偿,孟加拉国需要获得更多安置支持,各方也要为安全返乡创造条件。
9:6的裁决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起点,却代替不了民族和解、地方停火与民生重建。
70多万人当年的逃亡已经发生,今天仍有更多家庭等待出路,法官可以在法律适用上保留分歧,各方也可以讨论裁决边界,但保护平民、改善难民生活和阻止悲剧重演,应当成为共同底线,只有让法律责任真正转化为安全与尊严,这份历史性裁决才算发挥了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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