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点10分,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口,天刚蒙蒙亮。

李新银和钱顺凤夫妻俩骑着一辆电动车,赶往白桦林书香苑工地干外墙保温的活。

眼看就要到工地了,不料一辆重型货车撞了上来,夫妻二人就此双双离世。

家里只留下两个女儿,小女儿身上还背着3万多元的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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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30岁,当过护士,妹妹22岁,今年7月刚专升本毕业。

父母都是安康山区的农民,靠打零工把两个女儿供进了学校,本想着再多干几年,日子就能松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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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一晚,母亲还给小女儿打了电话,问她吃没吃饭,钱够不够花,工地周边吵,没聊几句就挂了。

这通匆匆结束的通话,成了母女俩最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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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货车一开始逃逸,后来车辆找到,司机被警方控制,可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这辆车只买了交强险,没有商业险。

在交警协调下,肇事方家属拿出4万元丧葬费,之后就再没了音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至今没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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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律师的说法,肇事逃逸一般会推定承担全部责任,若最终认定主要或全部责任,造成两人死亡还涉嫌交通肇事罪。

可就算官司赢了,对方赔不起也是白搭,交强险那点额度摊到两条人命上,实在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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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姐妹俩把希望放在工亡认定上,这条路看起来更有保障,走起来却处处碰壁。

父母的用工链条是这样的,项目总包是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分包给陕西中天杰能,中天杰能又把劳务转给陕西策越建筑劳务,具体活由一位陈姓工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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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干了20天,母亲刚来10天,穿的都是印着公司名字的工服。

出事后,陈工长转了2000元生活费,帮忙订了一晚宾馆,再联系就说自己无能为力。

劳务公司老板在电话里否认对工人有考勤要求,称工人来去自由,出了事故该去找肇事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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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大门更是进不去,姐妹俩报了警,民警到场协调后,才有一位中天杰能的负责人露面,表示愿意配合,话锋一转,责任还是指向了劳务公司。

一圈下来,总包说找分包,分包说找劳务,劳务说找肇事司机,工长说自己做不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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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刚失去父母的姑娘,被这根链条推来推去,连父母生前干活的地方都进不去。

我认为这件事最扎心的地方在于,法律其实写得清清楚楚。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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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工程违法转包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组织或个人,工人伤亡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前提。

换句话说,哪怕夫妻俩没签过合同,只要能证明是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上班途中出的事,链条上有资质的单位就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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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服、考勤记录、工长的聊天记录、工友的证言,都能作为证据,规定摆在纸面上,落到现实里却层层打了折扣。

劳务老板那句"没人要求他们6点多来",在我看来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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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干活向来讲究赶早,工人早到是为了多干一截活,6点多出门直奔工地,方向和目的明明白白,这趟出行本身就是上班的一部分,不该因为单位没定时间,就否定它的性质。

在我看来,问题的根子在层层转包上,总包赚一道差价,分包赚一道,劳务再赚一道,最后活落到工长手里,工人连跟谁签合同都不知道,社保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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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套结构运转顺畅,谁也不觉得有问题,出了事它就成了甩锅的通道,每层都想把自己摘干净,最底下出力气的人反而没人认领。

好在事情还有余地,按规定,单位应当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报工伤,单位不报的,近亲属可以在1年内自行向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姐妹俩不必干等工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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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可以先把架子搭起来,再陆续补充证据,单位拒不配合的,可以请人社部门调查取证,也能向住建部门反映转包问题。

缺法律经验,还可以拨打12348热线申请法律援助,两条腿走路,交通事故索赔和工亡认定可以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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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在110多万元,全国统一,加上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这笔钱对一个负债的家庭来说,是重新站稳脚跟的依靠。

它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法律写明的权利。

这件事之所以让无数人揪心,是因为它照见的不只是一家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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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数不清的工人像李新银夫妇一样,在城市工地上出力气,干最苦的活,却没有一份正式合同和一份工伤保险兜着。

他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出了事,才让人看清保障的缺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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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不该靠媒体曝光才姗姗来迟,希望人社部门能主动介入,把用工链条查个明白,让该担责的单位站出来,也希望交通事故认定书早日下达,给姐妹俩一个明确的说法。

两个姑娘还在西安的寒风里奔波,一边料理后事,一边收集证据。

她们要的不多,只是父母清清白白干了一个月的活,能换来一份清清楚楚的认定,这个要求不高,也不该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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