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地上几位从厂里挑选出的资深师傅,他们不急于进入库房,而是先在场地上巡视。他们走到一叠钢板前,轻敲一下,聆听其声,再敲一下。声音清脆的保留下来,声音沉闷的则划上白叉,标记为回炉材料。
装袋作业亦是颇有讲究。那些曾装过炒面的旧袋最为坚韧,翻面后抖落尘埃,袋口的编号依然清晰可见,蓝印已经逐渐褪变为灰白。这样的袋子一般承载四十公斤左右的重量,需要两人合力搬运,走一段路便得歇息片刻。
账本中有一栏特别标注“来源”,用以记录是哪一场战役、哪支部队缴获的物资。这一栏绝不能留空。一旦有空缺,这批物资的来历便无从查考。
场地边搭建了一个棚子,里面堆满了木箱。箱内装满了瞄准镜、仪表以及拆解下来的一些小部件,箱盖上的钉牌写着“待查”,这些物品都不会被投入熔炉。
在那年的寒冬,全国从事钢桶生产的厂家屈指可数,仅存六家。这些厂家的设备大多源自旧中国,处于半机械化和半手工操作的状态。其中,最具备规模的一家工厂全速运转,年产量高达三万只。
前线每月所需的钢桶数量巨大,而后方每月的产量却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这种供需缺口仅靠口号是无法弥补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钢桶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桶内的油。油可以远距离调配,但钢桶的制造却只能就地完成。
部队中有人想出了个简朴的方法:油料用尽后,不丢弃油桶,而是用绳子将它们串在一起,悬挂在车尾,一路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带回家中。司机们虽觉此举有失体面,但若不这样做,下次便无法领到油桶。
这样的规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战后清点物资时,空油桶被单独列出。
油桶之事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道理:物资短缺并非泛指“一无所有”,而是具体到某种规格、某个工序或某台设备。
如果缺少一片薄铁皮,整个生产线便会停滞不前。
而要追溯这些物资的来源,便需向南行进,直至那条因封锁而停滞的公路。
1951年1月22日,沈阳。志愿军首届后勤工作会议持续了九日。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杨立三、吕正操等领导均莅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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