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装机放缓、弃电率上升、系统成本攀升与项目收益收窄,凸显新能源消纳的系统性和经济性约束。农村、工业园区和远端负荷中心的新探索,能否走向规模化,关键仍在体制机制的突破和完善
文|李卓 张永平
中国过去几年持续保持高位增长的新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在2026年出现明显回落。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合计约1.71亿千瓦,同比下降43.2%。这一降幅受到2025年政策调整前集中并网、高基数的影响,但即便与2024年同期约2亿千瓦的新增规模相比,2026年前三季度降幅仍有约14.3%。其中,光伏新增装机1.1亿千瓦,较2024年同期下降31.1%;风电新增装机6066万千瓦,同比增长55.1%。
图1:风光月度新增装机趋势。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增速回落之际,行业仍面临持续扩大的目标:“十五五”期间,风电、光伏装机年均新增约2亿千瓦、到2030年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由此可见,增长仍需继续,但支撑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风光新增装机为何在此时放缓,已经不能只从装机数据本身寻找答案。
观察装机回落的成因,弃电率上升是最直观的信号之一。2025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利用率分别为93.2%和94.0%;2026年同期分别降至90.9%和91.4%,对应弃风率、弃光率分别上升2.3和2.6个百分点。
图2:2023至今弃电率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国信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但弃电率上升的表象背后,是系统调节能力与调节成本的双重压力:风光出力波动增加了系统对灵活性资源的需求,而灵活性资源的调用,也会推高系统运行成本。
这一压力也开始反映在用户电价上。据兰木达统计,2026年1月-7月,系统运行费用较上年同期水平显著抬升。同比大幅上涨,增幅在50%-110%之间,其中4月-6月同比涨幅均超过100%,7月-8月有所下降,9月的涨幅依然超过100%。
压力同样体现在发电侧。2025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136号文”,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随着保障性收购机制退出,项目收入更多取决于市场价格、发电时段和交易安排。与此同时,系统消纳压力也在压缩项目的实际发电空间。2025年,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降至1088小时,较2024年减少123小时;风电降至1979小时,减少148小时。上网电价下行、利用小时数减少,加之设备降本空间逐步收窄,新能源项目的收益空间进一步收缩,并开始影响新增投资。
图3:风电、光伏与其他主要电源利用小时数变化,2023—2026年上半年。数据来源:《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由此可见,新能源发电价格下降,并未同步转化为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下降,也没有改善新能源项目收益。对下游用户,系统运行费上涨抵消了部分发电侧降价效果;对上游项目,市场化电价下行与利用小时数减少压缩了年度发电收入。如何准确识别并合理分担系统成本,同时为项目形成可预期的收益,是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回应上述问题,提升电力系统接纳能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利用,是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前者仍是风光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涉及更广泛的电力系统建设与运行问题。相比之下,就地就近利用正在出现更多新的实践,也更需要结合具体场景讨论其经济性和政策条件。
就地就近利用:新能源探索下一站
过去,就地就近利用这一概念更多与分布式能源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工商业屋顶光伏和农村分布式光伏。但随着产业实践的深入,就地就近利用正在成为各类新能源共同探索的方向,一些集中式风光项目也开始主动寻求与负荷结合,“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就地就近消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
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从生活用电拓展到生产性负荷
农村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发展空间,但居民生活用电规模相对有限,负荷也较为分散。生活用能电气化虽有潜力,但单靠居民用电仍难以支撑更大规模的光伏电量就地利用。因此,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需要进一步与农业生产及周边县域的生产性负荷结合。农产品加工、冷链、农业设施和农村企业等,都可能成为本地新能源电量的消费场景。与单纯向电网送电相比,如果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能与这些生产负荷建立稳定的供电关系,既能够提高本地利用比例,也能为农村光伏开发创造新的经济价值。
围绕这一方向,农村分布式能源的利用方式也在创新。例如,将多个分散项目集中汇流,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向周边生产负荷供电;或建设自有配电线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相对完整的供电与消费关系。
但这些模式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负荷规模、供电路径、配电设施投资和电量结算安排。对农村可再生能源而言,找到真实、持续的生产性负荷,是提高本地利用水平的前提。
工业园区:负荷中心与周边新能源的结合
与农村场景不同,工业园区负荷集中,绿电需求也更为旺盛。园区既可利用厂房屋顶发展分布式光伏,也可引入周边集中式新能源,通过直连直供或市场交易满足企业用电需求。
不过,绿电直连直供从试点走向规模化,仍卡在经济性和绿色认证两个环节。
经济性是绿电直连直供落地时遇到的首要问题。专线和配套设施需要新增投资,备用电力、系统运行和偏差电量也会产生费用。这些成本由谁承担、如何分摊,目前仍需进一步明确。即使电源和用户相距不远,项目也未必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供电价格。
另一个问题是绿色认证。企业实际使用了绿色电力,还需要完善的认证流程,才能将其计入绿电消费和减排成果。电量的绿色属性如何核定和追溯,相关凭证能否被国内碳核算及国际供应链规则认可,会直接影响企业采购绿电的意愿。
集中式风光:大基地和负荷中心双向奔赴
将视野进一步延伸,一些风光大基地也在探索与负荷的新型结合,来解决集中式新能源消纳难题。除推动产业向大基地区域布局外,另一类探索是让集中式风光基地与远端负荷中心建立更直接的供电联系。例如,藏粤直流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西藏的绿色电力直接送往广东负荷中心。它所探索的消纳模式,并不是让负荷向新能源基地转移,而是通过专用输电通道,把集中式新能源与远端的大型负荷直接连接起来。这为资源富集地区扩大新能源送出、负荷中心获得稳定绿电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走向规模化:仍需创新的体制机制支撑
就地就近利用已形成较为多样的应用场景。农村生产性负荷、工业园区和远端大型负荷,都在探索与不同类型新能源项目的结合。但目前多数项目仍靠逐一协商推进,供电关系、投资责任和结算方式缺乏统一安排。这种方式能够支持前期试点,却难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模式。
下一步政策支持的重点,应由鼓励项目探索,逐步转向完善项目落地所需的共性规则。专线及配套设施的投资责任、备用电力和系统运行成本的分担方式、偏差电量处理、多用户结算以及绿色确认,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只有让参与各方在项目开发前对成本、收益和风险形成稳定预期,就地就近利用才能从分散的项目探索,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实践。
(作者李卓为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管,张永平为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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