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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怀柔)
今天下午看了《北京晚报》五色土版面《今天,你@了谁》,恰逢世界问候日,文章顺着几十年的时光,细数北京人问候联络方式的变迁:早先胡同里靠大爷大妈传口信,后来是街边的公用电话亭、腰间“嘟嘟”叫的BP机,再到沉甸甸的“大哥大”,一路走到如今随手就能发消息、打视频的日子。读着这些熟悉的旧事,我自己那些和电话、传呼有关的往事,一下子就浮上心头。
1987年,我在原七道河乡窝沟门小学教书。那是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子,交通闭塞,村里根本不通电话,对外传递消息主要就靠邮递员送信。十一月份的一个午后,一位相熟的邮递员骑着摩托车,送完大队部报纸信件,拐进了学校,给我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发来的,上面寥寥几十个字,通知因为出卷出现疏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要安排复考,要求限期回复,确认要不要参加考试。
时间催得很紧,山里没有别的通讯渠道,想回电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汤河口。我当即坐上侯师傅的摩托车,山间土路坑坑洼洼,一路上颠簸摇晃,风呼呼地往脸上刮,跑了将近三十里山路,才赶到汤河口电信所。发电报是按字数收费,多一个字就多花一份钱,我拿着笔反复琢磨字句,不敢多说一句闲话,斟酌再三,才写下简短的回复,把“同意参加复考”这几个字传回北京。就为传递这样一句简单答复,晚上只好住在了汤河口,第二天起早借了辆自行车,赶回学校上课。那时候,隔着大山,捎去一点消息,真的要翻山越岭。
九十年代初,装一部家用固定电话要六千多块,差不多抵得上普通人一整年的收入,普通家庭根本不敢奢望。1995年赶上教师节教师装机优惠,价格降了不少,即使这样,也花了我们两口子一年多的积蓄。我抓住机会给家里装上电话。装好电话之后,母亲拿起听筒,挨个给早就装了电话的亲戚报喜,告诉大家家里装了电话,让记下号码。
1997年底,我被调到怀柔报工作,因为刚入职,单位也没有留我家的联系方式。当记者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日,我正在村里自家菜地里忙活种菜。正干得起劲,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起来,广播里高声喊我的名字,让我赶快到大队部去接电话。菜地就在村子边上,离大队不算太远,我当即扔下手里的农具,顾不上拍掉身上的泥土,一路快步小跑,四五分钟才气喘吁吁赶到大队。
原来是怀柔报的领导打来的,那时候领导找不到我家里的电话,特意翻着怀柔县的电话本,查到我们村大队的号码才联系上。电话那头带来个大喜事:我采写的那篇反映怀柔农民自筹资金绿化荒山的稿件,赶在植树节前同时刊发在《北京日报》一版报眼、《京郊日报》头版头条。领导的声音满是兴奋,为我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在市级报纸刊发重点稿件感到高兴,还特意嘱咐我,就在大队找一找当天的报纸,先看一看,一起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时隔这么多年,大喇叭回荡在村子上空的那一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再往后,自己有汉显BP机,外出采访就别在腰间,在当时算是挺时髦的物件。BP机滴滴一响,上面显示出来电号码,人却不能直接回话,就得四处找寻公用电话,急急忙忙回拨过去,抓紧对接各项采访事宜。
转眼到二十一世纪,手机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用手机的开始多起来,小灵通也曾风靡乡村。从只能单纯语音通话的直板机,一步步迭代升级,发展到如今随时随地可以拨打视频电话,小小的一块屏幕,就把身在世界各地的人一下子拉到眼前。
五年前,闺女在家里装上视频监控。闲来点开手机,就能看到老母亲在干啥,也能跟她说话!一声问候,看得见脸上的神情,听得清真切的说话,如同坐在一处唠家常。
从翻山投递、字字斟酌的一纸电报,到来之不易的家庭固定电话;从翻电话本、靠大喇叭传唤跑着去大队接电话;从街边的公用电话亭、腰间滴滴作响的BP机,再到手机视频、居家监控连线。沟通问候的载体就这样一步步迭代更新。
变的是设备、是传递消息的方式,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份惦念牵挂。从前道一声安好,往往要奔波劳碌;如今一句问候转瞬即达。时代不断向前,山海阻隔慢慢消融,那些朴素温热的牵挂,也有了更便捷柔软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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