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当了十八年抬棺匠,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抬到四十出头,经手送走的老少爷们没有三百也有两百。按说这行当干久了,胆子早就磨粗了,什么死相难看的、半夜出殡的都见过,从没发过怵。可唯独六年前刘老爷子出殡那天的事,邪门得让我到现在想起来,肩膀头子还隐隐发凉。

刘老爷子走的时候七十八岁,瘦得跟一把干柴似的,生前体重撑死也就八九十斤。加上那口不算太厚的松木棺材,满打满算不到三百斤。我们八个人抬,平摊到每个人肩膀上也就三四十斤的份量,平时走山路都跟玩儿似的。

那天早上从刘家院子里起杠的时候,确实也轻飘飘的。可怪就怪在,刚走到村口那座老石桥头,眼看着就要出村了,我突然觉得肩膀猛地往下一沉。

那感觉根本不是普通的重,倒像是有人在棺材盖上死死往下按,又像是底下有几只手拽着棺材底板不让走。我咬着牙喊了声“稳住”,旁边的二柱已经开始打哆嗦了,嘴里直喘粗气:“哥,不行了,压得我腰要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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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我只能喊了声“落杠”。按农村的规矩,出殡路上棺材是不能随便落地的,叫“落地生根”,不吉利。我们八个人硬撑着把两条长板凳垫在底下,这才勉强把棺材架住。

刘老爷子的大儿子刘建国立马急了,扯着脖子就冲我们嚷嚷:“你们怎么干活的?收了我两千块钱,连口棺材都抬不动?是不是想半路加钱?”

刘建国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平时回村都是开着帕萨特,说话嗓门大,最爱讲排场。老爷子的白事,他请了十里八乡最贵的乐队,摆了三十桌流水席,花圈从院门口一直排到了大路边。可谁都知道,老爷子瘫在床上那三年,他这个大儿子回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刘老大,我老张抬了十几年棺,什么时候半路加过钱?你自己过来摸摸这杠子,看看是不是我们偷懒!”

刘建国梗着脖子还要骂,旁边负责操办白事的大总管陈大爷赶紧走过来,一把拉住他,脸色凝重得很:“建国,别吵吵了。这不是抬棺匠的事,这是老爷子‘留步’了。”

“什么留步?”二儿子刘建军也凑了过来,手里还夹着半根烟,满脸不耐烦,“陈大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呢?吉时快到了,赶紧找根新杠子换上,抬上山埋了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