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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青年岁月,有一段在养猪场的经历,虽然短暂不到半年,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一九七六年,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从七月份开始,与社员们一起早出晚归,下地干活。风吹日晒,天天在地里出力。田间劳作辛苦,队里出于对家庭的照顾,安排我到集体养猪场做饲养员。大概干了五个月,有机会离开了猪场,进入公社机关,从事类似今天文员的工作,开启了人生篇章新的一页。

养猪场在村庄的西南角,离村民的居住区域远一些。一排一排的猪舍挨在一起。我去之前,场里已经有四个人,有年龄较大的于师傅,有年纪轻轻的小石和四十多岁的老梅,这两位按照庄邻的称呼都叫我叔叔。老梅个头不高,体力单薄,为人本分实在,做事认真踏实,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还健在呢。还有一位叫纪以芬的女同志,三十多岁,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说话快言快语,做事干练,不怕脏,不怕累,是我们的主心骨,猪场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多由她牵头张罗,带着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

养猪场的日子,每天都按着固定的节奏来。天一蒙蒙亮,一天的活儿就开始了,最要紧的事是准备饲料喂猪。大家分工明确,年长的老师傅守在灶前烧锅,一口大铁锅,煮着麸皮、豆饼和山芋藤配成`的猪食,锅里的热气阵阵冒出来,混杂着草木及饲料的味道,远远的就能闻得到。

每到喂料时间,我们年轻人就把煮好的饲料舀到铁桶里,等到温度适合,要么手提,要么肩挑,一趟趟来回送到各个猪圈里,分栏喂食。喂完之后,接着就要打扫圈舍,清理粪便,垫上干燥的泥土或细碎草沫,保持圈内干爽干净,这些锁碎的活儿,一复一日,一遍一遍重复着。

后来,逐渐重视养殖的防疫工作,防疫事务交给了我。主要是为猪打防疫针。防疫不是天天都要做,是阶段性的任务,一般由大队统一安排,到了防疫的时候,为猪打防疫针要胆大心细,稳稳的扎针。使用兽医专用的那种大针筒,打针的部位多数是猪耳朵后边的颈部肌肉,那儿血管多,药物吸收好,药效也发挥的快。

那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期,公社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年底公社书记将要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公社和大队都要总结整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材料。那时高中毕业的人不多,能提笔写个材料的人更是难找。我有位同学的哥哥在大队当会计,听他弟弟说,我可能还行。于是,大队纪书记找到我,让我整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材料,后来又向公社推荐了我。转眼到了年底十二月份,我便和养猪场的伙伴们道别,离开了饲养员的岗位。

我还清楚的记得,到公社机关上班,没有任何报到手续,到办公室见到了公社党委吕秘书,他说了工作方面的要求后,安排我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下来。在机关食堂就餐,买饭票要使用粮票的,农村人,是没有粮票的,领导安排食堂的丁师傅说,我可以拿大米来交给食堂兑换饭票。平时有写材料任务时就写写材料,其它时间就为招待所做些相关的工作,如安排接待、整理房间等。那时我还没有自行车,而且还不会骑自行车,一般一周才能步行回家一趟。上班没几天,有位干部看到我脚上穿的解放鞋,还是在猪场穿的那双鞋,鞋子显得比较脏,就问我说,你的鞋子怎么这么脏啊。我就告诉他,鞋子是从养猪场穿过来的,天气冷了,没有来得及回家换洗。其实他也是当地的农村人,穿着很朴素的普通干部。

这段在养猪场的经历,前后不到五个月,从养猪场出来走向公社机关。一晃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养猪场早就不见了,原来猪场的位置地势,早已划给村民盖起了乡村别墅。时代变迁,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当年养猪场的事情,每当想起这段往事,好象还在眼前。刚踏上成人之路的我,离开猪场,告别同伴,踏入机关,让我带着田间、圈舍磨砺出的质朴、忍耐与责任。这一短暂经历,成了心底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二0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徐州市新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