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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3日至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恒大案,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这一天离他被采取强制措施,已经过去两年半多。

很多人感慨,当年想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现在想见更难。我们觉得,这两种“难”的道理完全不同,值得掰开讲清楚。

先看恒大当年的体量。许家印1996年在广州创业,2009年恒大赴港上市,2017年他以2900亿元财富登上胡润百富榜首位。

旗下的广州恒大足球队拿过两次亚冠冠军,楼盘铺到全国上百个城市。这样一家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时间要按分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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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见他的人排成队,真正见到的只是少数。

地方招商引资的官员上门,通常由政府部门和集团总裁办直接对接,安排会谈和签约仪式。这类见面规格最高,许家印也最愿意亲自出面。

第二类是银行、信托、基金和外资投行的高管。恒大靠不断借钱滚动扩张,资金方是座上宾。

业内常见的做法讲究对等:分行行长一般排不上,至少是总行层级的负责人。事情先由融资部门评估,认为值得,再报总裁办排日程。

授信、发债、入股,大多是这样谈下来的。

第三类是体量够大的合作方,比如土地合作方、建筑总包的头部企业、汽车产业链上的大公司。门槛主要看生意规模,据说几亿元起步才有机会。

小供应商和小包工头,多半只能对接副总裁或区域公司负责人。很多人直到恒大出事,都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记者的机会更少。发布会、亚冠夺冠庆典、重大签约这类公开活动,记者可以远远拍几张,问一两句。

私下的深度专访很少,普通记者基本约不到。公众印象里的许家印,大多是台上讲话、看台上举杯的样子,几乎都出自这些公开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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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的路也很窄。能和他坐下来议事的,主要是集团副总裁和各板块的一把手。

普通员工只能在大会上远远看一眼。老家的亲戚和熟人,据说也要先过秘书这一关。

这些说法来自业内人士的介绍,恒大从未公开过,但与当时的行事风格对得上。

外界流传的约见流程大致是这样:外部单位先找对口部门,递交会谈事由、材料、来访人员职务和诉求。部门判断值不值得占用主席的时间。

值得,总裁办再排日程,地点多在总部会客厅,或者他外出考察时下榻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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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分量不够,就降级处理,换副总裁出面接待。所以靠送礼、托关系走捷径的人,大多栽在秘书团队这一关。

写信、打电话到总部,也多半递不到他手上。这套筛选很严,说到底看的是你能给恒大带来多少资源。

普通人的处境更直接。买房的业主、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没有任何渠道约见他。

想讨说法,只能找项目公司和客服。他们交出去的钱,却一笔笔流进了集团的资金池。

同一家企业,门里是分钟级的日程,门外是普通家庭的积蓄。

这扇门挡得住普通人,挡不住问题本身。法院查明,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实施了多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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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正好是恒大最风光的几年。

证监会2024年3月的处罚决定,也指向同一件事。恒大地产2019年、2020年两年合计虚增收入5641.46亿元,许家印被罚款4700万元,并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会客厅里谈成的大生意,背后的账本却是假的。

危机的时间线并不复杂。2020年8月“三道红线”新规落地,融资渠道收紧;2021年初起商票逾期、海外债违约,5月多个项目停工,9月恒大财富部分理财产品逾期,12月政府工作组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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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再高的会面门槛也解决不了资金断裂的问题。

2023年9月,深圳警方拘捕恒大财富多名人员。同月28日,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从那天起,约见他的门槛彻底换了种类。不再看级别,不再看生意大小,看的是法律程序。

现在想见他,要走法定程序。在押和服刑人员的会见有严格规定,对象通常限于亲属和监护人,还要经过审批。

银行高管、生意伙伴、各路访客,都不在这个范围里。媒体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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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拼身份和资源,现在看法律身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规则。

2026年8月20日上午,深圳中院一审宣判: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起诉书上,许家印个人面临八项罪名,涵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职务侵占、单位行贿等。判决也指出,相关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当年那些高规格的往来,有一部分已经越过了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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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受害人来说,追缴和退赔最实在,但缺口摆在那里。已冻结的约550亿元资产,与恒大2.44万亿元的总负债之间,差距很大。

一纸判决补不上这个窟窿,追缴只能一步一步来,需要很长时间。

香港这条线更能看出差距。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对中国恒大颁下清盘令;2025年8月25日,中国恒大从港交所退市。

10月22日,清盘人发布第二份进展报告。截至2026年9月30日,已变现约34亿港元,收到的债权申索总额约3600亿港元,回收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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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的东西也很有象征意味。清盘人接管了107件艺术品,其中有毕加索、莫奈等名家作品,通过苏富比卖出96件,净收回2.25亿港元。

这批艺术品由恒大一家附属公司在2016年3月起的约18个月内陆续买入,总成本约13亿港元。亏本出手,已成事实。

还有一架停在广州的私人飞机。清盘人已找到有意向的买家,预计今年四季度完成交易,净收回约1200万美元。

恒大物业控股权的出售也在推进。这些东西当年是身份的象征,现在成了账上等待处理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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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的牌友也闹上了法庭。9月30日,清盘人兼许家印资产接管人向香港高院起诉张松桥,追讨至少186.5亿港元;10月8日,张松桥入禀高院,向许家印追讨101亿港元。

双方争的是同一笔资金,相关主张尚待法院审理。谁对谁错,要看裁决。

这些往来说明,当年能和许家印直接谈钱的,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动辄以十亿、百亿港元计。普通业主和投资者一辈子碰不到这个圈子,却要为圈子里的资金腾挪承担后果。

这样的落差,是恒大案里最让人心里发堵的地方。

接下来的走向,我们判断有三条线。内地的刑事部分依法推进,追缴和退赔按判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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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清盘,目标是2027年上半年宣派首次中期分配,但具体比例未定。对审计机构的追索也在进行,清盘人向普华永道三方索偿570亿元人民币。

对购房人来说,保交楼才是最急的事。

回到开头的问题。恒大鼎盛时期,想见许家印一面,要么是地方政府的人,要么是银行总行级的高管、几亿元以上体量的合作方,其他人最多在大型活动上远远望一眼。

当年的门槛靠权力和资金撑着,如今的门槛靠法律划定。企业做得再大也大不过法律,希望靠高杠杆、造假冲规模的人,都能从这个案子里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