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一男生昨晚带着不舍与遗憾离世,年仅22岁,令人痛惜

我叫黄永昌,今年五十四岁,广东梅州梅县人,在镇上开了一间摩托车修理铺,铺面不大,卷闸门拉下来能站下四个人,门口那棵榕树比我年纪还大。我儿子叫黄晓峰,二〇〇三年生,今年二十二岁,走的时候,是前天夜里十一点四十分。

他走的时候我不在病房里,我在走廊上。护士出来叫我,说黄先生,你儿子好像……我就跑回去了,前后不到两分钟。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喘了,脸上还带着一点什么表情,像是有话没说完,眼睛没有完全合上。我拿手给他抹了两回,第三回才合上。

晓峰小时候不这样。小时候那个孩子跑起来像一阵风,我们镇上那条街,他五年级的时候能跑第一。他喜欢踢球,踢到膝盖上全是伤,他妈心疼得不行,我说男孩子摔两下算什么。那时候他有个梦想,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要了一个足球,正月初三买的,他抱着球睡了一晚上。

事的开头是二〇二二年的秋天。那年他十九岁,在梅州城区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一天干十个小时,手上全是油。九月里他开始喊腿疼,膝盖那里,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他干活久了站出来的毛病,就贴膏药,喝中药。贴了两个多月不见好,人还瘦了,一量,掉了十一斤。我老婆说不行了,去大医院看看。他是不肯去的,说厂里正忙,辞工不好看。我这个孩子,从小就懂得不在别人面前给人添麻烦,这个毛病跟了他一辈子。

十一月中旬,我硬拉着去梅州市人民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看了以后没说话,让我们去上一级医院。我们去了广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十一月二十三号那天下午,医生把我一个人叫到走廊上,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不愿再想起的话,他说,骨肉瘤,已经肺转移了,孩子还年轻,我们尽一切办法,但是你要有准备。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哭,我是听不懂。我在那个走廊上,攥着一张纸,跟医生反反复复地问,什么叫骨肉瘤,能不能治,多少钱能治好。医生说,先化疗,看肿瘤的大小,能保肢就保肢,不能保肢就截肢,然后看转移灶。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我在心里算了一遍,那是我那间铺子二十年不吃不喝攒下来的钱。

确诊那天晚上我回病房,我儿子靠在床头刷手机,看见我进来就放下手机看我。我这个人不会撒谎,一撒谎脸就红。他就笑了一下,说,爸,是不是不好的。我说,你别管好不好,爸带你治。他说,要多少钱。我说,钱不是你要操心的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病房的洗手间里哭了一场,把门关着,开着水龙头。第二天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他眼睛是肿的,还跟我笑,说,爸我昨晚没睡好。

治病的这两年,我真正认识了我这个儿子。

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吐得他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头发一把一把掉。他照镜子的时候摸了摸自己的头皮,跟我说,爸,我这个头型还行,我以后就留光头,凉快。他还跟病房里隔壁床那个十四岁的孩子换手机玩,那个孩子也是骨肉瘤,比他小八岁,两个人凑在一起打游戏,声音大得护士来敲门。

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心里明白自己在什么坎上,可是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笑着。

为了保肢,他的膝盖做了一次大手术,把他的骨头取出来,灭活,再放回去。那台手术做了九个小时,我在手术室外面坐着,从下午一点坐到晚上十点。这九个小时里,我没动过,饿了也不吃,就怕走开了他们出来看不到我。手术完医生跟我说,手术是成功的。我当场蹲在地上哭了一场,我说我这辈子没在别人面前哭过,那次是第一次。

那里面,我了解了一件事。人是很奇怪的,当你觉得有希望的时候,所有的苦都能挺过去。手术以后的一年,他恢复得不错,能下地了,拄着拐能走一段路。二〇二三年夏天,他甚至回了一趟镇上,坐在我那个铺子门口,看着街上的人,从下午坐到天黑。我问他,你要不要进去坐,他说不用,我就看街上。

那时候我跟他妈商量,说等孩子好了,铺子给他一半,让他做,修车这个活不体面,但这个活能吃饭。他妈说,他不愿意,他想开网店。我说开网店就开网店。

二〇二三年年底,复查。片子出来,那个肺上,两个小黑点,长到了三公分。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十二月十七号,天很冷。医生跟我们说,要换方案,要再做手术。我没有敢跟他妈说,我跟我老婆在医院楼下那个小花园里坐着,我抽了三根烟,她在旁边哭,我说,你别哭,我们还有路。

后面这一年多,就是往返,广州,梅州,广州,住院,出院,化疗药试了三次,两次没效。我儿子体重从一百三十斤掉到八十九斤,裤腰松了一大截,我拿皮带给他剪了一截,又打了一个洞。有一天他自己照镜子,看着他瘦得一块块突出的锁骨,忽然笑了一下,跟我说,爸,我现在这个身体,像一把骨头架子。

我那时候接不下去话,我说,你别胡说。他说,我说的是实话,实话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最大的遗憾,我心里是有数的。他要走的那几个晚上,我在他床边陪着,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说话要攒一会儿力气。有一天夜里两点多,他忽然跟我说话,我凑近了去听。他说,爸,我那台电脑你留着。我说留着。他说,我网店那个账号,里面还有三十多个老客户,那些人,我给他们发过货。我说,爸都知道。他说,我还有一个事,你帮我说一声。我说什么事。他说,那个李老师,高三的班主任,你跟他讲一声,我答应过他,要回去看他,我做不到了。

李老师是他高中的班主任,那天在学校里最看好他的一个人。我儿子高二那年不想读了,说家里钱紧,想出来打工,李老师跑到我家三趟,最后在饭桌边跟我儿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晓峰,你要是能考上个大专,我这辈子不白教。后来他考上了,是个高职,学汽修。发通知书那天,他自己跑到学校,把那个通知书举给李老师看。

他走了以后第五天,我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骑着电动车去了那间中学。学校已经放了假,李老师还在办公室改卷子。他看见我,愣了一下,我把那个事说了。他说了一句话,说,晓峰这个孩子,我没白教。然后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那种学校里用的记分本,他翻到一页,他给我看那一页上写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写的是“黄晓峰,二〇〇三级,坚持到底”,那一页边上记着日子,从二〇二〇年一直记到二〇二四年。

我坐在那里,没说话。我知道他记的不是成绩,他记的是一个孩子活着扛了多少时候。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那些没来得及做的事。他攒了钱想给他妈买一个电饭煲,因为家里那个坏了三年,一直用着会跳闸。他的那个手机屏碎了,一直舍不得换,说等挣了钱换个好的。他说过要带我去看海,我们梅州离海不远,开车四个小时,我说过两年,他说爸你不老,等两年。

这些事都不大,也不算什么。写出来,可能有人会觉得琐碎,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能让人记挂的,也大多是这些小事。他没法子办完,我就得替他办。那个电饭煲我去买了,一百八十块,还买了一个功能多的,四百多。他那台手机我留着放在柜子里,没充电,让它永远停在他最后用的那一天。看海这件事,等我哪天心里这口气能顺下来了,我带着他妈去一趟,替他去。

我儿子今早出门的时候,门口那条街上没什么车。

医院的出院的手续是我办的,那个结账单上,最后的总数是一百零七万。这个数我看的时候,手是抖的,我们借了三十九万,医保报销的大头压下了,还剩下的我们慢慢还。我那个铺子还开着,我回去开了,我把卷闸门拉上去,坐在那台旧电动车旁边,修了半辆。手是生疏的,心是空的,但是人得活着,人活着才能给他还那些账。

我老婆这三天基本没说话,坐在家里那台电饭煲边上,那个新买的电饭煲用了,煮了一锅白粥,她一口没吃,就坐在那里。昨天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她说,昌,他那个网店的那些老客户,你回一下人家,别让人家等着。

我打开他那个手机,找出了那几个客户。里面的对话停在他最后一次上播,那天是他生日,他在镜头前笑着跟人说话,声音已经不行了,还不时停一下,跟看的人说了一句,感谢一路支持。底下有人问“峰哥你脸色不太好”,他回了一个笑脸。我在那个夜里,坐在他的床边,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回,我跟他们说,我儿子走了,货没发,钱我们退。

我打这段字的时候,有点不舒服,不知道是不舒服,还是别的什么。二十二岁,你说这个年纪,一个人还没活开,什么都来不及。

我最后再说一件事。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他床边坐着,我忽然想起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一开头老是问,最近怎么样,还有没有力气。他回的是,爸,你别担心我,我没事。他这一辈子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后来才明白,一个说没事的人,他不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是怕你担心。这也许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最后才想通的一件事,我以前总嫌他不跟我说实话,可他把苦都自己咽了,他把苦咽下去,是为了把轻的那一半给我。

我那间铺子的门口,这几天有人在上面贴钱,有邻居给我塞过钱,有他的同学,有那个小周,一叠一叠,夹在门缝里。我取下来看,里面有五百的,有十块的,最多的两千,最少的五块。我把那些钱一张一张收在铁盒里,我留着。我要留着这个,我活着,这个东西他就没消失。

我今天早上拉卷闸门的时候,看见对面那家早餐店的老板老钟,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点了下头。他也没有说话。榕树下那个石凳上,坐着几个老人在晒太阳,他们大概不知道,昨天夜里这个镇上有个二十二岁的孩子走了,把一颗足球落了在柜子里,落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