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偃师,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手机响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带上音响、话筒、一套白色孝服,骑上电动车往邻村赶,到了地方,跪在棺材前,往脸上铺一层白粉,眼角画两道“血泪”,话筒一开,哭声撕心裂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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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完了,主家递过来一个红包,里面是七百到一千块,她抹掉眼泪,骑上车回家,路上遇见邻居,对方低着头快步走开,像躲什么东西。

这个叫武会霞的女人,靠这份“晦气”的活儿,把一家七口从土坯房里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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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霞入行,是个偶然。

那天她去县城给九十多岁的婆婆买药,钱不够,只买了半个月的量,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一户人家办丧事,灵前一个女人跪着哭,边哭边唱,围观的人跟着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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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跟旁边的人感叹了一句“这家的闺女真孝顺”,旁边的人笑了,告诉她那是主家花钱请来的,专门干这个的,她多问了几句,然后心里算了一笔账,哭一场,当场结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她丈夫种地,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钱,家里三个孩子要上学,婆婆常年吃药,住的还是漏雨的土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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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算完,她回家跟丈夫说,我要去干这个。

丈夫摔了碗,婆婆骂她丢人,村里人见她走过来,往门口撒盐,她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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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灵这碗饭,不是跪下就能吃。

武会霞第一次上场,干嚎了半天,一滴眼泪没有,主家不满意,说花钱请你们来就是要哭的,哭不出来别想拿钱,她拿着几十块的酬劳回了家,坐在灶台边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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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摸索出一个法子:上场之前,先把自己的日子过一遍。

把这些东西攒起来,跪下去的时候,不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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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唱过河南坠子戏,嗓子有底子,哭腔里带着调,能把灵堂里的人唱得跟着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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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里写,她一场能拿七百块左右。

不管七百还是上千,跟她丈夫种地的收入比,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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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霞家的日子确实变了,土坯房换成了砖房,后来有报道说盖了楼房,孩子上学的钱不再东拼西凑,婆婆的药也能按整月买。

村里那些曾经躲着她走的人,开始拎着东西上门,问她这活儿怎么接,能不能带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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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东西没变,亲朋聚会很少叫她,邻居迎面碰上也当没看见,她女儿走在路上,有人在背后指:那不是哭丧妇家的闺女吗。

靠自己的力气把钱挣了,把家养了,然后被所有人当成不吉利的东西避着。

这个账,她算过,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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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霞做的事,本质上是在替人完成一种情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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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丧事,儿女哭不出来,或者哭得不够响,会被戳脊梁骨说不孝。哭灵人来了,跪下去,把场面撑起来,让这家人体体面面地把老人送走。

武会霞哭的每一场,哭的不是陌生人,是她自己那些年咽下去的苦,她把私人生活里的委屈和艰难,转化成了一种可以出售的服务,这跟一个工人在流水线上出售体力,逻辑上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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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对“哭”这件事的定价方式很奇怪。

一个人哭自己的亲人,是孝,是情分,值钱但不该收钱。一个人哭别人的亲人,是表演,是生意,收了钱就是“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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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霞挣的每一块钱,都带着这层道德折扣。她挣得越多,被推得越远。

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用体面换了钱,然后用钱把家里人从土坯房里拉了出来,但她自己始终没被允许走进那个“体面”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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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后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有学者把职业哭灵人叫做“情绪调音师”。

名字好听,但调音师本人往往是最不被调的那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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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霞现在还在哭,一年几十场,膝盖上的淤青消了又长,她攒下的钱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自己还住在村里,手机一响就出门。

灵堂里的哭声是真的,眼泪是真的,主家给的红包也是真的,只有那些躲着她走的人,他们的体面,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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