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部队拉练途径光山,借住老乡家时与房东女儿一见钟情,后来我写给她的多封信被退回,请假专门去找她,不料姑娘家已搬走,1985年我转业安置到商业局,没想到局长竟然是她。
1969 年 12 月,我十八岁,穿上了军装。
走之前那晚,父亲蹲在灶膛边,往灶眼里塞了一把玉米秸,火光把他脸上的沟照得很深。他说:“到部队去,混出个人样来。” 他这辈子没出过我们那个县,话说得笨,可我记了一辈子。
我能当上这个兵,本身就有故事。
七岁那年,家里四个男娃,锅里见不到几粒米。父亲把我送到少林寺,做了俗家弟子,说是给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走的那天,母亲在我包袱里塞了两个杂面馍,转身就进了屋,没敢看我。
寺里六年,晨钟暮鼓。扎马步,一站半个时辰,腿肚子抖得像筛糠;练拳,一套架子打下来,棉袄后背全是汗;耍棍,冬天手背裂开一道道口子,师父拿药膏一抹,第二天照样练。也念书,也跟着识字,可到底识得不多,一本《三字经》翻烂了,后面的还是认不全。
十五岁回家种地。晒得黑,脚底板硬,走山路不带喘。家里还是穷,早起一锅稀糊糊,晚上照得见人影。
1969 年,部队到家乡征兵。我十八岁,个头猛,肩也宽,第一个报了名。父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 “部队好,能培养人”。
接兵的张连长到我家那天,父亲把我的底细全兜了出来:这娃在少林寺待过六年,会些拳脚。我一时兴起,在院里耍了一套棍,风声呼呼的,院墙根的鸡都惊得飞起来。张连长看完直点头,转身让身边的战士把我的名字记下来。
体检政审都过了,临到定兵却出了岔子。
生产队会计的儿子也要当兵,会计找了民兵连长,把我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划掉了。
张连长翻册子,一行一行看,找不到我。他把册子往桌上一拍,跟公社武装部长说:“林家立会武术,我们部队要这样的兵。他不走,你们这儿的兵我一个都不带。”
部长的脸白了。后来我才琢磨明白,那会计是队里说话有分量的人。怕真闹僵了影响接兵任务,部长当天又把我的名字添了回去。
新兵训练三个月,我才知道张连长是师侦察连的副连长。训练一结束,我跟着他进了侦察连。
有底子就是不一样。单兵战术、捕俘、攀登,我上手比谁都快。擒拿格斗更是拿得出手,连里三四个人一起上,也近不了我的身。1970 年 9 月,我成了那批新兵里第一个副班长,还兼着连队的武术教官。教课的时候,我站在队列前面,一遍遍示范,战士们的胳膊摔在垫子上,啪啪响。
1971 年,军里组织侦察兵集训,我当集训队班长。练到一半,作训部门的领导把我叫过去,让我以学员身份兼助理教练,白天跟着练,晚上给别的学员纠正动作。集训结束,连里直接任命我当班长。
当班长不满一年,师里一道命令下来,提我当一排排长。连里都吃了一惊 —— 我虽然在预提名单上,可按计划要到明年才报,今年直接任命,这种事少见。我成了那批新兵里第一个干满三年就提干的。
当排长那年,我天天跟着战士泡在训练场。三九天下河沟练潜伏,冻得牙齿直打架;半夜拉紧急集合,我背着枪跑在最前面。谁动作不到位,我一个一个掰过来,从不吼人,只做给他看。
当了排长,我常被团司令部作训股借去帮忙,拟训练计划、跑连队、核对数据,一来二去,机关的活儿也摸熟了。
1972 年冬天,部队冬季野营拉练,走到光山一带休整。
天冷,路面上冻着薄冰,行军一天,棉裤腿上全是泥壳。我和股长陪同参谋长,住进一户开小旅店的人家。院里有七八间客房,砖墙青瓦,门前扫得干干净净。股长私下交代我:“参谋长的话要及时传达,脑勤、眼勤、手勤、腿勤、口勤,一条都不能少。” 我当时还不是机关干部,可股长拿参谋的标准要求我。
我不敢马虎。参谋长一开口,我就掏本子记;记完转身就跑,穿过两条巷子送到营连。夜里我们睡在客房的通铺上,炕烧得热,屋外风刮得窗户纸响。参谋长半夜起来看地图,我就跟着起来给他掌灯。手套冻硬了,笔尖在纸上划不出墨,我就把笔揣进怀里捂一会儿。
房东一家待我们很亲。屋里没有炉子,大娘怕战士挨冻,每天傍晚烧炕,火苗在炕洞里呼呼地响。我们几个就帮着挑水、扫院,有时从地里抬柴火回来,堆在墙根下。吃饭的时候,大娘给每人盛一碗米饭,一碗有肉有辣椒的烩菜,我吃得满头是汗。
房东家有个姑娘,我进门第一天就看见了。她叫张林静,人如其名,说话轻,走路也轻,眼睛亮得像刚洗过。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出毛边,说话时眼睛不躲人。院里那口压水井,她每天清早摇半天,摇满了缸才进屋。她是正经读完高中的,这在当时的乡下不多见。
有回闲聊,才知道我俩同岁。我笑着说:“我这点文化,初中都算勉强,你可是高中生。” 她抿着嘴笑,说 “你在部队里算有文化的人了”。
那天参谋长让我去附近营连送通知。我大步往外走,正撞上抱着书进门的她。文件散了,书也散了一地。两人同时弯腰去捡,脑袋 “咚” 地撞在一起。
我先退开,连声道歉。她捂着额头闪到一边,脸红得厉害,眼睛却弯了。我们对看一眼,都笑出了声。她侧身让开路:“你赶紧去忙。”
第二天一整天没见着她。天擦黑,她才风尘仆仆进门,棉鞋上沾着泥,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看见我在院里扫雪,她把手里一张纸递给我。
“县里在招工,我这两天跑手续。你看我这么填,有问题没有?”
是县商业局的招工表,姓名、年龄、简历,一笔一画写得工整,连 “家庭成分” 那一栏都填得规规矩矩。我捏着那张表,笑着说:“我一个初中学历的,哪看得出问题。真心恭喜你当工人。”
她没接话,只是看着我。那双眼睛里的话,比说出来的多。
偏偏那天夜里,我腿上一个疮发作起来,又红又肿,走路都扯着疼,躺下翻不了身。第二天清早,我只能请假提前返队。
临走,房东两口子送我到院门口。大娘回屋拿出一支笔、一本信纸,塞到我手里,说以后多给姑娘写信。她又补了一句:“是姑娘交代的。”
我在门槛上站了会儿,把那本信纸捏得很紧,纸边都被攥出了褶。
部队走后第二天,张林静回到家里。她在院里转了半天,没找见我,问了我的战友,才知道我已经走了。战友后来告诉我,那几天她一个人坐在院里,半天不说话,她娘喊她吃饭,她应一声,碗端在手里也不动,扒两口就放下。
一个月后部队回到营区。股长见了我,说那姑娘自你走后茶饭不思,脸上的笑模样都没了,你赶紧写信。
我写信了,写了两封。第一封说腿上的疮已经好了,第二封说今年训练任务重,等有空再去看她。信封上的地址,我写了一遍又一遍,怕写错一个字。
两封信都没有回音。我把信纸压在挎包最底下,剩下的半本,一直没舍得用完。
又等了三个月,还是一个字也没有。我心里犯嘀咕:不该啊,就算再忙,信总能看到。
1973 年 5 月,我请了假,专门跑了一趟光山县城。
坐了大半天的长途汽车,又走了十几里路。走到那条巷子口,我脚步慢了下来。院门换了,门板上贴着新对联,红纸还没褪色。
开门的是个陌生男人。我说找张家。他摇头,说这房子他去年秋天就买下了,原主搬走了,搬到哪儿他不知道。他还说,那家人走之前,姑娘好些日子不出门,人瘦了一圈,见人也不爱说话。
我在巷子里站了很久。风从院墙那边刮过来,几片干叶子打着转,贴着地跑。
后来我回了部队,把这件事压在心底。训练、演习、带兵,事一件接一件,慢慢地,那个名字不再天天浮上来。只是有时候夜里查铺,看见战士枕头底下压着家信,我会站一会儿。
我的婚事是部队领导帮着办的。爱人是师医院的一名护士,人温和,手也巧。我们后来有了两个女儿。
说来也巧,她的老家就在光山。
1985 年大裁军,我正营满三年,随她转业,落到了她的家乡。
报到那天,我拿着军转部门的通知书去县商业局。办事大厅人来人往,玻璃窗上贴着红标语。我抬头看墙上的公告栏,第一排就是局领导的照片和名字。
照片上的人,梳着短发,眼睛还是那样亮。
名字是三个字:张林静。
我站在公告栏前,手里那张通知书被攥出了褶。人群从我身边过,谁也没注意一个转业干部在墙根下站了多久。
十三年了。那个撞在一起的下午,那本只写了两封信的稿纸,那扇贴了新对联的门,全在一瞬间涌了回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遇见说来就来,有些错过一辈子补不上。那本信纸还在我抽屉里,纸黄了,字迹也淡了。至于后来我跟她说了什么,她笑了没有 ——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