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传来一声巨响,全球最大的医院竟然就在这里,一年收入还高达两百亿。

这家医院到底是谁,凭什么这么能挣、这么能扛?

想弄明白这事,得先看看在中国看病到底是什么滋味。

有人天不亮就去排队,有人只能在家里自己配药。

先从一个蹲在地板上的年轻人说起。

在一间普通公寓里,一名年轻男子蹲在地板上配制药物。

他不是化学家,也不是毒贩,而是在为患有三期肺癌的母亲自制抗癌药。

他每月收入约300美元,母亲每月所需的药物却要2000美元。

为了寻找出路,他转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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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一种尚未获得中美两国监管机构批准、也没有商品名的实验性药物,其原材料能以官方售价的一小部分在网上买到,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制作。

按照官方说法,中国的基本医保已接近全民覆盖,参保率接近95%,这名男子的母亲也在其中。

既然有医保,他为什么还要在家中自制药物?

这一现象折射出医疗体系面临的现实压力。

要理解这些压力,需要回顾历史。

改革开放后,中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从贫穷的农业国发展为经济大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

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国家投入比重的变化,医疗不再完全免费。

部分医院逐渐转向以创收为导向,监管和问责机制又未能及时跟上,由此引发了不少质疑,信任不足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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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多普通人面对的日常。

凌晨5点,上海市中心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口已聚集约一百人。

他们不是在排队看电影,也不是在抢购促销商品,而是在排队挂号,心中只有一个问题:今天能不能看上医生?

此时,号贩子已经出现。

他们倒卖排队位置和挂号名额,使能否见到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经济能力。

这种现象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更为突出,也让人们对就医公平提出更多期待。

即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患者仍会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由出生地决定,社会服务也大多与户籍挂钩,从子女就读的学校到医保的报销范围,都与出生地相关。

因此,如果一个人患上癌症,而所在地区缺乏肿瘤科医生,就可能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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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这种差异类似于一种身份分层,并呼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早上7点,距离医院开门还有一小时,队伍已经比最初长了两倍。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背后是医生数量的不足。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1500至2000人应配备一名医生,而中国的全科医生配置与这一标准仍有差距。

据受访的全科医生介绍,他们每天要接诊70至80名患者。

专科医生则表示,一天最多要看200名患者,每位患者的诊疗时间只有四分钟左右。

相比之下,接受采访的美国医生每天接诊的患者不到30人。

收入较高的人群可以自费就医,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其余依靠医保的民众,仍需自付约30%的医疗费用,而美国民众自付的比例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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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越来越多,医生的收入和精力却有限,这样的差距不断累积,使医患关系趋于紧张。

各地医院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在医保难以完全覆盖不断上涨的治疗与药品费用时,纠纷常在病房中发生。

这类事件在中文里被称为“医闹”。

回到上海的这家医院。

医院开门前,号贩子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兜售提前抢到的专家号。

一些买不起高价号的人等不及,试图插队,被保安劝离现场。

进入医院后,患者还要面对第二轮排队。

他们浏览当日出诊的专家名单,再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就诊科室和医生。

如果运气好,所选专家当天恰有时间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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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错了,第二天又得重新开始。

也有人选择在家自行解决。

那名在公寓里配制药物的年轻人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做法存在明显风险,却是许多家庭在高额医疗负担面前的无奈之举。

看完这些,再把目光转回河南。

上海的医院门口天不亮就排长队,郑州有一家医院,每天排队的人比这多得多。

它就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郑大一附院,1928年成立,现在是公认的全球最大公立医院。

这家医院有多大?

占地682亩,差不多456个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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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区一共四个,河医院区、郑东院区、惠济院区和西院区。

每个院区都有各自的专科诊室和病房,河南本省的病人往这儿跑,外省的也不少。

科室就更全了,一共95个临床科室,大病小病、急症突发,基本都能接。

床位最多的时候突破1.38万张,放到全球公立医院里,也是排在前头的。

再看人流量,吓人。

每天接诊超过4万人,一年门诊量接近900万,全国第一。

前头说上海那家医院凌晨5点排一百人,到了郑州,一天要来四万多人。

光是想想这个场面,就让人头皮发麻。

人这么多,靠谁来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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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一支1.4万多人的队伍,其中有2200多名博士、3400多名硕士。

院里不管白天黑夜都灯火通明,一年的手术量有41万台,平均下来,每天至少要做上千台。

钱的数字更吓人。

2021年,医院总收入突破218亿元,平均每个月18亿多,每天大约6000万。

这些钱里,85%以上是事业收入,也就是靠看病、做手术挣来的,财政拨款只占一小块。

不过,挣得多,花得也多。

那一年的支出是208.34亿元,几乎和收入打平。

像核磁共振这样的高端设备,换一次就得上亿元。

再加上工资、药品、耗材、水电,还有疫情期间的防控任务,处处都要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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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一样累。

每天面对4万多名患者,既要看诊又要做手术,疲劳、情绪波动在所难免,时间长了还可能出差错。

心脏病、肿瘤这些热门科室尤其吃紧,缺医生、缺设备,又被资金和人才卡着脖子。

这家医院还有个身份,叫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医疗航母”,得帮着带基层。

专家团队一趟趟往农村、乡镇跑,给基层医院送技术、送援助。

压力是缓解了一些,可自家的资源也变得紧巴巴。

所以医院自己也在调整。

西院区停诊,改成科研基地,床位一下少了3100张,换来的是把力气集中到疑难杂症上。

往后还要在AI技术、基因检测、新型疫苗研发上多下功夫,再加上远程医疗和线上问诊,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用上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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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开头那个蹲在地板上配药的年轻人,就更明白了。

郑大一附院这一声巨响,响的是218亿的营收,也是一个提醒:好医院再大,也得有更多好医院一起分担。

看病不再难,家里就不用再有人蹲在地上配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