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越南GDP同比增长9.01%,是2011年以来同期最快,其中一季度8.15%,二季度8.81%,三季度冲到9.95%;工业和建筑业增长12.5%,出口增长23.27%。
贸易上,越南对美国的顺差在2025年下半年首次超过中国,今年上半年突破千亿美元,成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单看这一项,越南确实已经站到了中国前面。
可是,对美顺差第一和制造业第一是两回事,增速第一和发达程度更是两回事。要回答越南到底发达到什么程度,得把它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看它从哪里来、靠什么增长、还缺什么。
先看起点。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时,GDP只有45亿美元左右,人均74美元,比当时的中国还穷得多;到2025年前后,GDP增长到四千多亿美元,翻了一百多倍,人均GDP大约4700美元,农业占GDP的比重从35%左右降到10%左右。
越南今天是一个人均GDP五千美元上下的国家,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比较合理的定位是中等收入国家,按目前势头,未来十年左右有望把人均GDP做到一万美元附近。这四十年走得极不容易。
研究东南亚国别经济的学者在梳理越南历史时提到,越南近代史几乎被战争贯穿,法国殖民、抗法战争、南北分裂、越战,一场接一场。1986年开启革新开放时,越南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国土面积也不大,根本没有条件像中国那样搞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
从极度贫困走到中等收入的门口,用“筚路蓝缕”来形容并不为过。更关键的是起点的质地不同。
一位长期研究越南的投资人做过一个很形象的对比:1990年前后的中国制造业是“高薪低能”,工资不低、质量很差,但门类齐全,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说帮我开个模具、造点螺丝和基础零部件,都没问题,这是前几个五年计划打下的底子,苏联援建的那套工业体系相当完备。
所以外资进来以后,帮中国打开了海外市场、提高了产品标准,就像桑塔纳轿车进入中国时,很多省份都试着承接零部件,虽然大多质量不达标,但至少有这个能力。越南不是这样,外资对越南来说几乎就是全部:外国企业来投资、来生产,再把东西出口出去。
数据把这个差别量化得很清楚。
根据经合组织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的测算,2008年到2020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增加值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4%到5%,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本土企业;而在越南,外资企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从2008年的12%左右,一路升到2020年的18%,甚至逼近20%。
也就是说,越南最近这些年的增长加速度,很大一部分是外资直接贡献的。再看行业。
越复杂、利润率越高的产业,外资占比越高:汽车和制药的增加值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外资,机械、化工外资也占到四分之三左右;本土企业占优势的,是酒店、教育、公共事业、农业这些只能交给本地人干的行业。
电子业的增长基本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国外,和中国当年的“三来一补”高度类似;纺织业则主要靠本土企业,是真正生产在国内、增值在国内、消费也在国内的内生增长。这就是越南增长最脆弱的地方。
纺织的增长是自己的,电子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借来的”,一旦三星、英特尔这样的跨国企业把产能再转到别的国家,这一块增长就可能消失。中国当年也承接外资,但外资是催化剂;越南的外资更像是发动机本身,发动机不是自己的,油门也就不完全在自己脚下。
越南为什么这几年突然加速?一个重要推手是中美贸易战。
2018年以后,大量企业为了规避关税,把产能或者最后一道工序转到越南,货从越南出口,关税能少百分之二三十,这股转口贸易和随之而来的外资,给越南经济送了一阵顺风。
有意思的是,越南恰好在2016年前后开始了一场以反腐为主题的“熔炉”运动,政治上收紧粗放式发展留下的寻租空间,经济上却赶上了这阵外部顺风,两件事叠加,才有了这几年的高增长。但隐患也随之暴露。
疫情之后,越南依赖外资投入和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局限已经比较明显,2021年到2024年这段繁荣期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在有些年份甚至是负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后,靠技术和效率带来的那部分增长。
它为负,意味着越南的增长主要靠多投钱、多用人,而不是靠变得更聪明、更高效。人的因素同样关键。
越南历史上全盘借鉴过科举制度,这种遗风让越南的学生专注、能吃苦、能忍耐,越南工人善于听从指令、按流程办事,这是制造业喜欢的品质;但一位在麻省理工读完博士、曾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银牌的越南经济学教授,却对本国传统教育颇有微词,认为它束缚了创新思维,长期一定会制约越南发展。
一旦需要主动创新、独立决策、做高端研发、解决复杂问题,这套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就容易力不从心。而且越南南北差异很大,胡志明市大企业的年轻人英语流利、思维活跃,越往北走,到岘港、河内周边的新开发区,受教育水平就明显下降。
人口红利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长。2025年越南总人口刚刚超过1亿,年龄中位数约35岁,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60%,表面上处在黄金期。
可越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93,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对标上海的胡志明市,生育率更是低到1.51,相当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前几年的水平。
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核心城市的生育率先追平了,黄金窗口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关上,业内估计可能只剩十年左右。把这几条摆在一起,越南面临的就是一道教科书式的难题:中等收入陷阱。
教育和研发投入不足,人口红利窗口在收窄,本土产业集群竞争力不强,要跨过人均一万美元这道坎,越南手里的牌并不多。越南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越南的财团,比如做汽车的VinFast、做矿业和农业的马山集团、军方控制的越南电信,在国内说一不二,可放到亚洲甚至全球,竞争力都不够看,VinFast和比亚迪、特斯拉比起来差距明显。
越南对财团又爱又恨:没有财团就没法和外国企业竞争,可财团和政商勾连又引发了反腐。
越南的土地是私有化的,不能像中国那样高效地把工业和住宅用地腾出来;2025年出台的能源规划里,越南还打算在未来几年把天然气和石油采购量提高将近一倍,并增加从中国采购能源,连能源都跟不上工业扩张的速度。
越南的南北差异,也是理解它发展难度的一把钥匙。越南从红河三角洲起步,花了大约八百年时间一路向南扩张,吞并了深受南亚文化浸润的占婆王国,直到湄公河三角洲。
北方浸染儒家和官僚传统,偏保守;南方经历过法国殖民,又融入了高棉文化,更商业化、更开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气质差别,有点像北京和上海,但因为源自两种文明,差异要大得多。
越南也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但比中国更碎片化;地方省级政府自主权更大,对外资相对友好,可整体行政效率在东盟里并不算突出。这些都让统一的产业政策更难落地。
在研究者看来,越南还有一张中国当年也打过的牌:海外侨民。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华侨回国投资,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把中国接进了全球产业链。
越南也有大量海外越侨,越南领导层重用来自南方、熟悉市场经济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借助这股力量。一位美国长大、回越南创业的越侨,就在胡志明市组织归国越侨的聚会,现场的人个个盛装出席,那种向上的劲头,和中国九十年代的气氛颇为相似。
所以,越南发达到什么程度了?
我的判断是:它是一个正在快速上升的中等收入国家,城市里已经有了消费热、咖啡馆和年轻白领,部分指标甚至跑到了中国前面,但从工业底子、本土产业竞争力、科研和教育水平看,它离发达国家还很远,离“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就更远。
越南今天的制造业,按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可能还比不上中国2008年前后的水平。对投资者来说,越南的机会也有它的特点。
越南人消费欲望旺盛,下午五点街边就坐满了喝饮料聊天的人,西贡啤酒、越南乳业这类消费股表现不错,银行业也值得关注。
但越南经济“两头在外”,经济冷暖几乎跟着美国利率和中美关系一起起落,投资最重要的是择时,比如等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越南跟着降息的时候再进场,可能更稳妥。越南的高增长本身也承受着压力。
越南总理表示,四季度增速需要超过12.5%,全年才能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目标;亚洲开发银行则把越南2026年的增长预测上调到7.8%,比越南官方目标要低一截。2025年越南GDP总量约5140亿美元,总量已经比广西大,和深圳的差距也在缩小。
越南和中国不是零和关系。越南承接了大量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的也有很多中国的机器、零部件和能源;越南做大,中国的产业链也跟着延伸。
真正决定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发达国家的,不是它能不能“取代中国”,而是它能不能把借来的增长变成自己的增长。这一步,中国用了几十年,越南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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