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座矿,10亿元总价,其中2座矿已交割、已付款8亿元,多份备忘录和协议,四次诉讼,勾勒出一起跨越十余年的股权转让纠葛。
——随着卖方实控人的突然离世,这起股权转让纠葛变故丛生。
——同样的事实,秦皇岛中院先后作出两份不同判决,而第一份判决至今未被撤销,且已经过河北省高院再审确认。
——这起不同寻常的案件受到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并向河北省高院致紧急关注函,请求排除干扰,依法公正审判。
朱文强|文
14天之内,四份文件
关于这起股权纠纷,2023年1月10日,秦皇岛中院曾做出终审判决,认定青龙满族自治县天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驰矿业”)已将下属两家子公司股权以8亿元转让给购买方当地矿老板王健,双方无异议。
但天驰矿业法人冯晓民突然离世后,王健就同一事实再次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且重新获得秦皇岛中院的支持。
这已是王健就双方股权交易提起的第四轮诉讼。
同一事实,多次起诉,秦皇岛中院前后不同的判决结果,事情变得不同寻常。
时间回溯至2021年9月,冀东山区小城青龙,一场沉默了七年的交易突然被点燃。
因当年整体收购中,王健未能支付2亿元余款,天驰矿业实控人冯晓民试图寻找第三方完成天驰矿业剩余股权交易。
于是,九天之内,围绕天驰矿业股权,先后出现了四份文件——
9月15日,天驰矿业实际控制人冯晓民、钟惠颖夫妇与案外人秦皇岛瑞兴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天驰矿业100%股权作价8000万元转让。
9月24日,冯晓民代表天驰矿业向多年前的收购方——王健及其控制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天兴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天兴矿业”)——发出《催告通知》:限9月27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2亿元、违约金2亿元,合计4亿元,否则解除2014年1月28日签署的《备忘录》。
9月26日,王健回函冯晓民,措辞严厉:“我方应向天驰公司支付相关款项,但实际上收款方却是你个人……现要求你立即退还我前期已支付的八亿元股权转让款。”
9月28日,天兴矿业及王健向青龙县法院提起第一次诉讼,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冯晓民、钟惠颖名下天驰矿业股权和天驰矿业采矿许可证。
这14天,是一桩持续十余年的矿产股权交易的断裂点。
在此之前,王健一方已累计支付8亿元,先后取得天驰矿业下属两家子公司股权。
在此之后,是四轮起诉,两次撤诉,一份判赔4000万元又被撤销的一审判决,和一份一审判决返还9834万又被撤销、至今年仍在进行且没有定论的重审。
(2025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全年GDP150亿余元。对这座小城来说,10个亿的矿产交易非同寻常)
一、两套价格
天驰矿业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小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内,成立于2003年9月16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冯晓民持70%,妻子钟惠颖持30%。
这家公司名下有两个子公司,全资持有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天驰鑫利铁业有限公司,以及持股62%的天兴矿业。
根据各矿采矿证表明,天驰矿业生产规模20万吨/年,鑫利铁业30万吨/年,天兴矿业60万吨/年(后变更为95万吨/年),三座矿中,无论是储量、品质还是生产规模,天兴矿业最优。
2008年前后,由当地官方主导的矿产资源整合行动逐步展开。
2012年11月30日,王健与冯晓民签订了第一份《合作框架协议》。
这份协议约定天驰矿业资产“以签约时现状为限整体作价9亿元人民币”,王健先行出资3亿元作为“入股定金”。
但王健仅支付2亿元,未能足额支付3亿元。
此后的一年半里,双方陆续签下五份文件,交易结构像搭积木一样层层展开。
2013年6月25日,双方在迁安签订《备忘录》,鉴于双方原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王健一方未能足额资金到账,双方达成谅解。
这次备忘录重新议定了整体股权作价,“考虑冯晓民的投入和增加的费用”,调整为10亿元,并确定股权转让分“三步走”的安排。
第一步,签约之日起王健支付1.3亿(A款),即付足3.3亿元,达到33%的股权额度,双方进入下一步,此时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王健一方不参与管理、分红,不承担亏损;第二步,再筹资1.7亿元可转让天驰矿业所持天兴矿业62%股权。第三步,以天兴矿业为平台融资,“以3至6个月为限”继续收购天驰矿业全部股权。
此备忘录签约当日,王健支付了1.3亿给冯晓民。
2013年7月12日,双方就天兴矿业62%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股权作价17000万元人民币。”“先付1.3亿元,余下4000万元延至股权变更后60个工作日内付清。”
随后,王健先后支付了1.3亿元、4000万元,62%股权也过户登记至王健一方。
至此,加上王健先期支付的2亿元,其收购天兴矿业的总出资已经达足额5亿元。
按照625备忘录,王健应当在3至6个月内(即2013年12月25日前)支付剩余5亿元股权转让款、完成整体收购,但王健又一次未能及时付款履约。
于是,2014年1月28日,天驰矿业与天兴矿业再次签订新的《备忘录》,约定“总体收购、分步实施、交易条件不变”,把625备忘录约定的王健出资5亿元一次性收购剩余天驰股权,再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天兴矿业2014年2月28日前融资3亿元交付天驰,换鑫利铁业100%股权;第二步,天兴以鑫利采矿权融资贷款收购剩余天驰矿业股权,天驰以其采矿权提供担保,期限为备忘录签署后8个月内;违约金为总交易额度的20%。
2014年2月25日,双方签订鑫利铁业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价1.6亿元。
次日,王健向冯晓民转账3亿元。
至此,王健一方分6笔累计支付8亿元:1.8亿、2000万、1.3亿、1.3亿、4000万、3亿。天兴矿业62%、鑫利铁业100%两块股权完成交割。
剩下的天驰矿业100%股权,王健未再支付剩余的2亿元,交易停在了这里。
问题恰恰出在“作价”两个字上。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天兴62%股权1.7亿,鑫利100%股权1.6亿,合计3.3亿。王健付了8亿,超付4.7亿。这是王健一方后来全部诉讼的逻辑起点。
但按天驰一方在历次庭审中的说法,1.7亿和1.6亿都只是“暂按”的数字,仅在用于工商过户登记的协议中做此约定,双方真实意思就是付满5亿元转让天兴股权,再付3亿转让鑫利股权,天兴62%股权的真实对价是5亿元,鑫利铁业是3亿元,合计正好8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同一个标的,产生了两套价格,哪一个才是真实约定?
二、只剩复印件的"730备忘录"
天驰矿业一方主张8亿元对价,除了2013年“625”备忘录和2014年“128”备忘录,还提供了其他数份证据。
天驰矿业提供了一份与王健签订于2013年7月30日的《关于天兴公司财务交接有关问题的备忘录》。
这份文件第三条写道:“签约时考虑天兴公司的注册资本较低,双方一致同意暂按17000万元作价签署天兴股权转让协议,如果乙方未能按第三步启动转让天驰公司股权,乙方应当配合甲方签署补充协议,将作价按第二步实际金额50000万元作出相应财务调整。”
按天驰矿业一方的解释,730备忘录约定清晰,天兴矿业股权“实际金额”为5亿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7亿元,只是“暂按”数字。考虑到王健一方多次违约、未能及时付款,才约定一旦后续收购未能进行,双方要签订补充协议,将天兴矿业5亿元真实对价做财务调整。
换句话说,这1.7亿从来不是买卖股权的真实价格,而是一个为了办工商变更、财务交接而"暂按"的数字。
但,这份文件的最大软肋是:原件不见了。
天驰一方承认原件未能提供——因冯晓民已于2023年1月病逝。
他们的替代方案是一份复印件、两份公证(北京市精诚公证处2025年第378号、379号公证书),以及一份签署于2025年1月12日、签名并按红手印的《情况说明》。
说明人渠晓红,曾任天驰矿业财务总监、后任董事长助理,她在说明中写道:“双方约定的整体收购价一开始是9亿元,后来变为10亿。王健支付5亿元后,先将天兴矿业62%的股权过户给他,再付3亿元,就将鑫利铁业股权过户给他,最后再付2亿元,再将剩下的天驰矿业的股权过户给他。”
她还提到,7月30日备忘录签订后,渠晓红曾用手机对原件拍照,并通过给自己发送邮件的方式备存,相关证据已做公证并提交法院。
在另一条证据线上,天驰一方拿出了2013年9月20日的一份《天兴矿业贷款授信申请书》和青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4亿元授信调查报告:天兴矿业铁矿储量10500万吨,2013年前8个月净利润1.39亿元,资产总额59160万元、负债986万元;申请书载明,王健申请贷款提供的信息显示,整合收购共需7亿元,其中“收购天驰公司及子公司资产经双方协商需5亿元,整合收购18个群采矿山预计需资金2亿元”。
即,总计10亿的股权交易中,已完成的天兴矿业股权5亿,剩余未完成的天驰、鑫利5亿。
天驰一方据此主张:王健一方已认可天兴矿业5亿元真实作价。且一个年利润上亿、估值10亿以上的公司,62%股权不可能只卖1.7亿。
王健一方则反驳,7月30日备忘录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白纸黑字写着1.7亿和1.6亿。
值得注意的是,王健在2021年9月28日向青龙县法院提交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中,曾自认“鑫利铁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3亿元(而非协议中写的1.6亿元)”,秦皇岛中院据此认定鑫利公司转让价款为3亿。
2022年8月22日,第二次诉讼,青龙法院的庭审中,王健一方也当庭引用了730备忘录的内容,用以证明因天兴矿业注册资本低导致股权转让作价为1.7亿而非5亿。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份关键的730备忘录是双方签署且真实存在的。
纵观整个诉讼阶段,这份730备忘录的约定最为明确,但双方争议最大。
三、沉默的七年
天兴、鑫利股权收购在2014年2月25日完成之后,剩余天驰矿业的股权收购交易停摆。
最后未完成的2亿元交易沉默了7年,自2014年2月至2021年9月,王健一方在实际经营天兴、鑫利名下铁矿,从未主张返还“多付款”,冯晓民也未催付“未付款”。
双方再未推动剩余交易的进行,这笔交易似乎达成了一种“互不相欠”的默契。
直到2021年,王健一方开始起诉,并先后发动四轮诉讼,双方关于交易停摆的原因各执一词。
四、秦皇岛中院判决“双方均不违约”
在王健提起的第二次诉讼中,青龙县法院一审认定:冯晓民、钟惠颖不协商、不诉讼,直接把标的公司卖给第三人并收取全部价款,“本诉构成违约”。
但秦皇岛中院二审((2022)冀03民终4283号)推翻了一审判决。“双方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关于天驰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因此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秦皇岛中院二审撤销了青龙法院一审中关于冯晓民、钟惠颖和天驰矿业需支付王健4000万违约金的判定,对于剩余天驰矿业股权2亿元转让的内容,则维持了一审解除的判定,同时认定对于已经履行的8亿元转让天兴矿业、鑫利矿业股权的交易,双方均无异议。
2023年6月25日,河北省高院驳回王健一方的再审申请,维持了秦皇岛中院“均不违约”、“双方均无异议”的定性。
五、9834万元的算术题
冯晓民一方本以为随着秦皇岛中院的二审生效判决和河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能为双方的纠葛画上句号,然而,王健一方对此不予认可,并就同一事实继续发起第三次、第四次诉讼。
王健一方的算法很朴素,总价10亿,我支付了8亿,拿到了3.3亿对价的股权(按协议字面1.7亿+1.6亿),多付了4.7亿,应当返还。
事实上,2021年至2024年间,王健已提起过三轮诉讼,过程颇具戏剧性:第一轮因未按期补交229万余元案件受理费,被裁定按撤诉处理;第二轮起诉,王健一方由胜诉到败诉,未能获得法院支持;第三轮于2023年3月7日起诉,诉讼请求返还1亿元,起诉状中写道“因原告无力承担诉讼费,暂时主张被告返还1亿元”——这轮诉讼再次因未缴纳54万余元受理费,于2024年3月6日按撤诉处理。
2024年3月19日,王健、天兴矿业“越”过县级法院,直接向秦皇岛中院提起第四次起诉,再次请求返还多收取的4.7亿元及利息3384万余元(暂定)。
这一次,王健一方聘请了河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秦皇岛市律师协会会长王剑波作为律师。
2024年9月5日,一审判决出炉,(2024)冀03民初13号判决书展示了一段在司法文书中罕见的“算术”。
法院认定,鑫利铁业100%股权对价3亿元,天兴矿业62%对价1.7亿元,加上已解除的天驰矿业股权转让部分对应2亿元,三项合计6.7亿元;而"双方约定三个公司转让总价款为10亿元",超出对价的3.3亿元应认定为“溢价款”;未履行的天驰股权2亿元占6.7亿元的比例为29.8%,故应返还溢价款3.3亿×29.8%=9834万元。
秦皇岛中院据此判决:钟惠颖、天驰矿业连带返还王健9834万元;冯晓民的女儿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这份判决的精妙与软肋同样明显。
它实际上承认了一个中间结论,8亿元里有一部分(3.3亿元)不是任何股权的对价,而是超出合同明面价格的额外支付;当交易部分解除时,超出部分应按比例返还。
但在法律技术上,它回避了那个真正的问题,如果1.7亿不是真实对价,那么2013年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存在“名为1.7亿、实为5亿”的阴阳安排,法院应当据此重新认定对价总额,而不是发明一个法律上并无对应制度的“溢价款”概念;如果1.7亿是真实对价,那3.3亿“溢价款”的性质就成了无源之水。
判决书没有对1.7亿是不是虚假意思表示作出认定,也没有说明“溢价款返还”的请求权基础——这恰恰是天驰一方上诉的核心点。
2025年8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冀民终163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秦皇岛中院重审。
河北省高院给出的理由很明确,鉴于双方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天兴矿业股权转让价款需进一步查明并认定;对三家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未以任何标准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股权溢价款概念是否妥当?
至此,这起诉讼费高达256万余元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再次回到了起点。
六、秦皇岛中院截然相反的两份不同判决
自2021年9月起,围绕天驰矿业的股权交易,王健一方发起了四次起诉,第一次、第三次两次按撤诉处理(均因未交受理费),第二次、第四次两次产生判决。
蹊跷的是,秦皇岛中院(2022)冀03民终4283号判决已认定,涉事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备忘录》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健及变更后的天兴矿业已经按照协议和备忘录支付了8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且双方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履行关于天驰矿业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双方均不存在违约。
这份判决经河北省高院再审裁定确认,至今仍属生效判决。
而同样是秦皇岛中院,其在随后的(2024)冀03民初13号判决书中却以“溢价款”的名义做出一份截然相反的判决。
这就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结果,同一事实,同一法院,两份不同的判决。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2025年2月即已致函河北省高院对本案进行监督。
当一场股权纠纷需要动用三级法院、历时五年仍无法回答交易价值究竟是8亿还是3.3亿时,一个核心问题不得不引起怀疑,是事实真的无法查明,还是有什么案外因素在作祟?
2026年1月,这场拉锯进入第5个年头。秦皇岛中院的重审法庭上,双方的主张与14年前签订协议时一样针锋相对:一方说“8亿就是全部对价,请驳回全部诉请”,一边说“我多付了4.7亿,请依法返还”。
本案距秦皇岛中院重审立案超过一年,自2026年1月28日正式开庭后,已3次延长审限,至今仍未作出判决。
冯晓民的女儿在控告材料中称,双方股权交易秦皇岛中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认定了股权交易对价就是8亿元,王健一方重复起诉、反复缠讼,还能获得秦皇岛中院支持,明显受到了案外因素的非法影响和干预。
判决书之外,那些真正决定这笔交易命运的文件——那份写着“暂按17000万元”却指向50000万元的备忘录原件,那份8000万元的转让协议背后的定价逻辑——有的随签约人离世而湮灭,有的沉在案卷深处无人发问。
一场10亿元的交易,最后停在第8亿元上。
而两份出自同一法院的不同判决更让这起跨越十余年的股权纠纷生出另一种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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