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韦建国,今年五十四岁,贵阳本地人,在南明区一个区直单位的人事科干了二十六年,经手招进来的年轻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去年那一批,十个大学生,全是正式编制。入职刚满一个月,十个人,一个不落,全走了。

十份辞职信摞在我桌上那天,我没生气。我把它们按报到日期排好,用长尾夹夹了,压在台历底下。台历是前年发的,还翻在九月那页。

我就想下楼抽根烟。抽到一半,呛住了,咳了半天。

那一年我们区招十个综合岗,报录比最高的一个岗位,四十三比一。十个娃儿来自六个省,学历最高的是个硕士研究生,最小的一个刚满二十二岁。

他们来报到那天,是九月六号,贵阳刚下过一场雨,地上还有点滑。

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我提前半个钟头到办公室,把工牌一个一个摆好,十张,摆成一排。人事的同事说,韦科,你搞这么整齐干啥。我说,人家娃儿头回来,得有个样子。

他们来了。有个人穿了件白衬衫,皮鞋是新的,走路一拐一拐的,鞋磨脚。有个女生背了个双肩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还有个小伙子跟我握手,手心全是汗,他说,韦科,我终于上岸了。

我说,要得,好好干。

那是我那一个月里,说过的最轻松的一句话。

头一个,我记住的是小罗。罗小满,遵义播州区人,家里种辣椒,父母供他考了两年。

他笔试第一,面试第二。录取那天,他给他妈打电话,在楼道里喊,妈,考上了。声音大得整层楼都听见了。

他报到穿的那双皮鞋,后来我才知道,网上买的,九十九块,鞋底硬。走了几百米路,脚后跟磨破了,他贴了两张创可贴。

他妈在电话里跟他说,小满,你老子为了你考编,把抽了三十年的烟戒了。你莫给我丢人。

这话是他学给我听的。他说的时候,笑了一下,笑得不好看。

第二周,他跟着老同事下村。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电动车颠得人屁股疼。他不会骑,坐在别人后座上。有一回去回访,路滑,摔进田埂边的沟里,膝盖肿了一个星期,贴膏药花了三十八块。

我问他,咋个样?

他说,韦科,我不怕下村。

我说,那你怕哪样?

他不说话了。低着头,用手指抠桌角那块掉了漆的地方,抠了半天,抠下一小片。

第三周,我让他送一份台账去办公室。他抱着一摞材料,走到门口,又转回来。

他说,韦科,我算不明白。

我说,哪样算不明白?

他说,我爹问我天天在忙啥,我答不上来。

我说,你就跟他说,你在忙材料。

他说,他说材料是个啥?我给他讲不清。

那天下午,他坐在工位上,把那双磨脚的皮鞋刷干净,装进鞋盒,鞋盒压扁了一角。他把鞋盒放在我桌角上。

他说,韦科,鞋我留着,用不上了。

我说,你拿回去。

他说,拿回去也是压箱底。

我没再说话。他备考报班花了两万三千五,是找表哥借的。他走那天,表哥还在微信上问他,班上得咋样。他没回。

第二个,是小陈。陈思远,二十六岁,研究生,从深圳辞职回来考的。

他是我见过备考最认真的人。招考公告他背得比我熟,哪一条写服务期、哪一条写试用期,他比我还清楚。他原来在深圳一家公司,月薪一万三千五。他跟我说,他不想再漂了,就想要个稳当。我说,稳当好。他说,要得。

第一周,他还挺高兴。跟着科里的老同志学做表格,学得快,还教别人用函数。

第四周,他把工牌摘了。

摘工牌那天,他没找我,是把工牌放在我桌上,推到我面前,人站着,没坐。

我说,坐嘛。

他说,不坐了。

我说,你后不后悔?

他说,我妈给我寄的腊肉还在冰箱头,我得回去拿。

我说,我问你后不后悔。

他说,韦科,我算过。我留下来,一年到手三万八。我在深圳,一个月一万三。

我说,钱不是唯一的。

他说,我知道。可我女朋友还在深圳。我一个月电话费三百多。

他说完就没了。就这几句。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把科里所有台账模板整理成一个文件夹,拷给接手的姑娘。他说,这个我用得最熟,留给下一个嘛。

我说,你这是干啥。

他说,板扎一点,下一个好接。

后来我听说,他回去没回深圳,去了成都。具体的我不清楚,他没再联系我。

第三个,是那批里唯一一个女生。小周,周婷,二十二岁,黔东南凯里人。

她是保送研究生的,为了考编,把入学资格退了。她家里把准备翻新老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她在城里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一千三。这事她没跟我说,是她妈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

她话少。每个月给家里打两次电话,都是晚上九点,躲到楼梯间打。

她妈跟她说,多少人挤破头都考不上,你莫任性。

她跟我说,韦科,我妈说得对。

我说,你自己咋个想?

她说,我想回去读书。

我说,那为啥不早说?

她说,我怕我妈哭。

第十九天,贵阳下凝冻,地上结了一层薄冰。她下楼取快递,摔了一跤,尾椎骨裂了,躺了十一天,医药费四千七。

那十一天,她一个人住在租的房子里,没人照顾。她跟我说,那几天她天天听见楼上有人拖椅子,刺啦刺啦响。她不敢关灯。

第二十八天晚上,我们几个在外面吃夜宵。她那天刚拆了石膏,坐不住,靠着墙。

小罗先开的口,他说,我打算交申请了。

没人接话。

过了一会儿,小陈说,我也是。

又过了一会儿,剩下七个人,陆续点了头。

小周最后点。她点了头,就哭了。哭得很小声,用手背擦,擦了又擦。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工牌一个一个放在我桌上。十张,又摆成一排,跟报到那天一样。

小周走之前,把她那件新买的工作服叠好,放进柜子,钥匙压在衣服上。

她跟我说,韦科,我对不住我妈。

我说,你对不住的是你自己。

她说,我晓得。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眼高手低。我不跟人犟。我干了二十六年,我见过凌晨三点还在这栋楼里改材料的老同志,人家没走。我见过在乡镇干了十五年、孩子都上初中了的老张,人家也没走。

可我也见过,刚来二十天就走了的。

苦不苦,不是累不累,是值不值。

我说不清这十个娃儿做得对不对。我算了半辈子账,这一笔,我算不平。

我不是替他们说话,也不是替单位说话。老同志们十几年如一日,那是真的。娃儿们每天忙到半夜,对着台账发呆,那也是真的。

你说这算不算浪费?备考一两年,报班花几万,名额占了一个,说走就走。我干了一辈子人事,这回我真答不上来。

表面上看,他们是嫌工资低,嫌下乡累,嫌台账多。

往里一层,是他们不晓得自己要哪样,只晓得别人说编制好。

再往里一层,是我们这些招人的,把"编制"两个字擦得太亮,把后面的日子藏得太深。公告上写着薪资、写着岗位、写着服务期,可没写那间顶楼的宿舍,没写二月的凝冻,没写一个人下雨天摔在田埂上,膝盖肿一个礼拜。

我算啥?我就是个管档案的,这辈子没离开过这栋楼。

可我今年五十四了。我儿子去年也考上了,在另一个区,离家四十分钟。我没跟他说这十个娃儿的事。

我就跟他说了一句:你自己去看一眼。看那个办公室有几个人,看他们一天在忙啥,看完了再决定去不去。

他去了。回来说,行,我留。

我说,那就好。

我孙子今年六岁,他妈让他背古诗,他背到"谁知盘中餐",就跑去看动画片了。我看着他跑,我想,跑就跑嘛。

路是别家的,脚是自己的。

床是别人铺的,梦得自己做。

看清了再选,苦也是甜的。

我说完了。我得下楼买把折耳根,今晚炖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