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贾世宽,今年52岁,河南周口人,在深圳摆了二十年水果摊。我这辈子没上过电视,没接受过采访,认识字,不多,够记账。去年秋天,一个印度记者拿着话筒站在我摊子前头,问了我一个把我问住了的问题,我回了他一段话,他当场就不说话了,摄像机还开着,他愣了能有十几秒,眼圈都红了。这事后来在网上传开,人家管我叫香蕉叔。今天我把我这二十年的账,还有那天的话,原原本本讲一遍。

先讲我这个人,讲明白了,你们才知道那天我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2004年来的深圳,那年我31岁,家里三亩地,俩儿子刚上学,种地的钱供不起。我们村的老乡在广东打工,说深圳遍地是钱。我跟我媳妇秀兰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下的火车,兜里揣着640块钱,是卖了家里那头猪凑的。头一年,我在龙华的工业区门口摆地摊,卖香蕉。为啥卖香蕉?老乡说,香蕉不挑人,进货四毛,卖一块,当天卖不掉的,蔫了三毛甩,赔不到哪儿去。

头几年是真苦。我跟秀兰租的城中村的房子,白石洲那边,一间屋,八平米,一个月一百五,就是一张床一个窗,窗外是别人家的窗。夏天深圳热得跟蒸笼一样,屋里就一个小风扇。我早上三点半去批发市场进货,蹬一辆二手三轮,回来五点出摊,晚上十一点收。一天睡五个钟头。有一年台风,把我的摊子整个掀了,香蕉滚了一街,我跟秀兰蹲在雨里捡,捡一条,擦一条,那晚上我俩蹲在马路边上,秀兰哭了,说不干了,回家。我说,回家干啥?咱不回了,咱在这儿把根扎下来。

深圳这地方,有一样好,是我这个周口农民到今天都要说的:它不问你从哪儿来。我这个摆摊的,人家不撵我,城管划了便民摊位,我进了市场,有了固定的位置,一个月交三百块管理费,营业执照给我办了。我给秀兰也盘了个摊,卖菜。两口子,两个摊,从2004年干到今天,二十年,你们猜我们供出来了什么?

大儿子贾志远,2012年考的武汉的大学,学的是通信工程,如今在南山一家科技公司当工程师,工资是我摆摊的五六倍。二儿子贾志高,2018年考的医学院,如今在深圳的医院里规培,穿白大褂。俩儿子的学费,是我一根一根香蕉剥出来的,是秀兰一棵一棵菜码出来的。我们家现在在龙华买了房,二手的,六十八平,月供是我们老两口帮着还一半。周口老家的院翻盖了,我爹娘在村里跟人说话,腰杆是直的。

这是我的底账。记着这份账,我讲那天的事。

去年十月里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日头不毒了,正是下午一拨下班人买菜买水果的时候。一辆车停在我摊子边上,下来三个人,扛机器的一个,举话筒的一个,还有个中国姑娘,当翻译。举话筒的那位,黑黑瘦瘦,大眼睛,留着两撇小胡子,看着四十上下,穿着件皱皱的衬衫。翻译姑娘跟我说,大叔,这位是印度来的记者,叫维克拉姆,在做一期节目,采访深圳的普通人,问您几个问题,可以吗?就是街头采访那种,您别紧张。

我摆摊二十年,天南海北的顾客见多了,头一回见印度的。我说中,你问。我心想,问就问,我一个卖水果的,还能怕人问。

维克拉姆先绕着我摊子转了一圈,看着成串的香蕉、火龙果、番石榴,问了些寻常的:一天卖多少,从哪儿进货,挣多少。我如实答:一天流水两千多,刨去成本和摊位费水电,我们两口子一个月稳稳当当挣一万三四。他听完看了那翻译一眼,那眼神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不信。他让翻译又问了一遍:一个月?一万三四?人民币?我说中,旺季还多些,年前那一阵,一天流水能上四千。他又问:你家租房还是买房?我说买啦,龙华,贷款还着呢。他问:你儿子做什么的?我说一个搞通信的工程师,一个大夫,都在深圳。他问一句,那姑娘翻一句,他听一句,脸上的表情一层一层地变,跟天要下雨似的,云一层压一层。

我瞧出来了,我说的每一句,都跟他心里预想的对不上。

他大概也看出来了,问不下去了,就换了路子。他问:大叔,你在报纸上电视上,总被夸是城市建设者,可你摆了二十年摊,你觉得这个城市把你当主人了吗?说实话,你们外地人,是不是被当作二等公民?

翻译姑娘翻到这句的时候,迟疑了一下。我心里也有数了,这是要引着我说委屈呢。搁二十年前,我兴许真有一肚子委屈。可我今天不糊涂。我说:小伙子,我问你,你晓得深圳本地人有多少不?我给你说我听来的数,两千来万人,有本地户口簿老祖上就在的,二三十万,满打满算。剩下的,全是从全国各处来的,湖南的,四川的,我们河南的,你今天在这条街上数一数,十个有八个跟我一样,是外来的。我说,一座城里九成的人都是外来的,你说谁把谁当外人?我儿子生在周口,长在深圳,考学出来回深圳上班,他说自己是深圳人,也说是周口人,这两样搁他身上不打架。我说,主人不当主人的,我不懂恁些大词,我就知道,这城市收了我的税,就给了我摊位、给了居住证、给我儿子记了积分让他进了公立学校,我交的每一分钱都有回响,这就不是外人能有的待遇。

维克拉姆听着,眉头反倒越皱越紧。他大概觉得我在说漂亮话,就使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往前凑了半步,放低了声音,问了一句他大概以为最狠的话:

大叔,说老实话吧。你一天干十几个钟头,干了二十年,背井离乡,起早贪黑,你的辛苦都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可这繁华里没有你的名字。你被这座城市利用了二十年,你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怨恨吗?

那姑娘翻完,看着我。我摊子跟前已经围了些街坊,都等着听我咋说。

我给他剥了根香蕉,塞他手里,我说,小伙子,你先吃一口,周口香蕉叔的香蕉,不要钱。他愣愣地接了。

我说,我给你说句俺们周口的土话。牛不恨让它耕地的地。为啥?地的收成,牛也吃。我不是被深圳利用,我是在深圳收割我自己的人生。我说你看我这一双手,全是茧,我这腰,一到阴天就疼,我住的第一个屋,八平米,窗外是别人家的窗。苦不苦?苦。这二十年我一天不敢歇,大年三十下午还在出摊。可是小伙子,我的账不是恁个算法。2004年我来的时候,兜里640块钱,一根扁担。今天,我两个摊,一套房,两个儿子,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大夫,他们管深圳叫家乡,管周口叫老家。我说,你从我的摊子上买走一斤香蕉,我挣你八毛,你会说我利用你吗?不会,咱俩是各取所需,两不亏欠。我跟深圳也是一样的,我给它干了一天活,它按月给我结清了,还搭上了我儿子的前程。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公道的买卖吗?

我说到这儿,缓了口气,说了最后一段,也就是把他钉在那儿的一段:

你问我恨不恨这座城市。小伙子,它把我儿子变成了深圳人。我谢它,都来不及。

维克拉姆举着话筒,没接话。就那么站着。摄像机还转着,那个摄像师都把机器从肩上放下来了。过了能有十几秒,他把话筒慢慢放低,用英语跟翻译姑娘说了一段,声音很低。姑娘翻给我的时候,声音也是低的。

他说:大叔,我采访不下去了。他说他叫维克拉姆·辛格,他父亲,是新德里的一个菜贩,在街头摆了三十年摊。他小时候,就在他父亲的菜摊底下写作业,头顶上是一块遮太阳的铁皮。他说,他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指望,是他能考上政府的文员,端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永远不用像他一样,头顶一块铁皮,脚底下一条街。他说他后来当了记者,走遍了印度,采访过很多像他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干到六十岁,还在街头,他们的儿子,大多数还在街头旁边另一条街。他说:大叔,您讲您的两个儿子的时候,我心里在过另一个人的一生。您过的,是我父亲拼了三十年也没能够上的那一种日子。所以您问我问不下去了,不是您的话说重了,是您的话,说到我父亲没能说出口的愿望里去了。

那天他没再问。他坐在我摊子边上的小马扎上,吃了两根香蕉,跟我坐了半个多钟头。走的时候他要给我钱,我不要,我说,你要真心过意不去,你回去把今天拍的这个,原样放出去,别掐头去尾,别加恁些悲情的配乐,我说,你拍的是我,可后头站着的是千千万万个我这样的,我们没觉得我们惨,你也就别替我们惨。

后来那姑娘告诉我,片子出来那天她给我看,维克拉姆的节目在印度网上播出,反响大了。片名翻过来叫:我在深圳街头,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那期片子里头,他把我们那一整段对话原样放上去了,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河南话,底下配着字幕。我那段牛不恨耕地的地的话,在他们那儿传得挺广。评论区里头,那姑娘挑了几条翻给我听。有一条,是个印度年轻人写的:我父亲也是街头的菜贩。我今天才知道,一个菜贩的儿子可以不当菜贩,这不是梦,这是在深圳真实发生了的事。还有一条说:这个中国大叔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觉得苦吗?不,是他不觉得亏。一个人流了汗,汗能变成儿子的前途,他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这大概就是我们和他们真正的差距。

维克拉姆后来跟我一直联系着,那姑娘当的翻译。今年开春他又来了一趟深圳,这回是专程来拍“续集”的,拍我大儿子的公司,拍我二儿子的医院,拍我那套六十八平还在还贷的房子,也拍我凌晨三点半蹬三轮去进货的背影。他说这回的片名他想好了,翻过来叫:那个香蕉大叔的账本。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叔,我父亲走了六年了,我今年做了两期节目,都是拍别人,其实都是还他的愿。

前几天他发消息,说片子下个月播,他说播出那天,他要在他父亲的摊位原来那个街口,用手机放给那个街口的小贩们看。

我52岁了,没文化,讲不出大道理。就那天的事,我琢磨明白了两个理儿,搁最后说。

头一个,外头的人扛着摄像机来问咱们苦不苦,不一定是坏心,有的人,是揣着他自己没愈合的伤口来的。你不用跟他吵,你就把你的日子,一块钱一块钱、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原样摆出来,你的日子,就是最硬的答案。

第二个,是我们自己得记着的:我这二十年,腰疼过,房租涨过,台风掀过我的摊,难处一样也没少。我不否认这个,人家问,我也照实说。可我最后那句它把我儿子变成了深圳人,是我拿二十年换来的真话。这世上不苦的路没有,要说差别,就是有的苦,白受了;有的苦,能结果。咱受的这份苦结了果,所以咱不恨,也不亏心。往后谁再来问,我还是这一套话,一个字不改。

哪天维克拉姆再来,我还给他剥香蕉,不要钱。他要是问我,大叔,你攒够钱想回老家养老不?我中不中先卖个关子。就冲俩儿子在这儿、我孙辈往后管这儿叫家乡这一点——

恁说,我往哪儿回?我的根,早就顺着这一筐一筐的香蕉,扎进这片土里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