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是活活气死!!!2026年了还有这种事!!2个孩子的事情把我们看得是坐立不安!我们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本文图片内文字非常非常多,希望大家耐心看,觉得字小的话可以点击图片仔细看,这些都是最高检刚刚发布的典型案例,每个都气死人!
第一个孩子叫康某宁,2007年出生。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祖父母一起长大。十岁那年,姑父孙某刚把手伸向了她;也是从那一年起,表兄孙某飞把手伸向了她。一个是长辈,一个是兄长,两个本该在她受委屈时替她出头的男人,一前一后,把她按进了长达五年的黑暗里。她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一年一年长大,又一年一年被碾碎。等到2021年她终于说出口,医生给她的诊断是: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住院治疗。
第二个孩子叫王某翠,案发那年十六岁。她跟着一个五十一岁的网络主播学运营,上班不到一个月,被对方以“帮忙放牛”为由,开车拉到一个四周是栅栏和树林、没有居民的偏僻牛场,在车里被强奸。当天她在家人陪同下报了警,内裤上、YD里,都检出了那个男人的DNA!
可能你看了会倒抽一口凉气,但是真正让人愤怒到极致的还是判决!
康某宁案里,表兄孙某飞一审只被判了四年十一个月,强奸的罪名,法庭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成立。
王某翠案里,许某一审直接被判无罪,理由是:她没有激烈反抗,身上没有伤,衣服没有破,谁知道她是不是自愿的。
如果不是检察院一次又一次抗诉,这两个男人,一个几乎脱身,一个已经清白地走回了人海。
而这,还只是“幸运”的版本。因为她们的案子,最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选进了第六十四批指导性案例,被全国看见。那些没被选中的、没被抗诉的、压根没走进法庭的孩子呢?!
海淀法院对x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项调研显示:这类案件里,熟人作案的比例超过六成,最高的时候达到91%。
91%!什么概念?十个被侵害的孩子里,九个孩子认识那个伤害他的人,叫得出称呼,甚至曾经被反复教导要“听话”“懂礼貌”“对长辈要有礼貌”。
这些人是谁?“女童保护”的年度报告一年一年地统计,名单几乎覆盖了一个孩子生活里所有能接触到的角色:老师、教职工、培训老师,占比最高时超过三成;父亲、继父、兄长、叔伯等亲人亲属,占两成上下;网友,占一成多;邻居、朋友、同村的人,占一成多;还有那些生活里点头之交的“其他接触人员”。
也就是说,孩子白天在学校,讲台上的人可能是凶手;放学回到家,饭桌上的人可能是凶手;周末去培训班、去邻居家串门、在小区里玩耍、在手机上跟一个“对我很好”的网友聊天,任何一个场景,都可能是案发地点。校园、培训机构、施害人的住所、村庄附近的户外、宾馆、KTV……报告里那些冰冷的场所分类,拼起来,就是一个孩子全部的活动半径。
康某宁的凶手在哪里?在自己家里。姑父、表兄,都是逢年过节要坐在一起吃饭的亲人。王某翠的凶手在哪里?在她打工的地方,是给她发工资、教她本事的“老板”。
这让我们简直无语,这还怎么教孩子防备?你没办法教孩子“提防坏人”,因为伤害他的人,脸上没有写着坏,手里可能还拿着糖,怀里可能还抱着他,嘴里说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新华网早年的调查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被称为让罪恶隐形的魔咒。
更绝望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万里挑一的极端个案。2025年,仅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奸、猥亵儿童等X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就有四万两千八百七十三人。这是一年,四万两千多个被司法记录在案的名字。而从2018年到相关报告发布,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起诉的,总数是五十三点一万人。
五十三万。这还只是“进入司法”的数字,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一小角。冰山下面究竟有多大?
如果说范围广让人无处可逃,那么低龄化,就是把这种无力,又往喉咙里塞了一块烧红的碳!
“女童保护”2024年的年度报告里,有明确年龄的受害儿童中,十四岁以下的占了70.22%。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被侵害的孩子,法律意义上还是“幼女”“儿童”,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还没开始发育,还不知道自己身上那些部位的名字,更不知道大人对她做的那件事,意味着什么。
海淀法院的调研更刺眼,8周岁以下的被害人,占比最高达到39.3%。八岁以下,那是一个还在上幼儿园、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年纪,是摔倒了会哭、给颗糖就笑、对世界毫无防备的年纪。
下面这个案例就是:
而“女童保护”统计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儿童,只有三岁。三岁。伤害她的,是邻居家的“大爷”。
你试着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三岁的孩子,话还说不利索,记忆还是碎片式的,她甚至无法完整复述自己经历了什么,只能在夜里无端惊醒、哭闹、抗拒某个人靠近。她的痛苦是真的,可她连指认痛苦的能力都没有。等大人终于察觉异常、等证据被想起,最关键的物证,可能早就随着一次次洗澡、一件件换下来的衣服,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还不是全部。报告里逐年上升的,还有男童受害的比例。2024年的统计中,男童受害者占到9.03%。我们总习惯说“保护好女儿”,可那些男孩呢?他们被侵害后,面临的是更深的沉默,“男孩子怕什么”“这种事说出来丢人”,于是他们把嘴闭得更紧,把伤口埋得更深。
更颠覆人认知的,是施害人的年龄也在往下走。“女童保护”2025年报告里,能辨析出施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八起,年龄最小的施害人,不到十岁。2024年这一比例是8.78%,2023年是5.94%,逐年攀升。报告里写着,有不到十岁的孩子,伙同几名同班男生和社会青年,对另一个同龄女孩实施x侵,手段极其恶劣。
孩子对孩子下手。受害的低龄化和施害的低龄化,像两条同时往下坠的线,夹在中间的,是一个个还没长大、就被提前毁掉的童年。
法律规定,JY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条文很硬。可条文再硬,也挡不住一个事实:那些越小的孩子,越不懂、不会、不敢,越容易成为猎物,也越难在事后被相信。
这就是低龄化最残忍的地方,他们最脆弱,所以最先被选中;他们最无助,所以最难被听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给出过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估算:x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x侵害,“隐案比例”大约在1:7。意思是,每发生七起这样的案件,只有一起,能进入司法程序。
1:7,你看到的每一个被报道、被判决的案子背后,平均还压着六个,永远沉在水底,无人知晓。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方向明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研究里,女童遭遇x侵的比例在7.5~11.5%之间,男童在6.5~9%之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判决书上。
为什么?因为这类案件,是天生的“密室犯罪”。
最高检的材料里反复出现这个词。x侵害,往往发生在封闭的、私密的、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两个人的空间里,一间上锁的屋子、一辆停在荒野的车、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没有目击者,没有第三人,没有摄像头。事情发生时,天知地知,他知她知。证据链条天然残缺,成年人之间的x侵尚且难办,何况对方是孩子。
第一,孩子陈述不清。年龄小、认知有限、缺乏相关知识,她们对案发过程的描述往往是碎片化、跳跃式的,时间、地点、次数,记得颠三倒四。而在法庭上,一份“逻辑不清晰、前后有出入”的陈述,很容易被打上“不可信”的标签。
第二,物证会灭失。孩子不懂保留证据,大人也常疏忽,很多家庭x侵从案发到报案隔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最高检调研写明:等报案时,现场痕迹早已自然毁灭或被嫌疑人破坏。没有精斑、DNA、伤痕,只剩孩子的一张嘴,和嫌疑人一句“我没有”。
第三,嫌疑人零口供。许某被传唤到案,拒不认罪,咬死了“双方自愿”。孙某飞到案后,只承认猥亵,对强奸全盘否认。在“疑罪从无”的原则下,当客观证据不足、被告又拒不认罪,法庭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于是你看到了之前荒谬的一幕,王某翠,内裤和YD里都检出了许某的DNA,案发现场有监控,可一审法院依然认为,无法证明“违背意志”,判了无罪。康某宁,被两个男人侵害五年、重度抑郁,可一审法庭只信孙某飞的辩解,对她多次强奸的指控,不予认定。
第四,孩子会翻供。王某翠最初的陈述和DNA、监控完全吻合,一个多月后却亲自到公安机关改口,说自己是自愿的、没发生x关系。因为对方亲属已和她父亲签了协议,六十万到账,她还收下9万元、写下谅解书。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金钱和家庭压力下,亲手推翻了自己。
还有网络上的“隔空猥亵”。最高检坦言,这类隐性案件比例“极高”。屏幕背后,成年人胁迫孩子拍下裸照、视频,没有任何物理痕迹,孩子甚至以为这只是“游戏”。2019年以来被起诉的隔空猥亵犯罪有一点八万人,屏幕照不到的黑暗里还有多少,没人知道。
那个著名的王某某案,2013年案发,一审以证据不足判无罪,检察机关接力抗诉好几年,才终于改判八年。为了让一个施害者伏法,司法系统要付出数年近乎执拗的努力。
可问题是不是每个孩子,都等得起一场长达数年的抗诉。不是每个案子,都能被最高检看见。密室里的那声哭喊,如果连法律都听不见,你还能指望谁听见?
好,我们假设最难的关都过了:孩子报了案,证据保住了,罪名认定了。那么,等待施害者的,是什么?让我们回到这两个案子,看看那些“未经抗诉”的原始判决。
康某宁案,表兄孙某飞,对一个10岁起就被他多次猥亵、强奸的幼女,一审判决:猥亵儿童罪,有期徒刑四年11个月。强奸罪,不成立。四年11个月,这就是法庭最初给他的全部代价。而他的姑父孙某刚,数罪并罚,一审是15年。
王某翠案,许某,强奸16岁少女,DNA铁证,一审判决:无罪。当庭释放。
你没看错。一个铁证如山的强奸案,一审是无罪;一个持续五年、毁掉女孩整个童年的帮凶,一审只需要坐四年多的牢,强奸的账,根本没算。
是检察院的抗诉,把这一切拉了回来。孙某飞最终改判十四年,许某最终改判四年。可你注意到了吗?哪怕是抗诉后的“胜利”,许某的刑期,也只有四年。
四年。一个五十一岁的男人强奸了十六岁的女孩,毁掉她对亲密关系、对人性的全部信任,让她用一辈子去消化那一天的恐惧、羞耻和抑郁,然后他坐四年牢,出来还是一条“好汉”。而那个女孩的人生,停在了2023年9月8日下午的那辆车里,再也回不去了。
四年,和一生。这道算术题,怎么算,都不公平。
这还不是孤例。最高检这次发布的五件指导性案例,两件经抗诉由无罪改判有罪,三件经抗诉由轻刑改判重刑。也就是说,这五个被精心挑选、用来彰显“零容忍”的典型案例,它们的原审,无一例外,要么判错了,要么判轻了。其中一个黄某升强奸案,要经过四级检察机关前赴后继地抗诉,才得以改判。
典型案例之所以是典型,是因为它们被纠正了。可那些没被抗诉、一审判决就此生效的案件又有多少?轻判到底是例外,还是常态?
再看缓刑。2023年两高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对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一般不适用缓刑”。之所以专门强调,正因现实中缓刑、轻刑问题突出。一些地方法院甚至把“幼女自愿”“取得谅解”“赔偿到位”当作缓刑理由,一个奸淫幼女的罪犯,可能一天牢都不用真正坐,就能全身而退。
而量刑时被反复拿来“从轻”的理由无比讽刺:认罪认罚、赔偿损失、取得谅解、家庭稳定……每一个都在替施害者说话,没有一个替孩子的伤口说话。
我们的法律条文上,白纸黑字写着“从重处罚”“零容忍”。可条文落到一个个具体的判决里,就变成了四年、四年十一个月、缓刑、乃至无罪。
愤怒吗?更愤怒的是,这种“轻”,往往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证据规则、因为证明标准、因为“疑罪从无”的现代法治原则,在密室犯罪面前,天然地、结构性地,偏向了那个拒不认罪的施害者。制度没有错,原则也没有错。可承受代价的,为什么总是孩子?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孩子不懂事,家长呢?家长不是应该拼了命保护孩子吗?这是最让人寒心的。因为在太多案件里,把孩子往深渊里推最后一把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最亲的人。
回到许某案。2023年10月16日,许某的亲属,和王某翠的亲生父亲,签订了一份“一次性补偿协议”。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许某一方支付赔偿金六十万元,被害人一方承诺,不追究许某的刑事责任。
六十万。一个父亲,在女儿被强奸之后,签下的不是诉状,而是一份“收钱闭嘴”的契约。他用女儿的创伤、女儿的清白、女儿讨回公道的权利,换了六十万。第二天,王某翠收下了九万元,写下了谅解书,然后去公安机关,亲口说自己是自愿的。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父亲和一大家子“拿了钱就别再闹了”“闹大了对你名声不好”的劝说里,她能怎么办?她只能配合。真正在协议上签字拍板的,是她的父亲。
如果不是检察机关在数据检索里,意外挖出了这条“亲属利诱被害人改变陈述”的线索,把它当作妨害司法的犯罪线索移交给公安,这六十万的交易,可能永远不会被揭开。许某会带着这份“谅解”和“自愿”的证词,稳稳地无罪脱身。后来,那些贿买、教唆王某翠作虚假陈述的人,汪某佳、胡某林、张某平,被一一提起公诉,包庇者都因妨害司法被追究刑责。
可这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手段被查才翻了船。全国还有多少没被查到的“私了”,在村镇的一间间屋子里,悄无声息地完成?
这不是猜测。有学者对上千份案例统计:强奸案被害人谅解适用率9。3%,猥亵儿童案7%;而且未成年被害人的谅解率竟高于成年被害人,强制猥亵、侮辱案里,未成年人高达19.9%。
越是孩子,越容易被“谅解”。因为孩子不会自己表态,替她签字、替她“原谅”的,是大人。而大人的考量里,有多少钱、多少面子、多少“家丑不可外扬”、多少“还要在这个村子里做人”,你我都心知肚明。
最高检自己的调研都承认:部分监护人在知晓孩子被侵害后,没有及时报警,而是选择协商赔偿。
康某宁案里藏着一个更普遍的细节。2021年5月13日,她就把被侵害的事告诉了父亲,可直到6月16日,才在母亲陪同下报案,中间整整一个月。一边是女儿,一边是亲戚和整个家族的脸面。那份迟滞本身已经说明:家庭内部的x侵,最难的从来不是取证,而是亲人愿不愿意为一个孩子,撕开整个家族。
更别提那些施害者本身就是监护人的案子:继父、养父、亲生父亲。当伤害孩子的人,就是这个家里掌握权力和经济来源的人,孩子向谁求救?谁又会替她报案?新华网的调查里,家庭成员x侵案“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往往持续时间最长、受害次数最多。
“谅解”这个词,多温柔啊。可在这些案子里,它的真面目是:一个成年人,用一笔钱,买断了孩子的正义;用一句“家丑不可外扬”,捂住了孩子的嘴;用“我是为你好”的名义,把她重新送回了那个让她做噩梦的环境。
孩子没有选择原谅,是大人替她选择了沉默。而这份沉默,会让下一个孩子,继续成为猎物。
我们公众号不想说那些“要加强x教育”“要完善法律”“要加大打击力度”的空话P化。这些话,说了一年又一年,报告出了一份又一份,可康某宁还是重度抑郁了,王某翠还是被六十万卖掉了,三岁的孩子还是不会说话,七个受害者里,还是只有一个能见到光。
我们只想把问题,一个一个,留在你面前:为什么伤害孩子的,十有八九是她认识、信任、甚至要叫一声“老师”“姑父”“大爷”的人?为什么受害者越来越小,小到三岁,小到连痛都不会表达?为什么证据那么难取,密室里的哭喊,法律常常听不见?为什么一个毁掉孩子一生的人,往往只需要付出四年、四年十一个月,甚至无罪释放?为什么亲生父母,会在钱和面子面前,亲手签下卖掉孩子伤口的协议?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此刻,在你看不见的某个房间、某辆车、某块屏幕后面,可能正有一个孩子,在经历康某宁和王某翠经历过的一切。而她大概率不会报案,报案了大概率取证艰难,取证了判刑可能很轻,判刑前,她的家人或许已经收下了一笔钱,劝她“算了”。
这就是现实。一个对孩子充满恶意、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无能为力的现实。如果你读完感到愤怒,那是对的。如果你读完感到绝望,那也是对的。因为在这些孩子的世界里,本来就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也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正义。有的,只是一双双熟悉的手,和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黑暗。
有些东西再不改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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