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将在美国费城开幕。每四年一次,全球数学界最重要的聚会。能在会上作报告,是数学研究水平被国际认可的标志。

这一届,有21位中国籍数学家受邀作报告,创了历史新高。上一届是14位,再上一届是12位。数字在往上走,这是好事。

但把这21个人的履历摊开看,会看到另一面。

先说“喜”的那一面

21人里,有一位要作1小时全会报告——香港大学的莫毅明教授。这个规格比45分钟的分组报告高得多,每届全世界只有二十来个人能拿到。莫毅明是继田刚、彭实戈、鄂维南之后,第四位获此待遇的中国籍数学家。他在多复变函数论、复微分几何领域的工作,国际同行认。

其余20人作45分钟报告,分布在各个分会场。其中9位在国内任职,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港大这些机构。另外11位在美国名校,1位在新加坡。

从人数上看,中国数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确实在增强。这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底子。

再说“忧”的那一面

把21人的本科毕业院校翻出来,12个来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超过一半。

这个数字说明两件事。第一,北大数学的本科培养确实是国内天花板,这一点没有争议。第二,中国数学的顶尖人才,高度集中在一所学校、一个体系里。这种集中度,放在任何一个数学大国里都是罕见的。

更值得琢磨的是另一组数据:这21人里,大多数人本科毕业之后去了欧美读研读博。12个北大本科的报告人,几乎都是“北大本科+海外博士”的路径。21人中,只有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平院士,全部学业都在国内完成——南京大学本科、中科院博士。

也就是说,中国数学的本科教育能产出世界级的人才苗子,但研究生阶段和学术成熟期的培养,大量依赖海外机构。 这些人在国外做出成果,以华人数学家的身份受邀,但他们的研究产出、他们的团队、他们带的学生,大部分不在国内。

这不是北大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数学高端培养体系的问题。本科强、研究生阶段弱、顶尖学术平台少,这个结构性的短板,不是靠多几个人受邀作报告就能填平的。

最扎心的那个数字

国际数学家大会最受关注的,是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四年颁一次,只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

迄今为止,中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没有一个人拿过菲尔兹奖。丘成桐和陶哲轩拿过,但一个在香港和美国完成学业,一个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长大。他们代表华人数学的最高水平,但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本土数学的培养能力。

2002年北京办过一届ICM,田刚作了1小时报告,那是中国大陆数学家的第一次。此后二十多年,六届大会,120多位1小时报告人,中国籍的只有4位。这个比例,跟美国、法国、俄罗斯比,差距是明摆着的。

这一届有个变量:王虹。她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是2026年菲尔兹奖最热门的人选之一。今年4月,她和唐云清刚拿了突破奖。如果她能在费城拿下菲尔兹奖,对中国数学的信心会是一个巨大的提振。

但即便她拿了,也要看清楚:王虹是北大本科、海外博士、海外任职。她的成功路径,跟前面那11位在国外任职的报告人是一样的。中国数学的“产出”,很大程度上仍然发生在国外的学术环境里。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不复杂。

数学研究需要两样东西:顶尖的同行网络和长期稳定的支持。前者是你能跟谁讨论问题,后者是你能不能安心做十年冷板凳。

国外的顶尖数学系,有几十年攒下来的讨论班传统、有活跃的学术圈子、有相对宽松的评价周期。一个年轻数学家在那里,身边全是同级别的人,每天吃饭都在聊问题。这种东西,不是靠盖一栋楼、给一笔经费就能复制的。

国内这些年在改善。清华在丘成桐全职加入之后,数学学科往上走得很明显。北大、中科院也在持续投入。但学术生态的养成,比盖楼慢得多。一个讨论班传统要养十年,一个学派要养二十年。急不来。

写在后面

21人受邀,是成绩,值得说。但成绩的背面是:12个北大本科,11人在国外任职,菲尔兹奖零的突破还没来。

中国数学正在往上走,这个趋势是真实的。但“往上走”和“走到最前面”之间,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这段距离,不是靠多几个人作报告就能跨过去的。它需要的是:让那些在海外做出成果的人,有足够好的环境愿意回来;让国内读博的年轻人,不用出国也能接触到最前沿的问题;让做基础数学的人,不用每年为了考核指标焦虑。

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最终看的不是有多少人去了ICM,是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在这里做出下一个大定理。

王虹如果拿了菲尔兹奖,当然值得高兴。但比拿奖更重要的,是下一个王虹,能不能在国内完成她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