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社会再次将目光投向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今年的COP31以推动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为重要方向。在美国联邦政府缺席、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各国虽然都在谈论清洁能源转型、电气化和气候融资,但围绕减排责任、资金来源、公正转型以及绿色产业竞争的分歧依然存在。全球气候治理正在从制定目标转向落实行动,但这条路显然并不平坦。

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贾卫列亲赴土耳其安塔利亚,近距离观察了本届气候大会的谈判进程与会场内外的变化。他注意到,今年会场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各方已经很少再争论“要不要行动”,而是更加关注“如何落实”。但当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与气候目标交织在一起,落实本身也成为各国博弈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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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贾卫列在COP31现场的照片

从“35 by 35”全球电气化倡议,到1.5℃温控目标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之争,到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和全球南方合作的新进展;再到人工智能带来的能源消耗与气候治理机遇,贾卫列结合现场观察与相关数据,向观察者网讲述了COP31会场内外的真实情况,并分析全球气候治理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您日前亲赴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COP31,从现场观察来看,今年大会的整体气氛与往年有何不同?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各国目前最关注什么,又有哪些分歧是您认为外界容易忽略的?

贾卫列:在安塔利亚COP31现场,最明显的感受不是某个具体议题卡住了,而是整个会场的气氛有些往下沉。以前大家还在争“要不要做”,今年已经很少有人再围绕这个旧话题争论,谈得更多的是怎么“落实”。可一说到落实,各个国家打的算盘往往不一样。

领导人峰会集中讨论清洁技术投资、电气化、气候融资等议题。欧洲盯着电气化,试图为自己的绿色产业再争取一块增长空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还是围绕资金能不能到位、技术能不能拿到。从本届气候大会看,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和气候目标已经缠在一起,谁也绕不开谁。

更沉的一层在科学那边。1.5℃目标能否守住,今年会场里基本没人再争论了。“守不住,过冲躲不掉”,这个现实大家已经逐渐认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年发布的报告说得非常直白,即使各国全部兑现现有承诺,本世纪升温仍可能达到2.6℃。压低升温峰值、缩短超调时间,成为会场反复出现的声音。每多升高一点,气候风险和不可逆的损失就多一分。

美国那把椅子还是空着的。本届美国政府今年1月退出《巴黎协定》,联邦政府连续第二年没有派官方代表团。但会场里仍有由美国民主党牵头的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包括近20名众议员。此外,以加州州长为代表的州和地方官员也来到会场,介绍地方清洁能源行动,表达继续参与全球气候合作的意愿。

你说美国来了没有?来了,又没算数。联邦政府那把椅子就是空着的,旁边站多少人,那把椅子上也没人坐。外界容易忽略的分歧,是各国对能源这本账的算法不一样。欧洲在算数据中心需要多少绿电,美国那些大企业在算电够不够用,有的已经在盘算增加天然气发电。大家都在发展人工智能,一边盯着碳排放,一边盯着电力供应,但这两本账还没有真正算到一起。

再看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之路依然漫长。资金紧缺、技术缺乏、电网落后,全球不缺清洁技术,但这些技术在一些国家还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减排能力。这些问题不是开几次大会、发表几个联合声明就能跨过去的。

安塔利亚这几天,压人的是联邦政府缺席留下的那把空椅子,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州、地方官员参与得再积极,也替代不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正式角色。

观察者网:本届COP31提出了“35 by 35”全球电气化倡议,希望到2035年将电力占全球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35%。与此同时,11月11日,韩正在领导人峰会上介绍,中国已规划到203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35%等目标。您认为,为什么电气化成为今年大会的重要议题?与过去更多讨论减排目标相比,这是否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更加重视能源转型的实际路径?对于电网建设、储能和清洁能源供应等现实挑战,中国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贾卫列:土耳其把“35 by 35”摆上台面,不是临时起意。电越用越多,这件事谁都拦不住。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电力需求增长了约3%,是整体能源需求增速的两倍多。电动汽车、热泵、空调、工业电气化,还有大家高度关注的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电力。电正在成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基础。

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电力占比从目前的约23%提高到35%,看起来只差12个百分点,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COP31主席国把话讲得很明白:气候行动不能总停留在追加承诺上,得把许下的承诺落实下去。“35 by 35”就是它拿出来的一把尺子。过去几届气候大会在“减多少”上争论不休,今年土耳其换了一个切入点,不谈减多少,而是谈“拿什么替”。大方向是对的,但真正的坎还在:电从哪里来?

会场里犹豫的人不少,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真没钱,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集团都在问,基础设施建设的钱从哪里来;有的担心转型带来的冲击。对中东产油国来说,电气化意味着能源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有的强调必须实现“清洁电气化”,英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表达过这一立场;还有一类国家支持电气化,但反对给它附加过多条件。

一旦进入谈判文本,光秃秃的“电气化”反倒不容易获得各方一致支持。主席国提出的这项倡议是一项自愿倡议,真正的争议在于,电气化究竟应该如何与可再生能源扩张、能源效率提升结合起来。有的国家主张聚焦落实已有目标,有的希望进一步强化绿色电气化,还有一些认为自愿倡议没有必要设置过多的进展评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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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代表在COP31蓝区不同展区和会议空间讨论气候政策。路透社

电多了,碳就跟着少?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让大家把燃油车换成电动汽车,如果电力来自煤炭和天然气,那就相当于把汽车尾气排放转移到了发电厂的烟囱里。煤电在全球电力结构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这一结构不变,电气化的减排账就算不干净。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203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35%”,和土耳其提出的35%,不是一个口径。中国说的是自己的2030年目标,土耳其说的是全球2035年要达到的比重。但两者方向是一致的:让电力替代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同时让替代上来的电越来越清洁。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的一项最新分析显示,预计2026年中国出口的清洁能源技术(如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在海外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帮助中国以外地区减少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占中国以外地区年度排放量的2%。这一减排规模接近巴西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25年约为5亿吨)。

中国自提出“双碳”目标以来,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已经延伸到中国以外的减排行动。光伏、电池、电动汽车等清洁技术和设备的出口,正在帮助其他国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预计2026年中国出口的清洁技术设备在其使用年限内累计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4亿吨,比2025年的68亿吨增长约1/4,比2024年的50亿吨增长约2/3。

这种贡献源于中国长期对技术进步的重视,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形成的产业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从原材料、零部件到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和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使单位成本持续降低,供应能力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条件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清洁能源设备和产品。

价格下降也降低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初始投资门槛和长期使用成本,让资金匮乏、技术条件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加入能源转型的行列。各国能源转型的务实合作能不能推进,绕不过成本这道坎。中国清洁产品出口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把可负担、可部署的转型工具交到了发展中国家手里。这是COP31讨论气候行动“落实”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35 by 35”能不能实现,看安塔利亚有多少国家举手并没有太大意义。真正要看的是,到2035年,多出来的电究竟是风能、太阳能、水电、核电提供的,还是煤电和天然气发电顶上去的。这才是各国电气化真正的考卷。

观察者网:联合国近期报告显示,即便各国落实现有气候承诺,全球升温幅度仍可能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1.5℃目标。本届COP31还需要讨论减缓工作方案的未来安排,以及如何启动第二轮全球盘点。您认为,国际社会是否正在逐渐接受全球升温暂时突破1.5℃的现实?如果是这样,如何避免这一变化成为部分国家放松减排努力的理由?从目前的谈判情况来看,各国在进一步强化减排行动方面,是否存在形成新共识的可能?

贾卫列:全球升温暂时突破1.5℃已经难以避免,这个判断今年在安塔利亚几乎没有人再争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把数据写得非常明确:按照现有政策,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可能达到2.8℃;即使各国兑现现有承诺并延续相应努力,也只能将升温控制在2.6℃左右。

想回到1.5℃,只剩一条非常狭窄的路。报告提出,在最乐观的超调情景下,全球升温峰值需要控制在1.7℃至1.8℃左右,并争取在2100年前重新回到1.5℃或以下,实现这一目标的概率约为50%。

古特雷斯承认,全球升温超过1.5℃的过冲已经难以避免,但这不意味着1.5℃目标可以放弃。现在仍然要尽可能压低过冲幅度,缩短过冲时间。这句话放到会场里,有人就可能顺势往消极方向理解:反正都要超了,还费什么劲?

但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声音。有代表团在总体决定磋商时盯上了这份报告,认为它没有经过政府间审议;也有几个新兴经济体提出,决议文本不应该引用“联合国气候进程之外产生的报告”。报告协调人在安塔利亚的边会上回应说,报告经过了作者内部审查、外部同行评审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审查,但没有经过各国政府间审议。

第二轮全球盘点相关工作已于18日启动。盘点总得有个依据,如果科学报告被挡在政治决议之外,这把尺子就短了一截。

碳移除工作也必须推进。在最乐观的情形中,本世纪人类需要从大气中移除并永久储存约3200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24年全球约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这项技术的经济和技术可行性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指望未来的碳移除来弥补当下减排不足。现在多排1吨二氧化碳,将来就需要多移除1吨。生态系统和技术能不能承受,谁也不能打包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给出了一条可能的减排路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到2030年较2025年下降18%,到2035年较2025年下降45%,同时在本世纪持续扩大碳移除规模,争取把升温峰值控制在1.7℃至1.8℃。实现这一目标的概率只有五成,但这条路各国必须共同走下去。

观察者网:气候资金仍然是今年COP31的重要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切实落实到2035年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标,并推动适应资金增加至此前水平的三倍。中国也在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并兑现资金承诺。您在现场是否感受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如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是资金总量、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能否真正到达需要帮助的国家?您认为COP31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贾卫列:气候资金这件事,大会开幕第一天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大会开幕议程比原定时间推迟了约90分钟,原因就出在气候资金上。发展中国家要求把气候资金工作方案列入正式议程,部分发达国家代表团对此持保留态度。90分钟大家干坐着,会场里谁都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提出的“不要采取战术性拖延”,这句话说得非常直白。他还说,165项授权事项中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需要各方谈妥,没有各方的妥协,就不会有集体的成功。话说得有道理,但卡住的还是老生常谈的“钱”。

《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2024年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只有282亿至317亿美元。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资金需求将达到3050亿美元,约为目前资金规模的10倍。就算COP30提出的适应资金增加至此前水平三倍的目标能够实现,计入通胀因素后,也只能满足总需求的20%至29%。发展中国家每需要1美元,实际可能只能拿到10美分。

适应资金的分歧早已经不只是“给不给”,而在于“怎么给”。赠款和优惠贷款才是关键,商业贷款是债,不是援助。中国代表团在安塔利亚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目前合计提供的资金规模也只有约1200亿美元,离2035年每年3000亿美元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美国退出后,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也没有做好填补资金缺口的准备。中国的态度很明确,COP31应该深入讨论发达国家落实3000亿美元目标以及适应资金增加三倍的路线图。巴库到贝伦的1.3万亿美元路线图已经画过了,接下去就是落实。中方的要求也很具体:明确时间表,加大赠款和高优惠贷款力度,优先支持气候脆弱国家。

在谈判过程中,气候技术机制、行动赋能、定期审查、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损失和损害基金、国家适应计划、最不发达国家事项以及第六条相关议题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但衡量COP31的成果,关键要看一件事:3000亿美元的年度资金目标,兑现进度能不能摆到桌面上?资金来源和形式能不能说清楚?落实情况有没有人核实?适应资金增加三倍的基准年、赠款比例、申请程序,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气候资金牵涉的问题太多,各国立场不同并不意外。通过短短几天的谈判就想把所有问题解决,本来就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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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人士和当地居民在安塔利亚举行气候游行,呼吁实现气候正义、摆脱化石燃料依赖并推动公正转型。路透社

观察者网:去年COP30提出建立公正转型机制,今年COP31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一机制如何运作。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转型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涉及产业发展、就业、能源获取以及技术和资金支持。您认为,国际社会目前对公正转型的理解是否存在明显分歧?在实践中,如何避免绿色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负担?中国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南南合作方面的经验,能够为这一机制提供什么帮助?

贾卫列:公正转型在安塔利亚这几天被反复提及。欧盟谈到这个问题时,想的是煤炭怎么退出、工人怎么转岗;非洲集团想的却是电还没通、饭还没熟,你先让我转,转到哪里去?

上半程技术谈判结束时,公正转型机制草案还留下了44处括号、16组备选方案。机制的定位、职能、治理结构和资金来源,都没有谈拢。纸面上是括号和备选项,背后实际上是各方对责任和支持方式的不同理解。

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个具有实质职能的公正转型机制,土耳其则倾向于整合现有资源。批评者认为,这是先给机制划定框架,再听各方意见。一个只管开会、交流、写报告的机制,如果没有资金、技术和执行能力,“落实”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绿色和平代表团也指出,承诺必须变成行动,否则生活在小岛国的居民、遭受强台风侵袭的沿海社区居民,以及面临失业的化石能源工人,都可能掉队。公正转型不能只算减排的账,就业、收入和发展机会都必须包括在内。

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重心正转向新兴经济体。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都需要更多电力支撑。粗放的能源利用方式与全球减排要求背道而驰。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不仅意味着被动承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还会进一步推高碳排放。

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不想转”,而是过高的初期投入让很多国家连绿色转型的门槛都难以跨过。可负担的技术和设备,才是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钥匙。

据估算,2025年中国出口的光伏组件和中间产品组装后可形成约436吉瓦的光伏装机容量,此外还有8吉瓦风电机组。按照进口国的实际资源条件,这些设备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720太瓦时。2026年出口的风能和太阳能设备,预计每年可发电约800太瓦时,相当于约100座燃煤电厂的年发电量。

202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清洁技术出口带来的全生命周期减排量中,约76%的减排效益来自这些设备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些设备正让发展中国家原本“买不起、装不上”的清洁能源技术,逐渐成为能够负担、能够部署的现实选择。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大型光伏项目的平均发电成本为0.043美元/千瓦时,中国已经降至0.033美元。按这一成本差测算,每发1万度电,成本可以降低近100美元。

这一优势来自规模化生产、技术持续改进和成熟的产业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同样一笔资金,能够采购和部署更多光伏组件,也有助于缩短项目建设周期。

观察者网:中国与欧盟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双方在新能源、绿色技术和碳减排等领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近年来,中欧在相关产业的竞争明显加剧,贸易政策分歧也越来越突出。您认为,当前中欧气候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从欧盟正在推动的能源电气化、工业脱碳和碳排放核算等工作来看,哪些领域最有可能成为双方未来合作的新突破口?在美国气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欧是否有必要建立更稳定的气候合作机制?

贾卫列:近年来中欧气候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安全”两个字上。欧洲看待中国的光伏板、电池和电动汽车,首先想到的是供应链是否安全、自己的产业会不会受到冲击,减碳问题反倒排在后面。这种状况,使正常的产业竞争变了味道。

欧洲想建立自己的新能源产业,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产业自主不等于关门。大门一关,成本就会直线上升,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光伏、电池、电动汽车,既是减排的利器,同时又涉及就业和战略产业,矛盾自然就出现了。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董事会主席在安塔利亚的表态非常实在:中欧需要的不是战场,而是工作台。具体来说,电网建设与储能并网、标准和计量方法、能效与循环经济、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些议题都可以摆上工作台。它们吵不出输赢,只能一起干。

进入2026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中东局势动荡推升国际能源价格,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加快光伏与储能布局,绿色能源需求持续释放,也为中欧相关领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长期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伙伴,中欧在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当前,全球绿色转型已经不再只是减排问题,还涉及规则塑造与发展路径之争。能源问题成为全球绿色转型最直接的现实约束。价格波动与供应风险在短期内强化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但从中长期看,安全压力也会反过来推动各国加快可再生能源与储能布局。

在这一进程中,中欧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欧盟擅长规则塑造与制度创新,在气候治理框架、碳市场建设及绿色标准体系方面具有影响力;中国则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在可再生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供给优势,不断降低绿色技术的应用成本,扩大其全球可及性。

双方在规则端与产业端形成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体现为分工上的互补,也共同塑造着全球绿色转型的路径。欧盟推进气候议程,既是为了履行减排责任,也服务于规则塑造和制度影响力的延展;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则兼顾生态环境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与新动能培育。路径虽有差异,但在降低排放强度、提升能源效率、扩大清洁能源比重等方面,双方有着共同利益。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中欧也有必要维护多边合作框架的连续性,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上推动务实进展。

面向未来,要推动中欧绿色合作更加稳定,就需要从具体项目合作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协同。

在规则与标准层面,双方可以加强政策对话,在碳核算方法、产品碳足迹和绿色认证等领域推动互认与协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产业与市场层面,可以依托各自的市场规模与产业基础,拓展新能源、储能、电动交通工具及绿色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在科技创新层面,可以深化联合研发,在清洁能源技术、低碳材料与智慧能源系统等方向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在全球治理层面,则应在多边框架内加强沟通,在气候资金、能力建设和气候适应等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在全球秩序深刻调整之际,中欧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有条件也有责任在绿色转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绿色发展为纽带推进双方合作,不仅有助于拓展现实合作空间,也有望在更高层面促进发展理念的交流互鉴。

观察者网:今年COP31的讨论中,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受到关注。另一方面,AI又可以应用于能源调度、气象预测、极端天气预警等领域。中国在本届大会上提出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更多国家落地,并宣布了面向全球南方的气候能力建设计划。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全球减排和气候适应的双重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是否已经开始认真讨论AI产业发展的能源和环境成本?从中国与欧洲的技术优势来看,双方能否围绕AI赋能绿色转型、气候预测和灾害预警开展更多合作?

贾卫列:AI能帮着算碳,也能帮着烧炭。在安塔利亚,后半句总算摆上了台面。《安塔利亚人工智能承诺》呼吁,AI基础设施更多使用低排放电力,提高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公开环境影响,同时也要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其中。这些目标主要是自愿性质的,不产生强制义务。

有一笔账必须算清楚。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年用电量可能接近945太瓦时,相当于日本一年的用电量。大型科技公司披露的数据也显示,AI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带来明显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谷歌2026年环境报告显示,其供应链排放同比增长25%,主要与技术基础设施硬件制造、物流以及数据中心建设有关。

AI发展越快,电力消耗、水资源消耗和电子垃圾问题,一个也躲不掉。但AI也确实能干正事。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AI预报系统已经投入业务化运行,计算速度快,不少指标优于传统数值预报。

中国有“妈祖”。COP31中国角发布的气象预警一体机,把软硬件集成在一起,支持卫星、5G和以太网通信,可以结合当地气象数据开展预报预警。截至2026年10月,相关系统已在8个国家部署,并在50多个国家开展云端试用。巴基斯坦的定制版强对流风险产品命中率达到83%,预警提前量超过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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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6日,“中国角”举办主题边会,探讨清洁能源基地减排效益及生态保护实践,分享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光伏电站抬高支架为牧草留出生长空间等相关案例,并同与会嘉宾围绕清洁能源基地的减排贡献核算、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等议题进行交流。央视新闻

中国在南南合作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已与4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60份合作备忘录,并开展数百期培训。欧洲的模型精细,中国的落地能力强,双方是能够衔接起来的。从气象数据、AI预报模型、观测网络到当地技术人员培训,中欧都有不少合作空间。

巴基斯坦获得的6小时预警提前量,背后是模型、观测和算力相结合的结果。算力所需的电力从哪里来,安塔利亚这份倡议还没有完全回答。数据中心如果继续依靠化石能源供电,AI替其他行业省下的碳排放,就可能被自身不断增长的能耗所抵消。

观察者网:11月11日,中国在COP31宣布将推进“全球南方气候行动领袖计划”“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学堂”等合作项目,并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与气候适应能力建设。您认为,随着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绿色技术和产业领域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气候治理是否正在形成新的合作格局?与过去主要依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模式相比,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中国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

贾卫列:在COP31中国角的那场论坛上,台下的参与者已经和十年前不一样了。过去不少合作是中国提供设备、资金和培训,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起步。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带着自己的需求、经验和项目来谈合作。

过去气候合作的路子比较单一,发达国家出钱和技术,发展中国家接受援助。这条路子现在还在继续,也仍然需要走下去,但已经不是气候合作的全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绿色产业和技术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队伍,南南合作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发展起来的。

技术好不好,不能只看实验室里的指标。光伏设备效率再高,当地电网接不住,零部件坏了找不到配件,也没有人能够维修,最后还是摆设。光伏板、清洁炊具、气象预警系统,不仅价格要能让当地接受,还要适应当地的电网条件和气候环境,并符合当地的维护能力。合作需要有人教会当地怎么用、怎么修,帮助当地培养技术人员。只有这样,技术才能真正落地。

中国在11月11日宣布的两个项目,就是在做这项工作。“全球南方气候行动领袖计划”(SCALE)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担任首席合作伙伴,首期项目将于2027年启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学堂”也在同一场论坛发布,将围绕减缓、适应、碳市场、气候融资等领域开展能力建设。

中国已经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万多名气候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实施了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现在把这些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就是要让受训人员回去后,能够把国际承诺变成本国政策,再把政策变成具体项目。

此次合作的参与方也很有代表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机构,以及比亚迪、小米、腾讯、联想、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已确认加入。

国际组织、高校、企业共同参与,合作就有了更多资源和专业支持。对企业来说,不能只参加论坛、发表讲话、签署协议,还要拿出能够落地的产品和项目,同时推动技术转让、扶持当地企业。只有让项目在当地落地生根,才能真正推动当地绿色转型。

南南合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卸责的理由,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义务,不会因为南南合作的发展就消失。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多边机构、企业和科研机构,都不可缺少。合作渠道可以更多,但责任不能转嫁。

SCALE首期项目要到2027年才启动,南南学堂也刚刚发布。这些项目是否成功,三年后就要看参加培训的人回去以后,有没有真正推动相关工作,有没有形成当地的政策、项目团队和技术队伍。干起来了,这条路才算走通了。

观察者网:本届COP31强调将已有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但从大会期间的讨论和最终成果来看,各国在气候资金、减排路径、公正转型和绿色贸易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回顾本届大会,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两到三项成果是什么?哪些问题取得了实际进展,又有哪些问题恐怕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决?对于未来五到十年的全球气候合作,您总体上持乐观还是谨慎的态度?

贾卫列:判断COP31是否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主要看各国能不能带走几件回去就能干的事。如果只选三件,我最希望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一是气候资金要有交代。发达国家已经做出承诺,就得有清楚的交付安排,适应资金尤其如此。非洲一些国家、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面对的洪水、干旱和海平面上升,都不是十年以后的事。资金不到位,适应计划再好,也只是纸面文章。

二是公正转型要有实质内容。关掉多少煤电厂、减排多少,要细算。工人有没有新岗位、社会有没有新的收入来源、发展中国家有没有能力建立起新能源系统,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只有一个对话机制,没有资金、技术和执行支持,就谈不上真正的进展。

三是减排不能倒退。1.5℃的目标越来越难,但各国至少要在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加速电气化、减少甲烷排放上开展更加明确的行动。承认气候危机在加剧,却又回避化石能源转型,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

从谈判情况看,技术性议题和既有机制的后续安排相对容易取得进展。气候资金、公正转型、化石能源转型,分歧要深得多,这确实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各方要达成政治妥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五到十年,全球气候合作我还是谨慎乐观。地缘政治会影响合作,资金缺口、贸易壁垒、技术竞争也不会很快消失。但能源转型已经有了很强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太阳能、风能、储能、电动汽车,已经和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其中的现实利益。

全球气候治理,一年一度的大会需要把方向、规则和责任谈出来。但回到各国,政府决策、企业投资、技术创新、公众参与,一样不可缺少。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带回去的文本,其中的承诺到了明年这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能够落实到各国的电网建设和预警系统中,那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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