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交通工具、道路设施的集合概念,交通能力的高低显示了人类行走能力的高低,同时也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至少有99%以上的时间是属于徒步行走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行走革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变革的标志是首先出现了交通工具舟船。中国远古暨三代的交通习俗主要体现在舟船利用和车子利用上。
1.远古暨三代的舟船制作与利用习俗
舟,是古人对船的通称。中国造船的历史比造车历史古老,《世本.作篇》:"共鼓、货狄作舟",《山海经.海内经》:"番禺作舟,"《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史记.夏本纪》:"(禹)水行乘船"以上有关舟船创制的传说,大致可与考古发现相吻合。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舟船。河姆渡发现的木船桨,即文献所说的檝、楫,是当时造船和以船作交通工具的重要物证。舟船是行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天然的江河湖泽是舟船行驶的水路,木头浮于水的原理一般最容易被濒水生活的古人所认识。最早的舟可能是独木或木排、竹排类,最早的造船者应是水边居民,河姆渡人正是这样的居民,故其率先发明和利用舟船是完全可能的。
同地区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木桨实物,表明该地区在新石器中、晚期,已较广泛地流行起制作利用舟船代步的交通习俗。《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羿、奡均是夏朝人物,奡荡舟表明夏朝也流行造船和以舟为交通工具的习俗。殷墟出土甲骨文已有舟字,并见有人立于舟上或挑货立于舟上的象形字,表明舟船制作和应用在商代已获较大的发展,并流行起用舟船载人兼运货的习俗。《诗.大雅.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揖之",一条船上同时有许多人划桨,说明西周已出现规模较大的船;《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如此广阔的江面,不能用方引渡,方即筏,筏包括竹筏、木筏或皮筏,此说明西周时期并行有小型的舟筏;《诗.大雅.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孔颖达疏:"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这表明西周时期已出现连接舟船、船上铺板搭成浮桥的习俗,造舟为梁即并船作桥的习俗与技术,实可视作是西周人对古代交通发展事业的一种重要发明和贡献,它为后代桥梁的发明建造和浮桥的利用起到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考古发掘的舟船实物,目前以甘肃齐家文化和福建崇安武山发现的船棺为最早,这种船棺,既是生前使用的舟船,也是死后的归宿,是古代水上或水边居民以船为家习俗的反映。这种船棺呈独木舟形态,可视作是距今三四千年前中国西北和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独木舟形式。据甲骨文舟字形体看,商代的舟也基本属此形式,但其已从独木结构发展成块板结构,是板块造船技术和习俗发展流行的先驱。
2.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
《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以上记述表明,中国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俗,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禹是最早的乘车人之一,或奚仲和其子吉光是最早的造车人,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有专门从事制车的部族。《世本.作篇》并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述,相土是商代的三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代初期,乘车即用马驾车,服牛即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吉光作车说有所矛盾,但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吻合。综合文献传说分析,禹陆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而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较接近史实,考古发掘目前尚未见到夏代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形制还有待今后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象征王权的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应是存在马车与牛车制作利用之俗的。
《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文献传说告诉我们,商代的服牛乘马习俗当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统治期间,服牛乘马习俗已十分流行;商代甲骨文、金文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实物其数已在20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文、金文象形车字的资料分析可知,商代马车是一种独輈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并附有铜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据甲骨文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和参与军事行动,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王公贵族死后亦将马车用于殉葬和祭祀。故商代的马车是一种十分高贵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载人和交易活动,当是一般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牵引的车,商代畜力牵引术虽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行着一些人力推拉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是由两个人挽拉的人力车,商代《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是商代辇车的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均有这种车子的发展沿用,或称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
西周时期用车造车的习俗流行程度绝不逊于商代,西周的诸侯士族阶层也流行广泛制作利用马车的习俗,并沿袭着车马殉葬、祭祀的习俗传统;西周马车也是独輈双轮方舆箱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了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诗.大雅.蒸民》:"四牡騤騤,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制作明显比商车更讲究、更精美,铜质配件数量较多,马饰物也很精巧;西周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有条件享用马车的人是贵族成员、王室成员;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大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栈车是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或车厢用竹木条编制而成,这当是西周牛车之一种;《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的记述,表明西周时期还流行有人力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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