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卡摆在书桌中央,旁边那份赠与协议却比它厚了许多。
艾薇琳坐在窗前,神情平静得让我不安。
“卡是你的,账户里的1300万加元,也会转到你名下。”
我盯着她,半天没说出话。
当初我们约定的报酬只有6万加元。如今她突然多给了两百多倍,我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代价的馈赠。
而在一年多以前,我甚至不愿意多看她一眼。
我叫林川,普通本科计算机专业毕业。二十六岁那年,我带着父母凑出的三万元来到温哥华,认定只要肯熬,就能在这里扎下根。
可现实没给我多少体面。
我先在一家小型软件外包公司写代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老板许诺帮我处理工签,临到递交材料,却被查出岗位和公司资质都不符合要求。
第二次申请时,我换了雇主,也补了不少材料,结果仍然被拒。
我算过无数次移民分数。
学历、年龄、语言成绩、工作年限,每一项都卡得严严实实。即使把能补的分数全部补上,我仍旧差着一大截。
签证只剩七周时,我去列治文见了一名移民顾问。
对方翻完我的资料,摘下眼镜。
“按现在的规则,你走技术类通道很难。除非雇主愿意花大力气帮你,或者你有加拿大配偶。”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但时间和钱都不是你能承受的。”
他把文件推回给我,语气客气,结论却像一扇关死的门。
那天晚上,我回到合租的地下室。雨水顺着小窗往下淌,房东家的洗衣机隔着墙轰隆作响。
银行卡里只剩八千多加元。
一旦签证到期,我不仅要失去工作,还得灰头土脸地回国。
父母逢人便说儿子在加拿大做技术工作,等站稳脚跟就接他们过去看看。我实在想象不出,自己该怎么告诉他们,这四年最后只换来一张回程机票。
朋友周航知道我的情况后,约我去参加一场华人商会的晚宴。
“别整天闷在地下室。出来认识几个人,说不定能碰到机会。”
周航做进口食品生意,认识的人多,消息也灵通。我本来没心情,可他一连打了三个电话,我只好去了。
晚宴设在列治文河畔的一家酒店。
我穿着唯一一套西装,站在人群边缘,听别人聊房产、投资和生意,感觉自己像误入宴会的服务生。
周航端着酒杯过来,朝角落示意了一下。
“看见那位女士了吗?”
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白人女人。她穿着墨绿色长裙,肩背宽厚,体重至少有两百斤。
她周围明明空着几个座位,却没人过去。
“她叫艾薇琳·沃克,做港口物流和仓储的。父亲几年前去世,给她留了公司和一大笔财产。”
“你跟我说她干什么?”
周航靠近一步,压低声音。
“她想找个人登记结婚。不是谈恋爱,就是各取所需。她需要丈夫,对方需要身份。”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假结婚?”
“别说得那么难听。手续是真的,只是没有感情。听说她愿意另外付一笔钱。”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我再狼狈,也没想过拿婚姻换身份。
可周航问了我一句:“你的签证还能撑多久?”
那句话让我沉默了。
我隔着人群望向艾薇琳。她正垂眼搅动咖啡,旁边有人看她,她似乎早就习惯,只当没有察觉。
周航拍了拍我的肩。
“我只负责介绍。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最后还是端着一杯没喝过的酒走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人吗?”
艾薇琳抬眼看我。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目光冷静,没有惊喜,也没有厌恶。
“没有,请坐。”
我坐到她对面,自我介绍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她替我说破了。
“周先生告诉我,你的签证快到期了。”
我脸上一热。
“还有七周。”
“工签被拒过?”
“两次。”
“有违法记录、欠债或者复杂的感情关系吗?”
“都没有。”
她问得像在审核一名员工。我虽然不舒服,却只能一一作答。
问完以后,她把咖啡杯推到一旁。
“如果我们结婚,我可以配合你申请永久居民。获批后再维持三个月,然后协议离婚。”
“你能得到什么?”
“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就这些?”
她停顿片刻。
“我不喜欢被追求,也不想让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我需要一个守边界、不会贪得无厌的人。”
她说会承担所有申请费用,离婚时再给我6万加元。
婚后我们同住一个地址,但各自生活。除非应付移民部门或出席必要场合,谁也不能干涉对方。
条件听上去清楚得近乎残酷。
我忍不住问:“为什么选我?”
“我还没有选你。”
艾薇琳看着我。
“你只是候选人之一。”
那一刻,我仅剩的那点自尊被刺痛了。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又补了一句:“你也可以拒绝。我们都不欠对方什么。”
我起身准备离开,她忽然问道:“林先生,你会因为我的体重觉得难堪吗?”
这个问题让我停住脚步。
宴会厅里有不少人偷偷往这边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知道如果真和她结婚,那些目光只会更露骨。
我想了很久,给了她一个最诚实的回答。
“我在意的是身份,你在意的是边界。只要约定说清楚,其他人的看法没有意义。”
艾薇琳第一次露出笑意。
那笑容很淡,更像是确认了什么。
她递给我一张名片。
“三天之内给我答复。”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没有睡。
我知道这段婚姻的目的经不起推敲,也知道自己一旦答应,就等于承认四年的坚持最后输给了现实。
可签证上的日期每天都在逼近。
第三天下午,我坐在公交站长椅上,给艾薇琳拨了电话。
“我同意。”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
“明天九点,带好证件。律师会准备协议。”
我们先去律师事务所签了婚前文件。
协议写得很细:各自婚前财产互不相关;我不得参与沃克公司的经营;她不承担我的个人债务;离婚时我主动放弃其他财产要求。
最后一页单独写明,她将向我支付6万加元。
我逐条看完,签下名字。
随后我们到市政厅办理登记。
温哥华那天一直在下雨。没有鲜花,没有亲友,也没有一句祝福。
工作人员让我们靠近一些拍照时,我的肩膀僵得像木头。艾薇琳察觉到了,主动往旁边退了半步。
签字完成后,她收好结婚证。
“车在楼下。我们得住在同一个地址。”
她的房子位于西温半山,能看见海湾和远处的城市天际线。
汽车穿过铁门时,我望着修剪整齐的庭院,突然觉得这一切荒唐得不真实。
一个月前,我还在计算地下室的房租。现在,我却成了这栋房子女主人的合法丈夫。
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拉丁裔女人。
“艾薇琳小姐。”
她看见我,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
“这是林川,我的丈夫。”艾薇琳说,“他以后住这里。”
女人叫特蕾莎,在沃克家工作了二十多年。她把我带到二楼东侧的客房,艾薇琳的卧室则在走廊另一端。
推开门前,特蕾莎提醒我:“没有允许,不要进入小姐的房间和办公室。”
她把“小姐”两个字说得格外重,仿佛并不承认我这个丈夫。
我没有争辩。
房间比我原来住的整个地下室还大,衣柜里放着几套按我尺寸准备的衣服,窗外能看到海面上的渡轮。
当天晚上,艾薇琳叫我到餐厅吃饭。
长桌上只有两套餐具。我们隔着四五个座位,像两名临时被安排在一起的客人。
她把生活规则重新说了一遍。
进房间要敲门,不查看彼此的手机和信件,不带陌生人回家。每周至少一起用餐一次,以免面对调查时连最基本的相处细节都说不出来。
“还有,”她看向我,“如果有人羞辱你,你可以离场,但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你的家人?”
“包括他们。”
我没有追问。
这段关系本来就不需要好奇心。
婚后的头两个月,我们几乎没有交流。
我每天乘公交去市区上班,晚上回到房子,艾薇琳通常还在一楼办公室处理文件。
她常常工作到凌晨,门下那道灯光会一直亮着。
特蕾莎对我不热情,却从没在生活上怠慢我。她会留好晚餐,也会在降温时把厚外套挂到门口。
每逢周五,我和艾薇琳一起吃晚饭。
最初的几次,我们只能谈天气。
“今天公司忙吗?”
“还好。”
“申请材料准备得怎么样?”
“律师说下周递交。”
问答结束,餐厅里就只剩餐具碰撞的轻响。
我甚至暗自庆幸,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
第三个月,移民部门进行了第一次核查。
两名工作人员在周六上午上门,先问我们如何认识,又分别核对生日、生活习惯和社交关系。
艾薇琳对我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她知道我来自哪个城市,知道我父亲做过木工,还知道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
轮到我回答时,我却连她最喜欢的食物都说不出。
“她平时很忙,吃什么都可以。”
工作人员没有表态,只在纸上做了记录。
参观二楼时,他们发现我们分房居住。
我连忙解释:“我睡眠浅,她工作到很晚,暂时分开休息。”
这套说辞勉强过了关。
人走以后,我后背全是冷汗。
艾薇琳收起桌上的杯子,只淡淡提醒我:“我对坚果过敏,喜欢烤鳕鱼。下次别再说我什么都吃。”
我愣了愣。
她没有责怪我,反而早早记住了我的习惯。相比之下,我像一个连剧本都不肯认真看的演员。
从那天起,我们每周多花半小时交换信息。
她告诉我自己三十四岁,喜欢绿色,讨厌香味浓烈的香水,大学时学的是供应链管理。
我告诉她,我母亲有高血压,父亲膝盖不好,我小时候想当飞行员,最后却阴差阳错学了计算机。
这些内容原本只是为了应付调查,可说得多了,我们对彼此渐渐不再陌生。
婚事很快传进华人圈。
一次我在超市买调料,碰见了以前的同事孙鹏。
他故意提高音量:“林川,听说你娶了沃克家的大小姐?你这一步跨得够大啊。”
周围几个人回头看我。
我不想理他,他却跟到收银区。
“大家都是老熟人,别装了。为了身份娶个两百多斤的富婆,也算有魄力。”
我转身盯着他。
“说完了吗?”
他笑着举起双手。
“别生气,我这是佩服你。换成我,未必下得去这个决心。”
我拎着东西离开,身后传来压低的笑声。
当晚,一个华人技术群里出现了我和艾薇琳登记那天的照片。
有人说我是职业软饭男,有人猜我拿了几百万,还有人问我能不能介绍“同类资源”。
最刺眼的一条消息写着:忍一年,身份、房子、钱都有了,这才叫精准投资。
我退出群聊,把手机扔到床上。
明明他们说的并不全错,我却比被冤枉还难受。
周航约我见面时,也劝我趁机多争取一些。
“6万对她来说算什么?你现在连身份风险都担了,开口要二三十万,她不会拒绝。”
“协议已经签了。”
“协议可以改。你别告诉我,你还想跟这种人讲感情。”
我放下咖啡。
“我不想欠她更多。”
周航看了我一会儿,摇了摇头。
“你这个人,有时候清高得很没必要。”
我没再解释。
艾薇琳给的是我最需要的东西,而我提供的是她要求的婚姻。交易已经不体面,如果我再坐地加价,就连自己都无法面对。
结婚四个月后,艾薇琳让我陪她参加父亲的纪念晚宴。
“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要别离我太远。”
她说这句话时,手指一直按着眉心,看起来比平时疲惫。
晚宴上,我终于见到了她那些亲戚。
表姐奥利维亚刚与我握完手,就问我一年挣多少钱。
“做软件工程师,收入普通。”
“普通是多少?”
她笑得礼貌,眼神却像在估价。
艾薇琳打断她:“今天不是招聘会。”
没过多久,她的堂兄格雷格又走了过来。
他端着香槟,打量我身上的西装。
“你们认识多久就结婚了?”
“时间不算长。”
“艾薇琳以前拒绝过不少优秀男人。我很好奇,林先生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嘴上问我,目光却落在艾薇琳身上。
“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打听别人的财产。”艾薇琳说。
格雷格脸色微变,很快又笑起来。
整晚都有亲戚轮流试探。
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有人故意讨论婚后财产,还有人当着我的面感慨艾薇琳“终于找到愿意接受她的人”。
我听得出,他们真正嘲弄的并不只是我。
他们早已习惯拿她的体重、外貌和婚姻说事。我的出现,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更方便的话题。
回家途中,艾薇琳一直望着窗外。
汽车驶上海湾大桥时,她忽然说:“今晚辛苦你了。”
“我没做什么。”
“你没有和格雷格争吵,这就够了。”
我握着方向盘,问她:“他们一直这样对你?”
“小时候更直接。”
她笑了一下,却没有半点高兴。
“那时他们会当众猜我能不能坐坏椅子,也会在家庭合照时让我站到最后面。父亲在的时候,没人敢做得太过分。他去世以后,他们只是把嘲笑包装得体面了一些。”
我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
沉默片刻,我说:“他们不是在意你的外表。他们只是想证明你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
艾薇琳转头看我。
“有区别吗?”
“有。前者是偏见,后者是嫉妒。”
她许久没说话。
到家以后,她下车前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独自在车库里坐了几分钟。
那一晚,我第一次意识到,艾薇琳并不是一张有体重和金额标签的身份通行证。
她也会难过,只是没人允许她表现出来。
入冬后,温哥华连续遭遇强风暴雨。
一天深夜,半山一带突然停电。整栋房子陷入黑暗,备用电源只维持了几盏应急灯。
我下楼找手电,正好碰见艾薇琳扶着墙从办公室出来。
“特蕾莎今晚回女儿家了。”她说,“储藏间应该有蜡烛。”
我们翻出几根蜡烛,又把客厅的燃气壁炉打开。
外面风雨拍打着玻璃,室内只剩一圈暖黄色的火光。
我们并肩坐在地毯上,中间没有那张长得过分的餐桌,也没有提前准备好的话题。
艾薇琳忽然问:“你父母知道你结婚了吗?”
“只知道我登记了,其他的没说。”
“他们没有要求见我?”
“我告诉他们,你工作忙。”
实际上,我根本不敢视频。我怕母亲看出端倪,也怕她问我为什么婚礼连一张合照都没有。
“他们一定很失望吧。”我说。
艾薇琳摇头。
“他们可能只是希望你过得好。”
“那你父亲呢?如果他知道你这样结婚,会怎么想?”
她望着壁炉里的火。
“他会生气,也会自责。”
她告诉我,父亲托马斯是家里唯一从不拿外貌评价她的人。
他从她十几岁起就带她去仓库和码头,让她学采购、运输、财务和谈判。别人说女孩不适合接班,他却把最麻烦的项目都交给她。
“父亲去世后,我接管集团。格雷格他们认定我撑不了多久,几乎每次董事会都要挑战我的决定。”
“结果呢?”
“公司营收比父亲在世时高了百分之三十。”
她说这句话时没有炫耀,只有一种熬过漫长战争后的疲倦。
“那他们应该闭嘴了。”
“不会。他们只会说,是我父亲留下的基础好。”
我看着她。
“可真正让公司继续运转的是你。别人愿不愿意承认,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艾薇琳的眼圈忽然红了。
她迅速低下头,像是对自己的失态感到难堪。
“抱歉。”
“你没必要道歉。”
“我只是不习惯有人这样跟我说话。”
那晚,我们聊到凌晨。
她讲小时候躲在仓库里看父亲点货,我讲刚来加拿大时一天打两份工,曾在凌晨的公交车上睡过终点。
电力恢复时,客厅骤然亮起来。
我们同时眯起眼,接着不约而同地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艾薇琳毫无防备地笑。
从那以后,房子里的气氛变了。
周五晚餐不再只是任务。她会抱怨某个董事固执,我会讲公司客户临时改需求的荒唐事。
周末去采购时,她偶尔叫上我。我发现她会认真比较每一种番茄,也发现她并不喜欢甜食,只是压力大时会吃柠檬蛋糕。
我开始顺路给她带不加糖的咖啡。
她也会在我加班时,让特蕾莎把晚餐留在保温箱里。
我们仍旧分房睡,仍旧没有亲密举动,可那道横在走廊两端的界线,似乎没有最初那么清晰了。
有一次我发烧,凌晨起来找药,在楼梯上差点踩空。
艾薇琳听见动静,披着外套出来。她叫家庭医生,又守在客房门口,直到我退烧才离开。
第二天醒来,我看见床头放着温水和药,下面压着一张便签。
“今天别去公司。你没有重要到缺席一天就会让互联网瘫痪。”
我看着那句话笑了很久。
可她自己的状态却越来越差。
有时吃饭吃到一半,她会借口接电话离开。她的脸色常常苍白,原本合身的衣服也渐渐宽松。
我问过几次,她都说只是工作太累。
特蕾莎明显知道什么,每次我提起,她就立刻转开话题。
我以为艾薇琳是在刻意减重,也就没有深究。
结婚十四个月后,我收到了永久居民申请获批的通知。
邮件上那几行字,我曾经在梦里见过无数次。
可它真正出现时,我没有欢呼,也没有马上告诉任何人。
我坐在办公室里,心里最先冒出的念头竟然是:我该搬走了。
按照协议,身份获批后,我们再维持三个月婚姻便办理离婚。
我可以租一套像样的公寓,也可以换工作,再不用担心哪天被迫离境。
这明明是我期待已久的自由,我却迟迟没有点开租房网站。
下班后,我去咨询了一名律师。
律师说,如果双方执行婚前协议,没有争议,离婚手续并不复杂。
“你确定已经决定了吗?”他问。
“这是我们结婚前就说好的。”
“那只是当时的决定。”
我没有回答。
回到西温时,特蕾莎正在门厅等我。
“艾薇琳小姐请你去办公室。”
她的神色很沉,像是刚哭过。
我走到门前,敲了两下。
艾薇琳让我进去。
书桌上放着刚寄到的枫叶卡,旁边是一份资产赠与协议。文件显示,只要我签字,她名下一个投资账户里的1300万加元就会无条件转给我。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数字。
“我们约定的是6万。”
“我改主意了。”
“为什么?”
“这是我自愿赠与你的个人财产,不涉及公司。律师已经处理好税务和后续手续。”
她越冷静,我越觉得事情不对。
“艾薇琳,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拿走卡和钱,签离婚协议,离开这里。”
“1300万不是离婚补偿。”
“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账户。”
“可对我来说不是!”
我把文件按回桌上。
“我陪你吃了几顿饭,参加了几次聚会,不值这么多钱。你如果需要我替你承担什么,现在就说清楚。”
艾薇琳起身走到窗前。
她的背影比几个月前单薄了不少,肩膀却绷得很紧。
“你从没偷看过我的文件,没有碰过我的银行卡,也没在外面编造我们的关系。那些人羞辱你时,你没有借机向我加价。”
“这是我该守的约定。”
“可我见过太多人连最基本的约定都守不住。”
她转过身,眼睛发红。
“林川,我想让你以后过得轻松一点。”
我忽然想起她最近频繁缺席晚餐,想起她脸上的苍白,也想起特蕾莎欲言又止的神情。
一个可怕的猜测浮上来。
“你是不是生病了?”
艾薇琳的目光明显一颤。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到底是什么病?”
她没有回答,只把赠与文件推到我面前。
“在你拿走这些东西之前,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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