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约2300字,阅读时长大约5分钟
前言
《韩非子》里有一句话:“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事情靠保密才能成,话一漏出去就败了。
长征路上,有一个人,在1935年6月的某一天,突然从队伍里不见了。他不是小兵,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队伍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有人说他牺牲了,更多的人说他失踪了。
他就是陈云。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一位常委,为什么要在长征途中悄悄离队~
队伍里空出来的位置
陈云当时是什么身份?
长征前夕,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他跟着红五军团上路,后来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过金沙江时的渡河司令部政委。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要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陈云出席了会议。他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上,自己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的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人之一。毛泽东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讲的内容,就是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的那些。
可是到了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不久,中央红军快要跟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陈云不见了。
连跟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临走前,他只做了几件小事:把随身带的机要文件,交给当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请她交组织处理;把一顶蚊帐,留给老朋友张闻天;其他的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自己为什么走。
一台电台,一条断了的线
陈云为什么要走?这要从一台电台说起。
当时苏区中央跟共产国际的联系,大多要通过设在上海的机构。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上海的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这条线先断了。据党史文献的说法,红军随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又在湘江之战中被毁,想直接联系,也没了办法。
渡过湘江之后,中央曾经派过一位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去上海,想重新接上头,没有成功。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觉得有两件事必须办:一是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二是恢复白区的党组织,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派谁去?周恩来向中央推荐了陈云。他对上海很熟,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另一位人选,是潘汉年。
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做出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去上海。潘汉年先走了一步,到上海打探情况,陈云因为手头工作很重,要晚一步。
这个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昆明城外的几次碰壁
陈云并没有马上走成。
4月下旬,红军接近昆明,中央打算让陈云混进昆明城,再从那里去上海。陈云在昆明城附近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混进去,只好重新折回长征队伍,等下一个机会。
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的形势和任务。据陈云回忆,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受命之后,陈云抓紧做准备。离队之前,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创刊号上。
这篇文章,成了他留给队伍的最后一件东西。
灵关殿,细雨
陈云是在四川天全的灵关殿一带离队的。
党组织为他安排了一位向导,叫席懋昭,是当地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村小学的校长。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了装,离开队伍。
据党史文献的叙述,中央还为他的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别的安排。红军抓获了一位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认为可以利用他帮陈云通过荥经一带。于是押着他走了一段,等陈云和席懋昭出发后,有意让他逃跑。那位教育局长慌慌张张追了上来,信以为真,以为陈云他们也是躲避红军的人,三个人就结伴往荥经走。
一路上,教育局长跟沿途民团很熟,处处放行。到了荥经,他还把这两位当成患难之交,一定要请他们住一夜。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款待的,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
后来,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满口行话,外人看不出破绽。几天后,他到了成都。
成都是蒋介石指挥围剿红军的大本营,警察特务遍布街巷,夜里还会闯进居民家里查户口。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公著又惊讶,又佩服,也替他担心,劝他说成都风声很紧,不宜久留。
陈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动身去重庆。
没过几天,成都的报纸上,一处极不起眼的地方,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家骏这次来省,路上遗失了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一则再普通不过的遗失启事。可是登启事的人,正是陈云。内容是他出发之前,跟周恩来约好的暗号,用来告诉中央:我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了成都。
到重庆后,他又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在他开的药铺里住了下来,托人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
分手那天,陈云紧紧握着席懋昭的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
上海:认得他的人太多
几天后,陈云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比以前更重。他光是从报纸上声明的叛徒名单里,就发现有七十多个人认识自己。
他先去找了老朋友章乃器,通过章乃器的关系,又找到了地下党员章秋阳,慢慢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人接上了头,了解到上海地下党被破坏的情况。
刚有些进展,7月22日,浦化人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到破坏,书记文德等八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时,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了上海地下党又一次遭破坏的消息,发来电报,让陈云和从香港赶来会合的潘汉年,尽快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935年8月上旬,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以学徒的名义,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藏在底舱。底舱里霉腐的气味刺鼻,空气稀薄,也不能发出一点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
他在海参崴下船,改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9月上旬到了莫斯科。
到莫斯科之后,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讲了遵义会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等人又是怎样带领红军与敌人周旋。他还写了一部《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写红军长征初期的经过。这本书从1936年3月起,在法国、苏联、中国先后出版。
至于那位护送他出川的席懋昭,回到雅安之后,发现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正在抓他。他想找组织,没找到。后来,他在回老家仪陇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获,面对严刑拷打,他对护送陈云出川的事,守口如瓶。西安事变之后,有人出面保释,他才脱了险。
老达子说
回头看这件事,老达子觉得,陈云并不是消失了,他是被派出去的。
他走得那样悄无声息,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只留下一顶蚊帐,不是因为他想躲,是因为这件事不能让人知道。队伍里的传说,说他牺牲,说他失踪,都是保密的代价。
陈云在重庆码头,对席懋昭说的那句话,是: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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