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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下午,前国家体操队队员、东京奥运会高低杠第四名芦玉菲发了一条微博:

退役以后才发现,原单位竟然没有给她缴纳社保和养老保险。“这十年社保和十五年工龄到底该怎么办”。

她晒出的《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单》上,参加工作时间是2011年1月1日,参保缴费时间是2016年9月1日。

然而缴费状态一栏写着“暂停缴费(中断)”。从2016年9月到2024年3月,整整91个月都是欠费:单位欠费102260.32元,个人欠费47686.24元,合计近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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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小时后,这条微博被删除。

当晚她再次发文,说已有官方介入处理,请大家理性看待、不要过度扩散。

第二天上午,她发布声明:相关部门与原单位连夜沟通,已把欠缴部分全部补齐;此事只关乎她个人权益,不代表整个行业。

事情解决得很快是好事。

一条微博就能换来一夜补齐,那么过去这91个月为什么会一直空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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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刘翔与上海市体育局之间的退役安置风波,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两件事一个在河南,一个在上海;一个是功勋运动员,一个是退役转型做裁判的年轻选手,看似截然不同。

但本质上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运动员和体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回答过。

01

要理解今天的混乱,得先回到上个世纪。

那时我们处在另一种经济形态里。

在计划经济下,所有人都在为国家服务,干哪一行是由政府安排的。

你是工人,他是农民,另一个人是运动员,本质上都一样:都是被指定的行业,工资、待遇、退休也都由国家包办。

养老就是最好的例子。

河南省人社厅的政策解读里写得很清楚: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始建于1955年,退休费由单位负责,单位和个人都不缴费,按退休前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

换句话说,那时候根本没有“缴社保”这个概念,只要你在编制里,国家就管你到老。

那个年代也不存在什么市场化,更不存在运动员的商业盈利。

运动员拿了冠军,荣誉归国家,生活由国家安排,那时候这个账是对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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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但是进入新世纪,体育越来越追求商业化,运动员也开始代言、拍广告、上综艺。

问题也就来了,这些钱究竟属于体育局,还是属于个人?

如果属于体育局,那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是不是也该负责到底?

如果属于个人,那运动员是不是就完全不用体制负责了?

刘翔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据央视2007年的报道,刘翔的广告收入按比例分配:本人50%,教练团队15%,上海市体育局20%,中国田协15%。

这个标准出自体育总局2006年的《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

在他商业价值最高的几年,体制从中分走了可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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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刘翔退役,此后十一年里他一直挂在编制内,没人提安置。

直到今年,各地清理“在编不在岗”,上海市体育局才要求他二选一:回来当教练,或者买断工龄走人。

刘翔反问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他。

刘翔有影响力,所以他的问题会被看见,被讨论。

但一个普通运动员能分给体制的商业收入很少,她能依靠的只有制度本身。

03

按现有的规则,在役的专业运动员实际上就是体制内工作人员。

他们的人事关系多数是挂在省市体育局下属的训练中心或运动管理中心,那就理应由单位替他们缴社保。

芦玉菲的查询单上印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本身就说明了她的身份。

2014年10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编制内人员和企业职工一样要缴养老保险。

《社会保险法》也规定,单位不按时足额缴纳的,征收机构要责令限期补足,并加收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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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专业运动队里,运动员和管理单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不是单纯的劳动关系。

一方面运动员属于体制内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

这就导致一旦单位预算一紧,最先被牺牲的就是运动员,而不是其他常规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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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刘翔也好,芦玉菲也好,他们的问题各不相同,但是根本上还是种历史遗留问题太多。

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的日常训练算不算劳动?运动员和体制之间,算不算劳动关系?他们究竟是属于体制内工作人员还是外包?

他们的工资、退休、社保出了问题究竟是上网发帖,还是找有关部门打劳动仲裁?

芦玉菲的问题是解决了,可那是因为她是奥运选手,发一条微博就能让问题一夜解决。

那些没进过国家队、没有粉丝、甚至只是编外试训的运动员呢?他们能解决吗?或许未必。

计划经济留下的“国家管一辈子”已经不存在了,市场经济里的“一纸合同说清楚”又还没建立起来,运动员就夹在了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