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墨忆。

11月19日,中国、俄罗斯与美国三国元首齐聚深圳,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层对话。会后联合发布的《深圳和平宣言》中,第三条郑重申明: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恪守国家同意原则,不得逾越职权范围行使管辖权;各国高级官员依法享有的豁免权利,理应获得充分尊重与切实保障。

再过10天,81岁高龄的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将在荷兰海牙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庭审。其律师团十余年来持续围绕管辖权限展开激烈抗辩,核心论点始终聚焦于法院是否具备合法审理资格。

这份罕见的三方联合表态,真能成为杜特尔特案的关键转折点吗?最终时刻,局势是否仍存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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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共识绝非临阵起意,而是沉淀十余年立场的集中宣示

不少读者第一反应是:三大国特意选在开庭前密集发声,显然是为杜特尔特“站台”,为其提供法理弹药。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则陷入典型认知偏差。

宣言第三条所载内容,并非专为应对杜特尔特个案而临时起草,而是中美俄三国长期坚守、反复重申的基本法理立场。此次借三方元首会晤契机,首次以多边联合文件形式予以固化与升华。

国际刑事法院全部司法权威,根植于《罗马规约》这一国际条约。唯有签署并批准该规约的缔约国,才自愿接受其管辖约束。中国、美国、俄罗斯自始至终未加入该条约,在法理源头上即不承认该法院对本国及其公民行使任何强制性司法权力。

本次共同宣言,实则是将三国多年以来分散于外交照会、联大发言及双边磋商中的相同主张,统一凝练为一份具象化、仪式化的政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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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立场一以贯之且逻辑严密: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只能来源于主权国家的明确授权,未经非缔约国事先同意即单方面启动调查或起诉,不仅侵蚀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石,更严重背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立的“条约仅对缔约国生效”基本原则。

美国的态度更为果决鲜明。早在数年前,当法院试图就美军在阿富汗涉嫌战争罪展开调查时,美方即果断对时任首席检察官及多名工作人员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资产。今年8月与10月,美方再度加码,将法院现任院长列入制裁名单,同步扩大对其资金往来与人员交流的限制范围。

特朗普曾公开直言,该法院已丧失基本公信力,既无实质执法能力,又妄图凌驾于各国领导人之上。美方的根本立场从未动摇:凡未由本国主动加入的国际机制,绝不允许其司法触角伸向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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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立场与中美高度协同。去年法院针对普京总统签发逮捕令后,俄方立即宣布拒绝承认该决定法律效力,并将相关检察官列入本国通缉名单。俄方始终坚持,法院对非缔约国在职或卸任高级官员发起指控,本身即构成越权行为,不具备任何国际法依据与现实执行力。

因此,此次三方将“反对滥用管辖权、尊重国家官员豁免权”写入共同宣言,本质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就国际刑事司法体系长期存在的权力扩张倾向所作的一次战略性集体回应。

其矛头所指,并非杜特尔特个人案件本身,而是关乎全球司法治理秩序底层规则的重大命题——只是因时间节点恰与杜特尔特庭审临近,自然被舆论场赋予了高度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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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案的核心困局,从来不在豁免权本身

不少人误以为,三大国齐声强调官员豁免,杜特尔特便有望立即脱责甚至获释。这构成了第二个常见误判。

暂且不论该政治宣言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司法拘束力,单就杜特尔特案而言,控辩双方缠斗多年的核心焦点,始终不是“前总统是否享有绝对刑事豁免”,而是“国际刑事法院是否有权审理一个已正式退出《罗马规约》国家的前任领导人”。

杜特尔特被控罪名,系其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2016–2022年)主导的“禁毒战争”中涉嫌实施系统性谋杀及谋杀未遂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相关指控涵盖时间跨度自2011年至2019年,部分行为发生于菲律宾尚未退约阶段。

菲律宾政府于2018年正式启动退约程序,并于2019年3月17日正式完成退出手续,自此不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但法院坚持认为,只要涉嫌犯罪行为发生在退约生效前,其管辖权即不受影响,故持续推进调查与起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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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辩护团队自立案之初,便将管辖权异议作为首要抗辩策略,多次援引菲律宾退约事实主张法院丧失审理资格。然而今年4月,法院上诉分庭作出终局裁定,驳回全部管辖权异议请求,确认法院对该案拥有完整管辖权,并全盘采纳检方提出的全部指控要点,案件由此正式进入实体审判阶段,首场听证会定于11月30日举行。

那么,宣言中提及的“国家官员豁免”,对杜特尔特究竟具有多少现实支撑力?需首先厘清一项基本法理边界:国际习惯法所承认的官员刑事豁免,主要适用于仍在职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代表国家行使最高权力的现任高级官员。

杜特尔特已于2022年6月卸任,属于前国家领导人。此类人员能否继续援引豁免权,国际法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结论,实践中亦缺乏普遍适用的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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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罗马规约》第27条明确规定:“官方身份不得免除个人刑事责任”,即无论被告是否担任公职,只要涉嫌规约所列核心罪行,均不得以职务身份主张免责。

该条款对缔约国具有当然约束力,但对非缔约国是否产生延伸效力,正是国际法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争议,亦构成杜特尔特案法理攻防的核心战场。

可以预见,辩方必将把这份三国联合宣言作为关键证据提交法庭,用以佐证其关于管辖权正当性的主张。但必须清醒认识的是,国际刑事法院作为独立司法机关,不会因外部政治信号而轻易推翻已生效的司法裁定。它遵循自身程序规则与判例体系,所有争议最终仍将回归其内部法律框架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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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决定走向的“筹码”,从来不在法庭之内

既然司法层面直接影响有限,这份宣言对杜特尔特是否毫无价值?答案是否定的。这也引出第三个认知盲区:公众往往过度聚焦庭审结果,却忽视此案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超越法庭的政治博弈。

杜特尔特案从2021年启动初步调查起,就远不止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而是一次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边界的极限测试。

法院执意起诉一名已完成退约程序国家的前国家元首,实质是在试探自身司法权威能否突破缔约国范畴,向非缔约国领土与人员延伸。若本案得以顺利审结并执行判决,将极大强化法院未来介入类似情境的法理依据与操作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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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美俄三方同步发声,则是对这一扩张逻辑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阻力。三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集体亮明底线,无疑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道义权威与实践效能形成实质性冲击。

法院可在法理层面保持独立判断,却无法回避一个冷峻现实:它本身不具备警察、监狱或强制执行力量,每一项判决的落地,都依赖成员国的自愿配合。一旦主要大国系统性拒斥其管辖基础,其实际运行能力将遭遇结构性削弱。

对杜特尔特而言,这份宣言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其注入了真实可感的政治谈判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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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生态。尽管杜特尔特已卸任,但在菲民众中仍保有深厚民意基础与强大动员能力。如今三大国同步表态反对法院越权,菲国内支持力量将更有底气推动现任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包括敦促马尼拉当局正式致函法院提出交涉,甚至重启将案件移交菲律宾国内司法系统审理的可行性探讨。

其次是诉讼程序本身。辩方可依据这份最新达成的多边共识,向法院提出多项程序性动议,例如申请延期开庭、请求重新审查管辖权基础、要求补充听证等。对一位年逾八旬的当事人而言,“时间”本身就是最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诉讼周期拉得越长,其身体状况变化、国际格局演进、菲律宾政坛更迭等多重变量叠加,都将为案件走向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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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看,这份三国共识相当于为全球非缔约国划出一道清晰红线: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权并非无限延展,三大国对此存在高度一致的底线共识。

今后若再出现类似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起诉,相关国家均可援引该宣言作为法理支撑,构建更具协同性的抵制机制。杜特尔特案,恰好成为这一大国共识首次落地检验的标志性案例。

当然,亦不可高估其作用边界。它不会导致检方撤销指控,更不会促成杜特尔特即时释放。

它所能改变的,是整场司法对抗所处的宏观环境与力量对比格局,使杜特尔特摆脱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也让法院在最终裁量时,不得不纳入更多现实政治权重进行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