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县,每7辆新能源汽车里,就有1辆装着这里产的电池。
但十年前,这个地方的支柱产业是水泥和钢铁。老百姓出门不敢穿白衣服——天上飘的不是云,是水泥灰。冬天一开窗户,窗台上的灰能写字。
这个地方叫溧阳,在江苏最南边,天目湖边,跟安徽接壤。
一个地方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取决于它选择烧什么。
2012年以前的溧阳,七成工业产值靠水泥和钢铁。金峰水泥一家就年产2000万吨,是江苏省最大的水泥厂。上上电缆、申特钢铁,个个是纳税大户。那时候溧阳的干部出去招商,讲的是"我们有矿山、有码头、有铁路"。
王建倍是土生土长的溧阳人。2005年,他在杨庄乡投资办了个建材厂,开山采石,给水泥厂供原料。生意不错,但厂子离民居不到200米,粉尘漫天,举报和上访没断过。王建倍后来回忆:"这钱挣得心里不安生。"
2013年,他关掉了建材厂。两年后,他投资了江苏俊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做环保无人船,用来监测水质。以前他是被环保局监管的对象,现在他成了帮环保局干活的人。
从"被监管者"到"监管者",王建倍的转身,其实是整座城市的缩影。
但转身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转身需要有人先砸掉那口锅。
2012年,溧阳做了一件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事:把绿色能源产业定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那年新能源还是萌芽阶段,宁德时代刚成立不久,比亚迪的电动车还被当成笑话。隔壁县都在扩水泥产能,溧阳在想怎么少烧点水泥。
这个选择的底气,来自2008年就开始的另一条线——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溧阳主动对接北京中关村,争取在苏南设立分园。2012年园区正式挂牌,是中关村在北京市外设立的第一个科技产业园区。
园区有了,方向定了,但还差一个引爆点。
2015年,听闻宁德时代要在长三角寻找制造基地,溧阳市领导第一时间带队飞往企业对接。那时候宁德时代还没上市,名气远不如今日。但溧阳的干部懂产业——他们能跟企业聊技术路线、聊产业链逻辑、聊电池能量密度的迭代节奏。
"溧阳干部积极主动的态度,懂产业的专业能力,促成了宁德时代投资的决心。"
2016年,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江苏时代在溧阳开工。这是宁德时代在长三角的首个百亿级项目。一个做水泥的县城,接住了中国动力电池行业最大的龙头。
但龙头落地只是开始。真正改变溧阳命运的,是一个科学家的选择。
陈立泉,1940年生,四川南充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固态离子学奠基人,业内称他为"中国锂电池之父"。2016年,他以宁德时代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第一次踏足溧阳。之前他对这座城市完全没有概念——"溧阳在哪里?"
但他被这个地方吸引了。山清水秀,政府办事效率高,最关键的是——这里有真实的制造需求。中科院物理所的前沿研究,可以直接送到隔壁工厂的产线上验证。
2017年,溧阳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共建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陈立泉担任名誉院长。这个研究院打破了一条潜规则:"研发在大城市、制造在小县城。"前沿科研直接扎根产业一线。
2018年,双方深化合作成立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中科院物理所在全国的"一村三湖"战略布局成型:北京中关村为"村"——基础研究本部;北京怀柔雁栖湖做大装置平台;广东东莞松山湖做中子应用与材料科学;溧阳天目湖做成果转化与学术交流。
溧阳是这一布局中唯一的县级市。
一个在北京市中关村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科学家,晚年选择住进一座县城。2019年,陈立泉被授予"溧阳市荣誉市民"称号。80岁的他在采访中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2025年7月,陈立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上,他86岁。领奖台下,他选择定居的县城,动力电池产业销售收入1029亿元,同比增长近18%。
企业先落地、科研机构后跟进——两条逻辑不同的线,在溧阳交汇。
今天的溧阳,GDP 1746亿元,人均突破3万美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近3200亿元,较"十四五"期初接近翻番。
动力电池产量近150GWh,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产业链完整度97%,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聚集在龙头企业3公里半径内。江苏时代的"灯塔工厂",每1秒就能生产一块电芯。一街之隔的时代上汽与上汽时代,打通了"电芯—电池包—整车应用"全链条。
科达利每天下线700万件锂电池结构件,两三小时就能送达江苏时代产线。蓝固新能源研发的固态电解质材料,当天就能供给中科海钠进行电池试制。中科海钠在全球首家实现钠离子电池规模化生产,打破了锂电池在部分场景的垄断。
国内首条万吨级固态电解质生产线在溧阳正式投产。14家科创平台、20多位院士、200余位省级以上领军人才,3万余名产业人才——这套配置放在地级市都罕见,放在一个县城里,堪称奢侈。
从"跟跑"到"领跑",溧阳用了十年。
这十年里,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溧阳的十年,恰好叠放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段上。但这不是运气——2012年就选择绿色能源方向的县城,全国不止一个;能争取到中科院物理所落户的县城,却屈指可数。
溧阳的路径说起来不复杂:先瞄准一个方向,数年不换;用积累的底盘接住第一个百亿项目;用真实的产业需求吸引科研机构;把科研机构建在工厂旁边,让创意当天就能跑上产线。
但看似简单的事往往不易。瞄准方向需要眼光,定了不换需要定力,对接龙头企业需要专业能力,把研究院建在工厂旁边需要放下"大城市情结"——每一步都在筛选。
陈立泉说自己是一片"多根的叶子"。中国人的落叶归根,大概是回故乡。但他已经不能用古时候的观念来定义"根"——只要是有很多回忆、有很多可以来往的朋友的地方,都是故乡。
他的出生地在四川南充的泗阳乡,工作生涯在北京中关村,垂暮之年到了江苏溧阳。三地都有个"阳"字。
而溧阳这座城,名字里的"阳"来自古瀨水之北。两千多年前秦代建县时,这里就定了名。两千年后,一个叫陈立泉的科学家在这里找到了新的"根",一座叫溧阳的县城,用它自己的方式证明了:
县域转型的关键不是资源,是选择和定力。当别的地方还在问"凭什么"的时候,溧阳已经用行动回答了"为什么能"。
一把锤子,可以砸石头烧水泥,也可以砸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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