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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6年,中美首脑已三次会晤,且下个月也将第四次见面——这在中美外交史上,显然是独一份的纪录。

这显然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本人大有关系——更看重利益交易的现实主义思维,令其成为最不看重意识形态和历史积怨的一位美国总统。

三权分立下的美国,其体制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复杂构成下的美国国会,对于中国一向不友好的言行居多。

但作为元首的特朗普明显在第二任期里,在“语言友好”方面,似乎达到了中美关系的顶峰时期,双方更高层面上的恶语相向基本不可见,这就从高层到民间营造出中美关系看起来较为和谐的印象。

有人说,这当然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特殊表现——确实如此,但这样的“语言正向磨合”,显然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并为长远的更为相向而行,从而产生良好的舆论基石与心理按摩。

国家关系的基石与重心,根本上而言,当然是利益为先为重;不过,也不能完全忽视历史认知、意识形态站位等心理投射之下,对于”安全困境”产生的误导或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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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交往史上,除了因共同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中美蜜月期外,中美之间除去为了商业利益的互利目的,不得不形成你中有我之外的互动,但在其他方面却更多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并在心理上基本固化成一种对于彼此的不变认知。

比如,对于中国人而言,历史上因贫穷弱小而被欺凌的历史记忆下,我们一直在用“百年国耻”的滤镜审视西方,这就成了我们民族认知下的一种自我保护之盾。

但对于美西方而言,这却成了挑战其历史定位与地位的一种主动出击之“矛”。

像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以不同形态制度下的“举国体制”,加上开明的改革开放之举,全面复兴趋势正在成形——特别是从低端产业到全面产业链的日渐成熟,令美西方深感其传统优势与固化地位被挑战的恐惧加剧。

因历史创伤的唤醒,以及不同制度、意识形态造成的利益对立,因而形成了固结的心理投射,就会令各自的不安全感更为放大。

“你越害怕什么,就越容易把对方的行为往你害怕的方向解读”——这种政治心理学上的“归因不对称”,很可能会加剧双方的战略判断错误,因此激化了矛盾,甚至跌入不可知、毁灭性的对抗中。

比如,不少中国人坚信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很多人就会将美国的一切言行,皆判断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攻击性,却忽略了美国国内政治对立之下,党派之争的投机性、工具性。

而我们的一些人则对美国国内政治矛盾的外溢化,全部当作了实质性的真实进攻——这种过度扩大化的心理防御机制,也会慢慢抬高自身反击的论调,并在行动上产生推动力,从而加深了双方矛盾的无解性,并有可能激化成重构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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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而言,其占据的历史性地位之下,因而拥有着“霸权思维”和“民主、自由主义的优越感”,也使其自认西方政治制度具有天然合法性、政治正确性。

则西方就会认为中国特色制度下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这种“历史与文明终结论”的叙事——如此心理投射下,两种制度模式对于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就会变得更为加剧。

像特朗普这位独具“美国特色”的总统出现,也算是百年难遇的事了——虽然他对美国200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制度,明显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但是,为了现实利益的实现,特总统显然可以无视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不管什么历史心理下的创伤应激,而是只要利于美国,能够获取现实利益——甚至仅仅可以令其个人“涨面子”,他也一样会“不计前嫌”地大夸中国。

这最起码在高层和民间,都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心理暖层——即使未来美国政治版图再变,但“温水煮青蛙”的浸润之下,也会为中美之间走向长期的缓和,产生出必然的心理基础和历史积累。

当然,对于我们而言,因不断树立起来的“战略自信”,也在慢慢消解自身的部分历史“创伤心理”。

虽然“落后就要挨打”的长期焦虑仍在,但随着虽有些夸大、但也是部分现实的“清场式遥遥领先”,则言我们的战略心理已从“防御性焦虑”,开始转向为“从容的平视”,也确实是一种正在实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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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已不再像过往年代那样,对于美国人的每个言行都要过度解读了,而是以更务实、更自信的姿态进行被动防御或主动进攻,也更为信任有序的全球竞争模式。

面对中国强大之下的自信心抬升,美国人也从对华那种“非你即我”的“愤怒遏制”,进入到开始可以“讨价还价”的务实阶段。

当这种最低基础的“护栏”形成,当一切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而非任由心理投射助推下,令安全困境走向无解,甚至是意外地滑向热战了。

为追求现实利益之根本,国家竞争更为注重实力是否在握,这也是大国竞争或对抗的根基,而现实实力的不断平衡,也会令双方更趋理性。

比如,同为核大国,中美俄发生直面对抗的战争之可能性,就会大大地降低。

但是,像因历史创伤、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产生的固化心理投射,却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催化剂;如果这种心理投射不加以管控,极有可能令冲突加剧,并产生意外的动作,导致不可知的危险性后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极大,在他的理念中,最为担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认为那可能会演变为系统性对抗。

比如,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以及不同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深层次对立和矛盾等。

不同宗教文化,不同制度文化,显然都会历史性地存在与延续——但文明差异本身,并非必然导致冲突,真正导致冲突的关键,其实,更多是对这种差异的深度恐惧与扩大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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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除这样的恐惧与误读呢?显然,对于对方的描述、认知与对待上,首先要“以和为贵”。

比如,最起码像特朗普这样,不再以对立化的攻击性语言开道,就能实现中美或中美俄这样的高层互访与共坐一桌。

“有话好好说”,这是人与人及整个世界走向和平的第一步——从这方面来看,特朗普的与众不同,还是有一定的意义,虽然,这离他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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