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却没有迎来预想中的结果。
当地时间11月15日,菲律宾外长玛丽亚·特蕾莎·拉扎罗宣布,中国与东盟已经对南海行为准则草案约80%的段落达成临时共识。
但剩余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原定2026年完成谈判的目标也因此落空,2027年将由新加坡接过谈判接力棒。
80%听起来已经接近终点,可南海问题真正难啃的骨头,恰恰集中在剩下的20%。
菲律宾想把这份阶段性成绩带回国内,中国和东盟又在争取什么?新加坡接手之后,能不能真正推动谈判跨过最后一道门槛?
要看懂这次谈判,得先把时间往前拨。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争议,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2013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希望在原有宣言基础上,把原则性的共识变成更加具体、更加可操作的地区规则。
菲律宾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把年底前完成谈判作为重要外交目标。
为了推动进度,菲律宾加快了磋商节奏,拉扎罗披露,菲律宾任内推动了九轮谈判,草案达成临时共识的比例,也从此前约50%提高到了80%。
路透社11月15日报道也明确指出,法律约束力等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剩下三个问题,每一个都牵涉实际利益。
第一个是法律约束力,新准则究竟只是各方共同遵守的政治承诺,还是具有明确约束力的正式规则?
如果发生摩擦,一方认为另一方违反了准则,究竟由谁判断,如何认定,又有没有监督和处理机制?
第二个是地理适用范围,南海存在复杂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准则究竟适用于哪些海域,如何处理各方对相关区域的不同主张?
这不是在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简单,因为一旦确定适用范围,就可能被不同国家赋予政治和法律含义。
第三个是具体执行方式,什么行为属于挑衅,什么情况需要提前通报,海上执法和船只相遇时应该遵循什么规则,出现突发事件之后又该如何处理?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准则即使签署,也可能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
尤其是地理范围问题,已经成为谈判中的突出难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学者柯林·科赫指出,各方对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可能涉及是否间接承认对方的海洋主张。
前面容易达成一致的内容,可以通过反复磋商逐步完善,后面涉及主权、法律责任和执行权的内容,却需要各方真正作出利益协调。
这也是为什么谈了十多年,南海行为准则至今没有正式落地。
这次谈判没有在菲律宾任内完成,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谁?从外交宣传角度看,菲律宾并非一无所获。
如今没有完成,菲律宾自然需要向国内解释,过去一年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
拉扎罗强调,谈判共识从50%提高到80%,并表示如果再有五六个月,或许就能完成剩余工作。
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在突出菲律宾的协调作用,把没有完成的原因更多归结为时间不足和各方立场不同。
这里面既有真实的外交成果,也有国内政治的考虑。
但菲律宾的算盘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南海行为准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工程,而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参与的地区规则建设。
菲律宾可以推动谈判,却不能替其他国家决定接受什么条件。
在我眼里,中国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核心利益至少有三个层面。
一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减少海上误判和意外冲突。
南海不仅涉及沿岸国家的安全利益,也是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任何长期紧张都可能增加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
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处理分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份地区行为准则,改变有关国家的主权立场和合法权益。
行为准则的任务应该是管控风险,而不是重新分配岛礁和海域。
三是维护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空间,中国与东盟不仅有南海问题,还有贸易、投资、产业链、基础设施和地区安全等广泛合作。
如果南海争议不断被推向对抗,受损的绝不会只有某一个国家。
这些国家对法律约束力、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路透社援引新加坡研究人员的分析指出,东盟内部的分歧本身,也是谈判迟迟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
谈判桌上的博弈不只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较量,也是东盟十国如何协调内部利益的问题。
新加坡接手之后,压力同样不小。
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在协调不同国家立场方面具有一定外交优势,而且长期重视地区规则和国际航运安全。
但它没有办法替中国、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作出涉及核心利益的决定。
新加坡最需要做的不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完成率,而是把谈判从抽象的政治争论拉回具体的风险管控。
能够先谈妥的事项,就应该尽快形成可以落实的安排,不能让所有议题都被最难的几个问题拖住。
至于美国等域外国家,虽然并不是这份中国与东盟行为准则谈判的缔约主体,却会密切关注谈判结果。
南海问题涉及地区军事部署、航行安全和战略影响力,美国希望维持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这与东盟希望减少冲突、保持战略自主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依我看,菲律宾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把谈判推到了新的阶段,但它也把最难解决的问题完整留给了下一任主席国。
2027年新加坡接手之后,南海行为准则有没有可能真正取得突破?短期内可以期待谈判继续推进,但不应该把完成签署看成板上钉钉的事情。
因为剩余问题涉及法律解释、地理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这些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轻易让步。
更现实的办法,是把能够形成共识的海上风险管控措施先做起来。
比如,建立更加顺畅的海上突发事件通报渠道,完善舰船和执法船只相遇时的沟通规则,推动联合搜救、海上救援和紧急联络机制。
这些安排不需要各方先解决所有主权争议,却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减少误判。
南海局势真正需要避免的,是一次普通海上摩擦因为缺少沟通渠道,逐渐升级为外交对抗,甚至引发更大的安全风险。
当然,具体措施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承诺。
谁负责联系,突发事件多久通报,信息如何核实,各方如何落实,都应该有相应安排。
只有把原则转化成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个值得观察的方向,是新加坡能否推动东盟内部先形成相对统一的谈判立场。
如果十个成员国对准则适用范围、约束力和执行方式始终存在明显分歧,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谈判也很难顺利完成。
这也是新加坡面临的真正挑战,它不仅需要协调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分歧,还需要先处理东盟内部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
主席国的外交能力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谈判结果的,还是各方愿意作出多大程度的妥协。
第三个方向,则是外部环境会不会给谈判制造新的压力。
南海问题从来不只是海上执法问题,还涉及地区战略、安全合作和域外力量介入。
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部分东盟国家与其他域外国家的军事联系,都可能影响各方对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中国没有必要为了赶时间而接受不合理的条件,也不能因为部分国家立场不同,就放弃通过对话建立地区规则的努力。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南海行为准则能否落地,关系到中国与东盟能否形成更加稳定的地区合作框架。
2026年11月16日,中国与东盟在马尼拉发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全面有效落实2002年行为宣言,并支持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争取达成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有效、实质性准则。
这释放出的信号很清楚,虽然谈判没有按照原定时间表完成,但双方并没有放弃继续推进的方向。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南海不能成为阻断地区合作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域外国家制造阵营对抗的工具。
真正有价值的南海行为准则,应该让各方在发生分歧时有规则可循,在出现摩擦时有渠道沟通,在面对风险时有机制处理,而不是把某一方的立场强加给其他国家。
菲律宾把80%的阶段性成果交给新加坡,意味着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入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阶段。
过去十多年,各方已经证明,通过对话可以逐步积累共识,接下来需要证明的,是这些共识能否转化成真正有效的地区规则。
南海的和平稳定不应该建立在某一方单方面退让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尊重主权、平等协商和互利合作之上。
2027年最值得观察的,不是新加坡能否把剩余20%赶紧填完,而是中国与东盟能否在最敏感的利益问题上找到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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