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1月3日的选举中发生了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那些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言论引发众怒的候选人,依然赢得了国会席位,这表明曾经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合格的观点,如今不再必然带来选举代价。

在科罗拉多州,梅拉特·基罗斯在将哈马斯10月7日的屠杀描述为以色列政策的“必然结果”后当选众议员,她后来坚称——显然面不改色地——这种描述并非意在为袭击辩护。

在纽约州,达里亚莉扎·阿维拉·切瓦利耶在公开表达对拉斯米亚·奥德的支持后仍然获胜。奥德因参与1969年耶路撒冷爆炸案、导致两名以色列学生死亡而被定罪。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在密歇根州,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在回应底特律地区一座犹太教堂遭袭事件时称“受伤的人会伤害别人”,随后赢得参议院席位,他后来为这些言论道歉。

那些曾经可能摧毁政治生涯的立场和言论,何以变得如此容易被容忍?

从18世纪奥地利皇帝身上寻找先例

在奥匈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先例,该帝国的皇帝于110年前的本周去世。

1916年11月21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在位近68年后逝世。对于他帝国的犹太人而言,他的统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遇。

皇帝本人对他的犹太臣民抱有同情。据记载,1869年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他曾出资协助完成提费雷特以色列犹太会堂的建设。1882年反犹主义抬头之际,他宣布不会容忍其帝国境内对犹太人的迫害。

许多犹太人亲切地称他为“埃弗拉伊姆·约塞莱”,这体现了他们对这位君主的感激之情。

但皇帝对反犹主义的反对并未阻止其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19世纪90年代,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埃格尔通过利用反犹偏见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卢埃格尔将经济困难、金融剥削和现代化带来的动荡归咎于犹太人,将自己塑造成普通民众对抗富有权势利益的捍卫者。

这一策略奏效了。

1895年,他的政党控制了维也纳市议会,市议会选举他为市长。弗朗茨·约瑟夫因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而拒绝批准这一任命。

尽管如此,市议会一再选举他,1897年皇帝最终让步。卢埃格尔一直担任市长直至1910年去世。

卢埃格尔证明了,当偏见被包装为对抗经济剥削、根深蒂固的特权和社会不公的更宏大斗争的一部分时,它可以变得在政治上体面。

以色列正被描绘为压迫者

类似的转变如今正在美国政治左翼中有影响力的群体内发生。

通过将犹太复国主义描绘为殖民主义、将以色列描绘为压迫者,进步派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地将反对犹太国家纳入其更广泛的政治议程。

在这一框架下,反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与受压迫者团结的表达,而对以色列的敌意可以被呈现为一种道德义务,而非需要辩护的立场。

而当候选人承诺经济改革、扩大社会福利项目或抵抗政治建制时,支持这些目标的选民可能愿意忽视那些涉及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言论——在其它情况下他们会认为这些言论令人反感。

在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选区,初选制度放大了这一效应。能够吸引充满活力的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候选人可以击败现任者,然后在11月面对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反对。

其结果是一种政治环境,在其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乃至反犹主义可以成为选举资产,争议性言论不必承担决定性的政治代价。

对于习惯了非凡自由、繁荣和政治影响力的美国犹太社区而言,其影响是严重的。

即使是一位珍视奥地利犹太社区贡献的皇帝的保护,也无法阻止一位利用反犹主义的政客崛起掌权。

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警示,因为卢埃格尔的成功发生在皇帝仍然在世并积极反对他的时候。

反犹主义不需要多数支持就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当一个坚定的政治运动拥抱它,并且足够多的其他选民认定他们所青睐的候选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不足以重要到让他们收回支持时,它就能成功。

这就是最近的美国选举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

最严重的危险不仅仅是政客们准备利用对犹太人的敌意。而是他们能够通过反复的选举胜利发现,这样做几乎或完全不会带来政治惩罚。

而一旦反犹主义不再是政治负担,那些利用它的人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