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齐鲁晚报刊出一篇报道,写一线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里面有一组数:基础教育教师每周平均授课近14节;91%的老师同时带2到6个班,平均3.1个;超过七成的老师每天在校9小时以上,日均9.5小时。还有一句,我看了很久——
"哪个周没让填表,反倒觉得不真实。"
同一篇报道的后半段,还藏着一个人。华东某局基教科的工作人员王林(报道中为化名),把负担的来源直接指回了"上面"——这在系统里,是句难得的大实话。
一组数,一句实话。一个量出了病有多重,一个指了一下病根在哪。
01 先把那组数算一遍
14节课,听起来不算多。我们算算。
一周14节,摊到五天,一天2.8节。一节40分钟,一天112分钟。在校9.5小时,是570分钟。扣掉上课,还剩458分钟——七个半小时多一点。
这七个半小时里要装什么?备课、改作业、填表、开会、家长电话、看午休、巡课间、处理突发、写材料、回微信群、应付临时通知。而且不是整块的七个半小时,是碎片:课间十分钟、午休四十分钟、放学后一小时。
所以"改作业成了抽空,备课只能放在周末",不是抱怨,是算术。
不是老师不会安排时间,是时间里没有给备课留位置。
再看那组数里的另一条:91%的老师同时带2到6个班,平均3.1个。3.1个班,意味着3.1套进度、3.1摞作业、3.1个家长群,还有三四百个名字要记住、三四百份情绪要接住。
然后是那句话。"哪个周没让填表,反倒觉得不真实。"
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忙",在"不真实"。
一个人干到把"没有表格"当成异常,说明异常已经变成了常态。表格早就不是插进工作里的东西了,它就是工作本身;上课,反倒成了插进来的那一部分。
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一天,填了七张表,晚上回家才想起今天上了两节课——这个状态,不该叫"忙",该叫"错位"。
02 "每个口都往下派",难得有人说大实话
那句大实话,得单独拿出来说。
齐鲁晚报那篇报道里,王林讲得很直:
"非教学负担主要来自上面的检查。安全办一个口,德育一个口,每一个口都下达检查任务,老师肯定顾不过来。"
他还补了一句:中层干部该"担当一下",别全倾斜到一线。
为什么说难得?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承认"负担来自上面",是要一点勇气的。多数时候我们听到的表述是"基层执行还有差距""个别教师存在认识偏差"——一句话,把责任往下推了一格。
王林没推。他指了一下上面。
这句话也把机制说清楚了:部门是并联的,任务是串联的。
安全办要隐患排查,德育口要活动材料,教研要听课记录,体卫艺要体测数据,少先队要活动照片,普法要答题截图。每一个口都合理,每一个口都有上级,每一个口都有考核,没有一个口是多余的。
可所有口加在一起,压在同一个人身上。
而且每个口只看得见自己那一段:安全办看见"隐患销号没有",德育口看见"活动开没开",教研看见"课听得够不够"。没有一个口看见"这个老师今天中午有没有吃饭"。
因为"老师有没有吃饭"不在任何一张职责清单上。
部门是并联的,人是串联的。并联的每一个口都能派活,串联的那个人只有一双手。
更关键的是:没有哪个部门负责"合并"。
减负减不动,根子在这儿。它需要一个能横着砍一刀的部门,可所有部门手里只有竖着往下派活的权力。于是每个人都在做加法,每个人都做得对,加起来就是错的。
王林的解法,是让中层去挡。这办法有用,但只挡一阵。中层也有考核,中层也是被派活的人。靠人挡,能挡一阵;靠制度挡,才能挡六年。
03 减负为什么越减越重:因为它自己也是一项任务
2019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业内叫它"教师减负20条":督查检查评比要统筹,报表台账要清理精简,不得随意借调教师,社会事务进校园要设"白名单"。当年定的调子是——2020年底前,各省都得拿出自己的减负清单。
后来也没停。2021年,"教师减负"进了一票否决式的督导问责,各省白名单陆续挂出来;2023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机制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单列,砍掉一批打卡App;2024年,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里,"减负"又一次写进总则。六年,四份中央级文件,一轮督导,一次专项整治,各省白名单平均换了两三版。
六年了。文件一轮一轮发,方案一层一层落。为什么老师的感觉"越减越重"?
我想有三个原因。
一,用减法的话,做加法的机制。
任何一项政策要落地,得有方案、有台账、有督查、有评估、有总结、有迎检。这六件套,本身就是非教学工作。减负也不例外。
所以减负的第一笔成本,是先由被减负的人垫付的:先填一张"减负落实情况表",再交一份"减负工作总结",然后迎接一次"减负专项督查"。
二,任务不会消失,只会置换。
减了巡山巡河,来了打卡留痕;减了纸质材料,来了软件打卡;减了一次检查,来了"巩固年"的迎检;减了一次评比,来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
为什么总会置换?因为减负也要出成绩。要出成绩,就得有能展示的东西;能展示的,只能是新东西。
于是减负的成绩单,往往是新任务。
三,指标不换,减负无解。
只要考核还看分数、看升学率、看材料厚度、看留痕完整,学校就只能往上加。指挥棒不动,减负就是给跑步机换一双鞋——穿着舒服点,跑得一样累。
所以每次文件下来,老师会松一阵,然后回到原样。不是执行不力,是结构如此。
我常想,减负最难的地方,可能不在减掉某个任务。
而在减掉"证明自己减了任务"的那套手续。
写到这里,我得把话说回来。
我不是要否定这些努力。一个基教科的工作人员肯在报纸上说一句"负担主要来自上面",是难得;一篇报道肯把14节课、日均9.5小时这些数原样摆到台面上,也是难得。六年里那四份文件,每一份的出发点都是干净的。愿意把问题看见、写出来,本身就算一步。这些都该记一笔。
但也得承认另一面:光是"看见"和"发文",可能还抵不过一张新表格落下来的增量。上面每多一个口要一份材料,落到那张办公桌前,就是又少一顿能好好吃的午饭。
一个老师想要的减负,其实特别小。
中午能自己吃顿饭,不用边吃边盯群;晚上不用赶通知;备课能放回工作日,不用挪到周末。
就这三件。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需要新系统、新方案、新台账、新考核。它们只需要一样东西:把时间还回去。
而时间这东西,恰恰是"加一份白名单""加一次专项督查""加一轮减负总结"换不回来的——加法做得越多,能从课表里抠出来的分钟,反而越少。
《老子》第四十八章有一句话: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求学问,是每天往上加;求道,是每天往下减。减了再减,减到没有什么可减,才算到了。
"减负"这两个字,本来就是"损"的功夫。
可这六年,我们做的全是"益"——加系统、加台账、加考核、加培训、加督查、加总结。加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时间。
连"减",都被我们做成了一件要考核的事。
那就难怪,一个老师会在某个没有表格的周里,觉得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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