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时!
海牙国际法院运行八十载,处理过领土争端、外交纠纷,却从来没有裁定一个主权国家犯下种族灭绝罪。
直到2026年11月19日,这份重磅判决落地,十五名法官投票形成9:6的分裂结果。
六张反对票之中,包含中国籍法官薛捍勤,消息一出,外界立刻生出大量猜测,质疑投票是否受到国家指令干预。
外交部随后在记者会上专门回应了这个疑问,也让这场围绕种族灭绝定性的法律博弈,完整暴露在全球舆论之下。
一纸历史性判决
11月19日,国际法院院长岩泽雄司当庭宣读判决全文,整个宣读过程持续三个小时。
法院最终认定,缅甸军方在2017年若开邦北部开展的军事清剿行动,构成《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定义的种族灭绝行为。
这也是国际法院自成立以来,首次作出此类针对主权国家的认定,成为国际司法史上标志性的裁决。
判决采信的证据清晰记录了当年的灾难规模,大约一万人在冲突中遇害,近四百个村庄遭到损毁,约七十万罗兴亚人在短时间内逃往孟加拉国避难。
罗兴亚群体长期处在无国籍的困境当中,缅甸1982年国籍法,将他们排除在法定民族范围之外,无法获得合法身份。
没有合法身份,就意味着他们在教育、出行、就业等诸多方面处处受限,缺少基本的制度保障。
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发生在2017年8月25日凌晨,罗兴亚武装组织ARSA袭击了当地三十余个安全哨所,造成十二名安保人员身亡。
缅甸军方随即启动大规模清剿行动,冲突爆发之后,杀戮、纵火、暴力侵害等恶性事件集中出现,大量平民遭殃。
判决文书明确认定缅甸实施了三类违反公约的行为,包括杀害族群成员、造成严重身心伤害、采取措施阻碍族群繁衍。
法院给出的强制义务清单十分明确,缅甸需要停止相关侵害行为,完善配套立法,调查起诉相关责任人,作出不再重犯的保证。
同时缅甸要保障流离失所者能够安全、自愿、有尊严地返乡团聚,并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两年内向法院提交落实报告。
法院还裁定,缅甸没有遵守2020年1月下达的临时措施,没有妥善保全案件证据,该项表决结果为11:4。
这份判决属于终审裁决,不存在上诉渠道,对缅甸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国际法院本身没有强制执行机构。
缅甸方面始终不认可这项定性,缅方坚持,当年军事行动目标是打击武装分子,属于国家安全层面的反恐行动,不存在消灭罗兴亚族群的主观意图。
本次诉讼也并非只有冈比亚一个缔约国,一共有十一个国家以缔约国身份参与案件,支持原告方的主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表态,认为这份判决,是对罗兴亚受害者遭受苦难的正式承认。
9:6的撕裂投票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9比6的投票结果,会下意识认为投反对票的法官,是在为施暴行为开脱。
但在国际法框架之下,种族灭绝罪的认定门槛,和普通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有着本质区别。
认定种族灭绝,必须证明行为人具备特定灭绝故意,也就是主观上想要全部或者局部消灭这个族群。
我们可以通俗理解,同样是造成人员伤亡,有预谋消灭族群的暴行,和反恐行动中出现的过度武力使用,法律定性完全不同。
过往几十年,国际法院在该罪名上一直保持高度审慎,不会轻易下结论。
波黑诉塞尔维亚案中,法院确认斯雷布雷尼察惨案属于种族灭绝,但没有认定塞尔维亚国家层面实施种族灭绝。
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案,双方的相关指控全部被驳回,卡壳的关键点,同样是缺少足够证据支撑灭绝故意。
这一次,多数法官的裁判逻辑,依靠大量间接证据形成闭环,从行动的针对性、规模、手段综合推断主观意图。
而投下反对票的六位法官,分别是副院长塞布廷德、通卡、阿布拉罕、薛捍勤、诺尔特,以及缅甸指定的专案法官克雷斯。
六位法官来自不同大洲,过往在很多案件上立场并不统一,很难简单归为同一个利益阵营。
他们的核心异议意见统一,现有证据能够证实暴力暴行真实发生,但是不足以证明缅甸国家层面存在统一的灭族意图。
异议意见提出,军方个别人员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通过国内司法或者专门刑事法庭单独追责,不宜直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种族灭绝定性。
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案件分项投票结果并不统一,不是所有条款都维持9:6的格局,在要求缅甸调查、起诉相关责任人这一项上,投票结果是13:2,薛捍勤法官投出了赞成票。
在我看来,这个细节足以厘清关键误区,她反对的仅仅是种族灭绝这一重罪名定性,并不反对对施暴者开展追责。
主观意图本身很难拿到书面文件作为铁证,这也是整件案件最核心的矛盾点,一边靠客观行为推导意图,一边坚持证据标准不能放宽。
所以9比6的投票,本质上是两套证据标准、两套法律解释思路的碰撞,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
独立法官的一票
判决出炉之后,法新社记者直接提问,薛捍勤法官的反对票,是否收到中国政府的指令。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给出清晰答复,国际法院法官以个人身份独立履职,不受本国政府干预。
薛捍勤法官基于国际法规则、案件事实以及自身专业能力作出判断,符合法院程序,属于正常履职。
《国际法院规约》明确规定,法官凭借专业能力遴选,不得兼任政治、行政职务,就职时宣誓独立公正裁判。
这就意味着,法官坐上审判席之后,身份不再代表本国,只对国际法和案件本身负责。
薛捍勤在本案当中的立场,也具备一贯性,早在2022年管辖权阶段投票,15名法官当中仅有她一人投反对票。
当时她的异议理由是,冈比亚实际是由伊斯兰合作组织推动发起诉讼,并非独立的利害关系方,这种诉讼模式存在程序瑕疵。
本次实体判决里,她依旧坚持,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缅甸安全部队在2017年行动中,具备种族灭绝的主观故意。
中方在记者会上同步释放两层立场,第一层立足于人道主义,看到若开邦问题缠绕着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矛盾。
中方认为,单纯依靠一纸判决无法彻底化解争端,支持缅甸、孟加拉国开展对话协商,推动难民有序遣返安置。
第二层立场聚焦国际法治,中方认可国际司法机构的价值,但是对越权管辖、对公约条文扩大解释的风险表示关切。
为什么会格外警惕扩大解释?因为一旦《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的起诉门槛被放开,后续会产生连锁效应。
任何缔约国都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起诉另一个主权国家,国际司法很容易被地缘博弈裹挟。
人道议题一旦变成可以随意动用的诉讼工具,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国际秩序当中主权平等的基础。
罗兴亚难民承受的苦难是客观事实,一百二十万罗兴亚难民至今滞留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当中。
在我看来,中方的选择不是漠视苦难,而是希望守住司法的边界,避免司法裁决异化为地缘施压的工具。
结语
三个小时的判词宣读结束,法庭审理流程落下帷幕,但是这场危机带来的现实难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国际法院没有执法力量,判决的落地,高度依赖缅甸自身的配合,落实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里,一百二十万罗兴亚难民已经流亡多年,新一代孩子在难民营出生长大。
判决文书写明,难民返乡需要安全、自愿、有尊严这三个前提,而这三个条件,离不开缅甸国内民族和解的推进。
这份9:6的判决,有它的意义,也藏着巨大风险,它是对受害者苦难的一次法律认定,同时也是一次突破先例的司法尝试。
薛捍勤法官的反对意见,不是为暴行寻找借口,而是提醒所有人,国际法既要抚慰受害者,也要守住审慎的边界。
正义从来不是只有法庭判决这一种模样,一纸文书能够给出定性,却很难抚平族群之间积攒多年的裂痕。
最终,罗兴亚人的归宿,不在海牙的法庭之上,而在若开邦的土地之上,这条返乡和解之路,远比判词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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