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户人家翻出老族谱,翻到第三页手停住了:祖上竟是中国人

我叫渡边直树,今年四十六岁,住在日本山口县的一个小城,祖上三代都是开和服绸缎铺的,铺子传到我手里,改成了经营布料批发的公司。我们家老宅在防府市郊外,是一栋近百年的老房子,去年台风把仓库的顶掀了一角,今年春天修仓库,才有了后头这一连串的事。这事在我们家、在我们那条街、后来在整座小城都传开了,我原本不想声张,可事情的走向由不得我,索性从头到尾,把它讲清楚。

那是今年四月,修仓库的师傅打电话说,柴堆后面的夹壁里发现一个樟木箱子,问怎么处理。我过去一看,箱子上的锁早锈死了,撬开一看,里面是几卷用油纸包着的旧文书,最上头一卷,封皮上写着我认不全的汉字。我们家世代信奉“家系”这东西,小时候听祖母念叨过,渡边家早年的“过去帐”(家族过去世代的记录)在战乱里烧掉了,所以我们家对自己祖上的事,一直只有口口相传的几句:江户末期从外藩迁来,先祖做绸缎生意起家。仅此而已。我抱着那箱文书回了正屋,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摊开看。第一页是一份用毛笔写的家谱,年代久远,纸都脆了,我看得极慢。第一页是渡边家迁到本地的记录,第二代、第三代,姓名、生卒、妻氏,都还规整。翻到第三页,我的手停住了。

第三页开头是一行竖排的墨字,那几个字我认得,因为它们太不寻常——写的是:故土中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陈氏一族。底下接着写,先祖讳陈永春,号静波,清嘉庆年间生人,因家乡械斗家破,漂洋渡海,落难于长崎,蒙渡边氏收留,遂冒姓渡边,更名渡边春海,娶渡边家养女为妻,此后子孙永志,不忘本源。再往下,是一代一代的名录,每一代长子名下,都用小字注着一行:陈氏血脉,讳言勿忘。我盯着那一页看了不知道多久,脑子里嗡嗡响。我们家姓渡边,我们家的祖上,竟然是个从福建漂过去的陈姓中国人。祖母生前每年盂兰盆节,都要在佛坛前多摆一副碗筷,我小时候问为什么,她说祖上有规矩,说不清楚,就是要摆。此刻我看着第三页,忽然明白了那副多出来的碗筷是给谁摆的——是给同安县那个回不去的家的。

我妻子良子凑过来看,看完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冒出一句:这文书,是真的吗?我说锁在夹壁里上百年,油纸包得这么仔细,假不了。可要真要坐实,得找人鉴定。我先把文书送到县里的文书馆,请一位研究地方史的老先生看。老先生拿着放大镜看了一个下午,又让我带他去老宅看那道夹壁,最后他跟我说:渡边先生,从纸张、墨色、书写格式看,这份家谱至少是明治初年誊抄的,抄的是更早的底本,真实性很高。而且他说了一句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话:你注意到没有,你们家的“渡边”写法,和传的家纹和墓碑上的字,都透着 Fujian 迁来人家的痕迹,这在长崎、防府一带的“渡来系”家族里,其实并不算孤例,只是多数人家,战后都不提了。

文书馆老先生的话像给我开了扇门,我开始顺着查。查老户籍,明治初年的户籍簿上,果然有一栏“渡边春海”,原籍地写着“长崎”,职业“绢物商”,而备考栏里有一行褪色的小字:本姓陈,清国人。白纸黑字,跟家谱对上了。我又翻出家中传下来的一只旧木匣,里面有几枚方孔铜钱、一小块发黑的绸缎残片,还有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画着一座房子的草图,旁边注着“陈家大厝”四个字。我把这些一件一件摊在榻榻米上,一个人坐到后半夜。一百六十年前,一个叫陈永春的福建人,家乡遭了械斗,家破人亡,一个人逃上了去长崎的船。他在异国活了下来,改了姓,改了名,娶妻生子,做绸缎生意,把家撑了起来。他不敢忘本,又不敢明说,只能把这一切写进家谱,锁进夹壁,再立下一条家规:每代长子,心里记着“陈”这个字。这条规矩传了七代,传到明治,传到昭和,传到战争,传到我祖母那副多出来的碗筷,最后传到我这里——传成了没人看得懂的一句“说不清楚,就是要摆”。

五月里,我把三个孩子叫回来,把第三页的事原原本本讲了。读高中的小儿子先问:那我们算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我们是日本人,生在日本长在日本,这个变不了。但我们的血里,有一条从泉州流过来的河,它安静地流了一百六十年,今天我们家才看见它。大女儿问:要不要去福建找找?我说我正有此意。我托文书馆的老先生辗转联系上了厦门一位做族谱研究的陈先生,把家谱第三页和那张“陈家大厝”的草图拍了照片传过去。等回信的那两个礼拜,我天天守着邮箱。回信来的那天是个傍晚,陈先生在信里说:渡边先生,同安陈氏是大姓,族谱存世的多,但您家草图上那座大厝,我们比对出疑似所在——在同安一个如今姓陈依旧聚居的村子里,那座老宅的位置,现在还在,只是老宅本身,上世纪翻建过一次,规制还留着旧样。他问:您要来吗?

我是六月末去的泉州。从山口县飞过去,要先到福冈转机。落地那天热得很,陈先生开车来接我,一路上他话不多,快到村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按辈分算下来,渡边先生,我们这一支和您家先祖那一支,两百年前是一家。到了村里,老宅门口站着七八个人,都姓陈,年纪最大的九十一岁,拄着拐。陈先生把我家那页族谱的复印件给老人们看了,那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捧着看了很久,手指头在那个“陈永春”的名字上摸了又摸,然后抬头问陈先生:永春公,是我们这一房跑出去的那一个?陈先生点头。老人转过来看我,我不太听得懂闽南话,陈先生给我翻译,老人说的是:族谱上记着,嘉庆末年,那一房遭了难,有个人渡海去了,生死不知,两百年了,家里给他留了牌位,一直没人认。你来了,就认上了。

那天中午,他们把我按在老宅厅堂的客位上吃饭,桌上摆了一副单独的碗筷,摆在正中。我一看那个摆法,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我家盂兰盆节那副碗筷,一模一样的位置。我说不出来话,只是朝那副碗筷深深鞠了一躬。饭后,老人们带我去祠堂,从神龛最里头请出一块老牌位,黑漆都剥落了,上面刻着永春公的名讳。两百年来,同安这边年年祭他;长崎那边,我家代代给他摆一副碗筷。两边谁都没见过谁,两边谁都没忘。一个跑出去的人,被两个家族,隔着一片海,各记了一百六十年。

回日本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谱重新裱糊,樟木箱子不再锁进夹壁,而是供进了佛坛边的柜子。我跟三个孩子立了新规矩:每年盂兰盆节,那副碗筷照旧摆,但从今年起,我会告诉他们碗筷是给谁摆的,是给同安县的陈家大厝,给那位叫陈永春、后来叫渡边春海的先祖。良子起初担心消息传出去街坊说闲话,结果恰恰相反,市里的地方报来采访,标题用的就是那句“翻到第三页手停住了”,登出来以后,好几户老邻居悄悄来找我,说他们家也有些说不清的旧规矩、旧物件,问该去哪儿查。文书馆的老先生说,这一带“渡来系”的家底,比我预想的多得多,只是都锁在各家的夹壁里,没人敢先开口。

九月,村里陈家来信,说明年清明,重修族谱,要把“春海公渡日本”这一支,正式续回总谱里去,请我回去参加。我把信给全家人念了,念完小儿子说:爸,那我们家的名字,会写进那本族谱吗?我说会,写的是“陈氏东瀛一支,渡边直树携子女谨识”。名字还是渡边,这一点我不打算改,先祖当年冒姓渡边,是为了活下去;我们今天姓渡边,是因为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人生。改的只是另一样东西,从今往后,我们知道自己姓渡边,也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前几天下班,我又把那份家谱取出来看了一遍。第三页上,“不忘本源”四个字,墨色最深。我常想,陈永春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大概不指望后人真能回去,他只是在异国的深夜里,替自己留一条纸上的路。一百六十年后,这条路被一阵台风、一堵夹壁、一个修屋顶的师傅,意外地重新踩了出来。人走得再远,改姓改名,隔着一片海、两个世纪,只要有人肯把那页纸传下去,故乡就一直没关门。下个月,我准备再学几句闽南话,明年清明,我总要站在那座大厝门口,用先祖的乡音,喊一声:陈家的子孙,回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