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分则中,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最为开放。第二百九十三条用四句话概括了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四种行为,再以“破坏社会秩序”统领全条,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作为入罪门槛。这种“行为类型加情节”的立法技术,使本罪在应对街头滋扰、团伙斗殴、网络炒作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使它在个案适用中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一起邻里口角,一次讨薪堵门,一场直播中的过激言论,都可能在“随意”“任意”“起哄闹事”的描述下被纳入犯罪圈。
构成要件的开放性,反过来意味着辩护空间的客观存在。从人民法院案例库已入库的案例看,有二审直接改判无罪的,如孔某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5-1-269-002);有检察机关在重审阶段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的,如芦某、雷某善、穆某军寻衅滋事准许撤回起诉案(入库编号2026-02-1-269-001);也有大量以另一罪名替代寻衅滋事罪、使被告人获得较轻评价的,如丁某甲等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6-04-1-179-003)、顾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4-05-1-269-002)、张某等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4-1-269-001)。这些案例共同说明,本罪并非一旦沾边即告成立,其认定依赖于对起因、对象、场域、情节和证据的具体审查。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张万军教授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寻衅滋事罪及相关罪名入库案例为样本,结合笔者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讨论无罪辩护的着力点与审查顺序。文中所引案例均标明入库编号,以便读者核对原文。需要说明的是,库内的有罪案例同样具有辩护价值。它们的裁判理由往往逐项交代了入罪标准,辩护人可以据此反向审查,看本案的每一项是否都经得起检验。有罪案例是标尺,无罪案例是路标,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辩护地图。
一、规范构造与辩护空间
(一)四个行为类型共享的入罪结构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第二款进一步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单看条文,四种行为各自独立,似乎只要对号入座即可。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入罪结构。第一层是行为,即四种类型化的滋扰方式;第二层是结果,即破坏社会秩序;第三层是情节,即恶劣、严重或者严重混乱。三层缺一不可。实践中不少指控只完成了第一层的描述,对第二层、第三层则以“社会影响恶劣”“扰乱公共秩序”一语带过,这恰恰是辩护的入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第一条,把本罪的主观动机表述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以及“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这一表述确立了本罪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的基本定位,也把它与故意伤害、抢劫、故意毁坏财物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区分开来。动机虽属主观要素,但并非不可证明。起因是否正当、对象是否特定、场域是否公开、手段是否过度,都是动机的外化,也是辩护可以着力的事实。
(二)“破坏社会秩序”不是一句空转的表述
本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具体表现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能够安全、安宁地参与社会生活、从事生产经营、使用公共设施的状态。它与特定个人的身体健康权、财产所有权并不重合。一个行为完全可能造成他人轻伤,却只侵犯个人身体健康权;也可能完全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却因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指向不特定人而破坏了公共秩序。辩护中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最常见的失误。
丁某甲等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6-04-1-179-003)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样本。四名被告人在KTV因小费问题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遭对方推搡后相互扭打,致一人轻伤二级、一人轻微伤。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四个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二审改判故意伤害罪。裁判理由列出了三点。其一,双方因小费问题争执,监控显示被害人一方先动手推搡,被告人行为动机属于“事出有因”,并非逞强争霸、无事生非。其二,被告人仅殴打参与打斗的两人,对一同在场但未动手的工作人员没有实施殴打,对象明确指向冲突对方,不属于随意选取对象。其三,案发时间是凌晨三时,KTV已临近关门,人流稀少,地点在KTV一楼后门的电梯间,地处偏僻,行为虽造成伤害,但未引发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这三点的排列顺序值得玩味。法院先谈动机,再谈对象,最后谈场域和秩序,实际上是把“破坏社会秩序”当作一个需要独立证明的要素。地点偏僻、时间深夜、人流稀少、对象特定,四个事实叠加,公共秩序这一层就被抽掉了,剩下的只是个人身体健康权的侵害,罪名随之改变。
(三)无罪辩护的三条主线
归纳起来,寻衅滋事案件的无罪辩护可以沿着三条主线展开。
第一条是起因之辩。行为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是“借故生非”还是“情有可原”,直接决定行为是否具有本罪所要求的“寻衅”性质。法释〔2013〕18号第一条用三款分别规定了无事生非、借故生非和纠纷除外,为起因之辩提供了完整的规范依据。这条主线解决的是“为什么动手”的问题。
第二条是对象与场域之辩。“随意”的核心是对象选择的随机性,“起哄闹事”的核心是公共场所的秩序状态。如果行为对象特定、起因具体、场域封闭或者偏僻,公共秩序这一层往往难以成立。这条主线解决的是“对谁动手、在哪里动手”的问题。
第三条是情节与证据之辩。“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都是有具体指标的法律要件,伤情等级、财物价值、行为次数、影响范围、传播数据,都需要证据支撑。鉴定意见能否采信、电子数据是否完整、被害人陈述是否一致,往往决定指控能否成立。这条主线解决的是“够不够格”的问题。
三条主线不是并列的三种说法,而是有先后顺序的审查流程。先看起因,再看对象与场域,再看情节,最后回到证据。顺序颠倒,容易出现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透的局面。实践中一些辩护意见把“被告人平时表现良好”“家庭困难”“已经赔偿”与“不构成犯罪”混在一起讲,实际上是把量刑情节当成了出罪理由,反而削弱了说理的力量。
二、起因之辩
(一)事出有因的规范表达
法释〔2013〕18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这一款是纠纷型案件最重要的出罪依据,也是实践中被援引最多、适用却最不统一的条款。
王某民、高某、徐某芬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4-04-1-179-002)是适用该款的典型。三名被告人与被害人居住在同一小区,自2020年7月起,被告人高某以被害人不文明养狗为由多次报警。2021年1月17日下午,民警接警到场处理养狗问题,随后双方在楼下相遇,发生口角并升级为肢体冲突,致被害人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伴半月板撕裂,构成轻伤一级,另有四处轻微伤;被告方亦有两人构成轻微伤。公诉机关指控寻衅滋事罪,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因邻里纠纷发生冲突,属于事出有因,三被告人均无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依照上述规定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遂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
该案提示,纠纷型案件的第一辩点不是“有没有动手”,而是“为什么动手”。被告人一方此前多次报警,说明其寻求的是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报复;冲突发生在民警处理之后,说明矛盾有具体的、可追溯的起因;双方均有伤情,说明是互殴而非单方欺凌。这些事实叠加,把行为从“寻衅”拉回到“纠纷”的框架内。
(二)借故生非与事出有因的分界
芦某、雷某善、穆某军寻衅滋事准许撤回起诉案(入库编号2026-02-1-269-001),是近年来对“借故生非”说得最透的一件案例。案情并不复杂。某村委会与清运公司签订建筑垃圾清运合同,约定清运村东九千余方垃圾。2020年5月1日晚,清运车队进场施工,三名被告人以公安机关正在对倾倒建筑垃圾、破坏耕地犯罪进行立案侦查、清运将破坏犯罪现场和相关证据为由,站在垃圾车前和挖掘机挖斗里阻拦施工。民警到场后告知村干部暂停施工,待联系相关部门确认后再定。次日晚,村干部未等确认即再次组织清运,三人再次以同样方式阻拦,其中两人阻拦至次日凌晨四时。清运公司损失6500元。
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三人一年一个月、一年一个月、九个月。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察机关以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
裁判理由的论证层次值得完整引述。法院认为,认定“借故生非”还是事出有因,应当结合事件起因的性质类型、被告人行为手段方法与事件起因之间的关联性、相当性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公安机关正在对涉嫌倾倒建筑垃圾、破坏耕地犯罪进行立案侦查,案发时尚未侦查终结,涉案地块内的建筑垃圾作为证据可能具有保存价值。对于可能破坏犯罪现场和相关证据的行为,任何公民均有权予以制止,不能简单以行为人实施了阻止行为即认为其未采用合法手段反映问题。三人阻拦施工,旨在防止建筑垃圾被清运,主要采取站在垃圾车前和挖掘机挖斗里的方式,没有明显过激手段,目的正当,行为方式与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相当性,不宜认定为借故生非。此外,本案矛盾因村委会不当组织清运引发,且在警方要求暂停施工的情况下,村干部未等相关部门作出结论即再次组织清运,导致矛盾激化,清运公司亦有较大过错,三人对矛盾发生没有过错,对矛盾激化过错较小。
这段说理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辩护命题。实践中,公诉机关常用“本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来论证行为的不正当性,进而认定借故生非。芦某案明确否定了这种简单化的推论。当犯罪现场、关键证据面临被破坏的现实危险,而公权力尚未作出结论时,公民的现场阻止可以具有正当性;合法渠道的存在,并不排斥现场的、即时的制止。这一命题对维权型、环保型、征地拆迁型案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与之相对,丁某、王某伟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5-05-1-269-001)划出了另一条边界。两名被告人饮酒后途经KTV楼下,遇醉酒的被害人骂其说话声音大,双方口角后被劝开,各自离开。被告人回到酒店后心生不甘,为泄愤又返回寻找被害人,率先殴打,被害人逃跑,二人追逐至公路,在其倒地后继续拳打脚踢,致六处以上肋骨骨折,轻伤一级,另有五处轻微伤。法院认定,纠纷已经平息、双方已经分开,行为人仍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属于借故生非,不适用被害人过错的例外条款。
两案对比,可以提炼出四个审查点。第一,起因的性质,是权利受侵害、证据面临灭失等正当事由,还是纯粹的面子、意气之争。第二,目的是否与起因一致,是为了恢复原状、保存证据、主张权利,还是为了报复、泄愤、逞强。第三,手段与起因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和相当性,有无明显过度。第四,过错如何分配,事态是否已经中止,行为人是否在事态平息后重新挑起冲突。
需要提醒的是,“有因”并不等于“出罪”。丁某案中,被害人先骂人,对矛盾引发也有责任,但法院仍认定构成犯罪。原因就在于,事态已经平息,被告人单方折返并加大侵害力度,其行为已经脱离原纠纷的轨道。辩护人如果把“被害人有过错”当作万能钥匙,很容易在这类案件上失手。正确的做法是把过错放在因果链条中考察,看它是否足以解释行为的发生,又是否足以否定行为的性质。
(三)维权、讨债与私力救济的审查
寻衅滋事案件中有相当比例源于经济纠纷、劳资纠纷、拆迁补偿、物业矛盾。这类案件的审查,有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请求权的真实性。行为人主张的权利是否真实存在,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和“寻衅动机”的基础。如果债权、补偿请求权确实存在,行为人围绕该权利主张利益,即使方式激烈、言辞过激,也不宜认定为“无事生非”。反之,如果请求权已经实现或者根本不存在,行为人另立名目索要财物,则容易落入犯罪构成。
第二个维度是手段的相当性。请求权真实,不等于手段可以不受限制。以堵门、拉横幅、辱骂、跟踪、拦截等方式持续滋扰,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可能构成“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型寻衅滋事;任意损毁、占用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的,可能构成“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型寻衅滋事。芦某案的价值在于,它把目的正当与手段相当作为两个独立维度分别审查,而不是用其中一个吸收另一个。
这一区分对辩护实务的意义在于,辩护人不必在“权利是否存在”上孤注一掷。即使请求权存在争议,只要手段温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没有达到情节门槛,仍然可以主张不构成犯罪。反之,即使手段看起来激烈,只要目的正当、对象特定、场域封闭、未造成实际损害,也同样存在出罪空间。
三、行为类型的逐项拆解
起因之辩解决行为性质,行为类型之辩解决构成要件该当性。四种类型各有其规范重心,辩护时应逐项对照,避免笼统地以“情节轻微”一语带过。
(一)随意殴打他人
“随意”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对象选择的随机性,即行为人没有具体的、可理解的理由而选择加害对象,见谁打谁,或者临时起意殴打路人。另一层是起因的非正当性,即行为缺乏可以为一般人接受的缘由,属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两层含义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对象虽然特定,但起因明显不正当,仍可能构成“随意”;起因虽有由头,但对象完全随机,同样可能构成“随意”。
伤情门槛是这一类型最容易被忽视的技术点。法释〔2013〕18号第二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属于情节恶劣;此外,多次随意殴打、持凶器随意殴打、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也属于情节恶劣。这意味着,轻微伤并非一律不构成犯罪,二人以上轻微伤即可入罪。朱某等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2-1-269-003)中,五名被告人致二人轻微伤,正好触及这一门槛,法院据此认定情节恶劣。
辩护时应重点审查三件事。第一,伤情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在多人共同殴打、现场混乱的情况下,哪一处伤由谁造成,是否能够排除其他成因。第二,轻微伤人数是否确实达到二人,鉴定意见是否针对每一位被害人分别作出,有无将同一人的多处损伤重复计算。第三,“多次”的认定是否准确,每次行为是否均符合随意殴打的特征,是否经过行政处罚、是否已过追诉时效。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
这一类型的规范重心在于行为对他人人身安全与生活安宁的侵扰,而不在于是否取得财物。法释〔2013〕18号第三条规定,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持凶器实施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属于情节恶劣。
朱某军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2-1-269-001)是一个特殊样本。被告人患恋物症,在八个月内四次在少年宫、街道等地拦截十岁左右的男童,采取抱腿、摔倒等手段强行脱取所穿袜子,致一名男童手臂被咬伤,住处搜出旧儿童袜九十一双。公诉机关指控抢劫罪,法院改为寻衅滋事罪。理由是,被告人主观上并非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是为满足不健康的心理和生理需要;其暴力程度较轻,但均针对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健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案说明,当行为人的目的不在于财物本身的经济价值,而在于通过滋扰他人满足某种畸形心理时,行为的评价重心就从财产侵害转向秩序侵害。辩护人如果一味在“财物价值低”上做文章,反而可能落入公诉机关的逻辑。正确的路径是论证行为没有达到“情节恶劣”,例如次数不足、对象并非特殊群体、未造成心理创伤或者社会影响、手段未超出一般冲突的程度。
林某明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3-1-269-001)涉及吸毒致幻后的拦截行为。被告人吸食甲基苯丙胺后,持菜刀无故砍伤三人,后又持刀拦乘两辆私家车,威胁驾驶员按指定方向行驶、要求超速超车,最后乘车前往公安局投案。一审认定寻衅滋事罪与劫持汽车罪,决定执行五年六个月;二审撤销劫持汽车罪的认定,仅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二年。裁判理由指出,吸食毒品属于自陷于精神障碍,应当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认定刑事责任;持刀拦乘汽车、恐吓驾驶人员,尚未达到胁迫被害人改变车辆运行轨迹、控制车辆的程度,以寻衅滋事定性更为妥当。
该案的辩护价值有两层。一层是罪名降格。拦截、恐吓与劫持之间的界限,在于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车辆、是否足以改变运行轨迹、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控方若以劫持汽车罪起诉,辩护人可以从控制程度、行驶距离、是否造成危险状态等事实入手,争取降格为寻衅滋事。另一层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审查。吸毒致幻不影响责任能力,但若行为人系在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下实施行为,且欠缺辨认或者控制能力,仍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审查。实践中两者容易混淆,需要依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逐项核对。
俞某锋等故意杀人案(入库编号2023-04-1-177-017)则从反面提示了后果加重的风险。被告人因朋友钓鱼被拒,纠集多人携刀前往“理论”,虽最终放下刀具,但以殴打、追逐方式保持对被害人多对一的压制。被害人逃跑中跳入水库,被告人在坝上与其对骂,被害人不敢上岸,随后溺水。法院认定,追逐行为属于先行行为,产生了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行为人有能力履行而未及时履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该案提醒辩护人,在追逐、拦截型案件中,一旦出现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辩护重心必须从“行为类型”转向“因果关系与主观故意”。此时再纠缠于“只是追逐、没有殴打”,说服力有限。更有力的路径是论证先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中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与救助能力,是否存在第三人救助、被害人自陷风险等介入因素。俞某锋案中,同案人吕某峰曾下水施救,这一事实本可作为因果关系的抗辩点,遗憾的是未获采纳,但其辩护思路值得记取。
(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
强拿硬要是本罪与抢劫罪最容易混淆的类型。两者都具有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两个当场”特征,区别不在形式,而在实质。
顾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4-05-1-269-002)的细节很有说服力。被告人带领五名未成年人商量去“抓骆驼”搞点钱消费,凌晨在县城网吧将四名中学生骗至门口,扇耳光、搜身,讨价还价后强拿三人共九十元;随后又在另一网吧强拿一名学生二十元,该学生请求留点钱吃早餐,被告人返还四元;凌晨四时再次返回第一次得手的网吧,强拿一名学生九百元,经恳求当场返还一百元。公诉机关指控抢劫罪且系多次抢劫,法院改为寻衅滋事罪。
裁判理由列举了八个考量因素,即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作案动机、参与人员年龄特点、挑选犯罪对象的特定性、实施威胁暴力的程度、强拿钱财的数量、强拿过程中的讨价和退让细节、事后行为表现。法院认为,被告人虽具有“两个当场”的部分特征,但暴力、威胁不足以达到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没有达到一般人普遍认识的抢劫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其中“讨价和退让细节”这一项,堪称本案的说理精华。抢劫的行为人不会与被害人讨价还价,更不会在得手后返还款项。讨价、返还、留钱吃早餐这些细节,恰恰证明行为人追求的不是财物本身的最大化,而是通过强拿硬要逞强耍横、满足畸形心理。辩护人在类似案件中,应当着力挖掘这类“反常细节”,它们比任何主观推断都更有力。
张某等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4-1-269-001)提供了另一种样本。被告人张某与被害人系同学,上学期间曾帮助过对方,毕业后请对方帮忙联系工作未果,心生不满,遂纠集两人在生态园对被害人拳打脚踢,索要钱财,因对方身上钱少,拿走两部手机作抵押,让其次日拿钱换回,后归还一部,另一部卖掉。两部手机价值一千零三十三元。检察机关抗诉主张抢劫罪,二审维持寻衅滋事罪的定性。裁判理由指出,被告人实施暴力殴打和强拿硬要,主观上并非单纯为了非法占有财物,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教训、报复的目的;前去时未携带凶器,仅实施简单拳打脚踢,被害人没有受伤,属于轻微暴力;被害人如欲反抗或者逃跑完全可以,但选择辩解、认错、求饶;事后被告人归还一部手机,索要财物价值不高。
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2-1-269-002)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三名未成年人在一个月内强拿硬要七起,累计一百五十八元五角,其中两次持匕首威逼,其余为威胁、恐吓或者拳打脚踢,均未造成人身伤害。法院认为,暴力属于轻微暴力,数额属于少量财物,不宜以抢劫罪定罪;从作案时间、地点看,七起中有三起发生在白天,均在学校周边,四起选择同一地点;从对象看,均为在校未成年学生,其中五起针对同一中学的学生;从行为看,未搜到财物时仍对被害人拳打脚踢后才离开。这些事实反映出被告人并非以非法占有财物为唯一目的,而具有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寻求精神刺激、逞强耍横的动机。
该案还明确了两条量化参考。其一,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是否属于轻微暴力,可以从暴力方式、强度以及是否造成伤害后果判断,持刀强抢的还要看是否实际动刀伤人、是否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其二,是否属于少量财物,可以参考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以一千元以下为准;但根据法释〔2013〕18号第四条,强拿硬要一千元以上、符合寻衅滋事特征的,仍可认定为本罪。
综合上述案例,强拿硬要型案件的辩护可以围绕五个问题展开。第一,主观目的是否单纯占有财物,有无逞强、报复、寻求刺激的成分。第二,暴力、威胁是否达到压制反抗的程度,有无凶器、有无伤害后果、被害人有无反抗与逃离的机会。第三,财物数额与行为人追求的价值是否匹配,有无讨价还价、返还、放弃等细节。第四,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相识,是否隐瞒身份,是否选择陌生人作案。第五,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域,是否造成围观、恐慌或者秩序混乱。五个问题中,只要有两三个指向“非抢劫”,罪名降格就有现实可能。
(四)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这一类型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限,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孔某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5-1-269-002)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无罪答案。被告人因被害人将宝马车停放在小区消防通道内心生不满,持钥匙划损车门,经鉴定损失七千一百二十五元。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二审改判无罪。
裁判理由指出,任意毁损公私财物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犯罪动机以及是否破坏社会秩序。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或者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毁损财物行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主观上仅具有毁坏公私财物的故意,基于现实起因实施有针对性的毁坏行为,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被害人的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内,被告人对此心生不满,继而划损车辆,其主观上仅具有毁坏特定财物的故意,客观行为也针对具体特定车辆,并未破坏社会秩序,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又因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追诉标准,行为不应作为犯罪评价。
王某艳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5-05-1-269-002)从反面说明了界限的另一侧。被告人因情感纠纷,为发泄个人情绪,驾驶货车冲撞停放在道路两侧的车辆,致九辆车不同程度毁损,损失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五元。法院认定其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
两案对比,差别不在数额,而在对象与场域。孔某某针对的是一辆违停车,行为局限于车门;王某艳在公共道路上连续冲撞九辆不特定车辆,行为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危险性,不仅侵犯财产,还危及道路安全与周围人员的安宁。对象的随机性、场域的公共性、行为的危险性是三条分界线。辩护时应当围绕这三点组织事实,而不是仅在数额上讨价还价。
数额的证明同样是无罪辩护的重要战场。陈某宝等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4-02-1-269-001)中,九名被告人打砸台球厅,毁损十四张台球桌及电脑、鱼缸等物。价格认证中心以全部损失、无法修复为前提,认定十四张台球桌价值十一万七千五百一十六元。法院审理后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理由有四。第一,涉案照片显示,台球桌的损坏主要表现为桌面凹陷,主要结构仍然完好。第二,经销商、生产厂家人员的证言证明,台面受损可以修复,修复价值与整体价值差异很大。第三,厂家材料证明部件可以更换,售后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一半以上石板完好、球台下半部几乎未损坏,只要更换部件即可正常使用。第四,公安机关未及时现场勘查,无法证实现场损毁的具体部位和程度,鉴定机构拒绝重新鉴定。
四、网络型寻衅滋事的辩护
(一)虚假信息的范围与罪名选择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五条第二款,即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这一条款把“公共场所”扩展到信息网络,属于扩张解释,适用时必须严格把握边界。边界之一是信息内容。尹某杰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6-04-1-269-001)对此作了区分。被告人盗用多名女性网络博主的生活照片,虚构自己作为主持人在某电视台实习的经历,冒充女性编造并散布虚假应聘信息,其中包含暗示与领导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内容。相关信息累计浏览量三百六十六万次、转发三十余万次。法院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理由是,寻衅滋事罪中的虚假信息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单位、不特定多人、公共事件,侵害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诽谤罪中的虚假信息主要针对特定自然人,侵害客体是公民名誉权。被告人随意选择不特定人员照片,本意并非损害特定人的名誉,而是出于寻求刺激、哗众取宠,利用低俗信息博取关注。
这段说理为辩护提供了两个方向。若信息指向的是特定的、可识别的自然人,且内容损害其名誉,则应优先考虑诽谤罪的构成,而诽谤罪原则上属于自诉案件,且需要达到“情节严重”。若信息虽涉及公共议题,但内容基本真实、属于合理推测或者意见表达,则不属于“虚假信息”,从根本上不符合本罪构成。
边界之二是行为方式。法释〔2013〕21号第五条第二款要求“散布”“起哄闹事”。单纯发布、转发、评论,与有组织的起哄闹事在规范上并不等同。辩护中应当区分原创与转载、主动推送与平台推荐、个人表达与组织策划。对于仅为转载、评论、跟帖的行为,应当审查其是否明知信息虚假、是否具有起哄闹事的故意、是否对秩序混乱具有原因力。
(二)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证明
白某红、徐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6-04-1-269-002)明确了认定标准。两名被告人为扩大直播影响力,在明知信息不实的情况下,持续散布某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及工作人员虐待大熊猫、对大熊猫“电击取精”、利用大熊猫谋取经济利益等虚假信息,虚构工作人员因违纪违法被查处的事实,煽动网民投诉、举报、辱骂。累计直播一百八十余次、发布短视频九十余个,观看浏览量五十四万余次,评论九千五百余次,点赞四万六千余次,转发一千二百余次。行为导致大量群众滋扰该中心及工作人员,影响正常工作及声誉,并造成大熊猫人工繁育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停滞。法院认定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
裁判要旨指出,认定是否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当结合虚假信息内容、传播度以及对现实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这三个因素,恰好构成辩护的三层抗辩。
第一层是内容。信息是否虚假、虚假程度如何、是否夹杂真实成分、是否属于对公开事实的夸大或者推测,都需要逐条核对。实践中不少指控把“表述不准确”“情绪化评论”“合理质疑”一并归入虚假信息,这种做法不符合规范要求。
第二层是传播度。浏览量、转发量、评论量是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统计口径是否统一、是否存在机器刷量、同一内容是否在多平台重复计算、账号本身是否具有影响力,都直接影响传播度的证明力。尹某杰案中,法院同时列出浏览量、转发量、点赞量、视频播放量四项数据,说明单一指标不足以支撑认定。
第三层是现实影响。白某红案之所以能够认定,关键在于行为造成了现实后果,即群众滋扰、工作受阻、国际合作项目停滞。如果没有这些落地后果,仅以网络上的点击和评论主张“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说服力明显不足。辩护人应当追问,所谓混乱究竟体现在何处,是有关单位的正常工作被打断,还是公共场所出现聚集、冲突,抑或只是网络舆论的负面评价。后者属于言论市场的正常反应,不宜以刑罚回应。
曹某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4-05-1-269-001)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被告人在胡鑫宇事件官方发布会认定自缢死亡后,仍继续编造“事件是剧本”“家属是演员”“尸体是假的”等信息,通过抖音、快手发布作品并直播一百一十一场,其中七十一场涉及虚假信息,直播获利近五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严重混淆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认识,部分网民在发布会后仍质疑官方结论,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破坏网络管理秩序,造成线上线下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该案的说理把“混淆真相”“影响公信力”纳入秩序评价。辩护时可以据此反向审查,行为是否确实造成了公众认知的严重偏差,是否有证据证明具体的影响后果,还是仅以“可能误导”作推定。对于已经存在官方权威结论、公众具备辨别能力的情形,单纯重复质疑与蓄意编造应当区别对待。
(三)传播数据的证据审查
网络型案件的指控高度依赖电子数据。辩护时应当关注四个技术点。
其一,数据的来源与口径。浏览量、播放量、转发量通常来自平台后台或者第三方监测,应当审查提取主体、提取方法、提取时间、是否经过公证或者第三方存证,是否符合电子数据取证规范。由办案机关自行截图统计的,证明力明显弱于平台出具的原始数据。同一视频在不同平台的播放是否合并计算,同一账号的重复访问是否去重,机器流量、推荐流量与自然流量是否区分,都会显著影响数字的大小。辩护中应当要求控方说明口径,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委托专业机构核算。
其二,内容的对应关系与因果关系。指控往往把账号发布的全部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统计,但其中只有部分属于虚假信息。白某红案中,法院分别统计了直播次数、视频数量、浏览量、评论数、点赞数、转发数,并指明虚假信息的具体内容;曹某某案中,法院区分了发布会前后的作品数量与传播数据。辩护人应当逐条比对,剔除与虚假信息无关的内容。传播量大,也不等于秩序混乱由该传播行为引起。信息可能源于其他账号、其他平台,被告人只是众多传播者之一,此时应当审查其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大小。
五、此罪与彼罪作为出罪路径
严格意义上的无罪辩护,是主张行为不符合任何犯罪构成。但在这类案件中,更常见、也更务实的是“降格辩护”,即主张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构成另一较轻的罪名,或者根本不构成犯罪。由于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高于故意伤害(轻伤)罪的三年以下、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三年以下,降格往往能带来实质的刑罚利益。法释〔2013〕18号第七条规定,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抢夺罪、抢劫罪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这一条既是罪名竞合的规则,也是辩护的路线图。
(一)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
两罪的区别可以概括为三点。客体上,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主要是公共秩序,同时附带侵犯人身权利;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特定人的身体健康权。客观上,前者对象选择具有随意性,后者对象特定、事出有因。主观上,前者基于寻求刺激、逞强耍横等动机,无事生非或者借故生非;后者多因民间矛盾激化,在冲突中基于情绪失控使用暴力。
丁某甲案与王某民案,分别从“场域封闭”和“纠纷在先”两个方向完成了这一界分。前者是深夜偏僻电梯间、对象特定、未扰乱秩序;后者是邻里养狗纠纷、多次报警、双方互殴。两案的共同点在于,行为都能找到具体可理解的缘由,对象都指向冲突相对方,都没有外溢到不特定人群。
(二)与抢劫罪的界分
抢劫罪是本罪最危险的“邻居”。抢劫起刑三年,最高可至死刑;寻衅滋事罪最高五年。一旦被认定为抢劫,尤其被认定为多次抢劫或者入户抢劫,量刑会呈量级上升。
顾某案、张某案、朱某军案三案,分别从暴力程度、行为动机、主观目的三个角度划出界线。三案的共同结论是,抢劫罪要求的暴力、胁迫必须达到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未达到这一程度的轻微暴力,即使当场取得财物,也不构成抢劫。判断这一程度,不能只看有无殴打,还要看凶器、打击部位、持续时间、被害人的反抗机会以及行为人是否隐瞒身份、是否选择陌生人作案。
(三)与诽谤罪、恶势力犯罪的界分
尹某杰案已经说明,网络虚假信息指向特定自然人名誉的,应优先评价为诽谤,而诽谤罪原则上属于自诉案件,需要达到情节严重。辩护人在网络型案件中,应当首先审查信息的指向性,是特定人还是不特定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议题。指向越具体、越私人,越应当向诽谤罪的方向主张;指向越模糊、越公共,寻衅滋事罪的适用空间才越大。
恶势力的认定则是另一个层面的界分。詹某甲、詹某乙等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3-02-1-179-015)明确,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成员的团伙,多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应综合考虑成员身份、年龄、组织形式、行为动机和目的、行为特征、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严格把握恶势力的适用条件,认定时应当特别慎重。该案中,纠集者与重要成员均系未成年人,多人未满十六岁,部分仍在校;成员多为同村、同学关系,并非为违法犯罪有意纠合;对象为邻镇同龄人,范围相对特定;手段简单,动机仅为逞强斗狠。法院据此否定恶势力,只按普通共同犯罪处理。
这一界分的实战意义在于,恶势力一旦成立,不仅影响本罪量刑,还可能牵动财产处置、附带民事赔偿乃至其他罪名的并案处理。辩护应当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就提出意见,用成员年龄结构、关系基础、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动机的单纯性四项事实,阻断“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
六、证据审查的具体着力点
(一)鉴定意见
寻衅滋事案件的鉴定意见主要有伤情鉴定、价格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三类,审查方法相通,都是先看检材,再看方法,最后看结论与在案其他证据是否吻合。
陈某宝案对价格鉴定的审查堪称范本。鉴定机构以“全部损失、无法修复”为前提,按整体价值认定十四张台球桌价值十一万余元。法院通过现场照片、经销商证言、厂家售后人员的现场检查记录,证明台球桌主要结构完好、部件可以更换、修复价值远低于整体价值,从而否定了鉴定的前提。同时,公安机关未及时现场勘查,无法证实毁损的具体部位和程度,鉴定机构又拒绝重新鉴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进一步削弱。
伤情鉴定中,因果关系是常见争点。王某民案中,被害人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伴半月板撕裂,被告人一方提出损伤可能系自身病变所致。法院委托补充鉴定,确认韧带撕裂符合新鲜损伤的影像学征象,系本次外伤造成;内侧半月板后角则是在自身病变基础上遭受本次外伤致新鲜损伤。补充鉴定既承认了自身病变的参与,又确认了外伤的原因力,使伤情等级得以维持。辩护人在类似案件中,应当要求鉴定机构区分新鲜损伤与陈旧病变,说明外伤的参与度,不能仅以“存在损伤”即认定因果关系。
司法精神病鉴定则要关注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林某明案中,鉴定意见认定案发时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缓解期,暂不评定刑事责任能力。法院依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认定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辩护时若要主张责任能力欠缺,必须证明行为时处于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之下,且该状态并非自陷所致,二者缺一不可。
(二)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
公共场所的监控录像是双刃剑。丁某甲案中,监控显示被害人一方先动手推搡,这一细节直接支撑了“事出有因”的认定。丁某、王某伟案中,监控与证人证言共同证明纠纷已经平息、双方已经离开,被告人又折返寻找被害人,这一细节则支撑了“借故生非”的认定。同一类证据,在不同案件中指向相反结论,关键在于是否完整、连续、未经剪辑。
审查视听资料,应当关注四点。其一,原始载体是否随案移送,有无提取笔录、哈希值校验。其二,时间是否连续,有无中断、跳帧、加速。其三,画面是否覆盖行为全过程,尤其要看清谁先动手、何时停手、有无旁人劝阻。其四,声音是否清晰,有无经过降噪处理。对于仅有截取片段、无法反映前因后果的监控,应当主张证明力不足。
电子数据的审查已在前文论及,此处补充两点。一是账号归属,网络型案件中被告人常以“账号非本人使用”抗辩,应当核对登录设备、实名信息、绑定手机号、支付记录。二是定位与轨迹,直播、发布的时间地点与被告人行踪是否吻合,能否排除他人操作的可能。
(三)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
寻衅滋事案件多发生在酒后、夜间、人群聚集的场合,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容易出现偏差。审查时应当注意三点。第一,陈述形成的时间与条件,是案发当日还是数日之后,是酒后还是清醒状态,有无受到他人影响。第二,陈述的内部一致性,前后几次陈述在关键情节上是否吻合,有无实质性变化。第三,陈述与客观证据的吻合度,伤情部位与所述殴打方式是否对应,现场监控与所述站位是否一致。
七、程序处置与量刑的退守
(一)撤回起诉与不起诉
芦某案展示了程序性出罪的实际效果。一审判决有罪,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察机关以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三名被告人由此脱离刑事追究。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二审阶段能否让法院形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辩护人应当在一审就固定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如出警记录、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现场照片、施工合同等,并在二审阶段集中攻击指控证据的断裂处。
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同样重要。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认罪悔罪的案件,可以争取相对不起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应当坚持存疑不起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寻衅滋事案件的起诉标准把握不一,辩护人应当尽早提交书面意见,附类案检索报告,用入库案例的裁判要旨说服承办人。
(二)自首与坦白的认定
万某寻衅滋事案(入库编号2025-02-1-269-001)从反面提示了自首认定的严格性。被告人酒后在停车场脚踹车辆,公安人员接警到场,在群众指认下将其抓获。因其处于醉酒状态,民警陪同就医后让其回家休息,次日自行到公安机关如实供述。法院认为,被告人因醉酒丧失意识滞留现场,经群众举报被当场抓获,不具有投案主动性;民警已实际控制其人身自由,虽未采取正式强制措施,但侦查活动并未停止;其次日到案系履行配合调查义务,不构成自首。
该案对辩护的启示是,自首的固定必须前移。当事人一旦有投案意愿,应当第一时间陪同前往,保留通话记录、行车轨迹、接待登记;若已被当场抓获,则不宜再主张自动投案,而应转向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把不属于自首的情形硬性主张为自首,容易损害辩护的整体可信度。
(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路径
朱某等案与李某甲等案都表明,未成年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法律评价与成年人存在明显差异。朱某等五名在校女生在宿舍内辱骂、殴打、逼迫同学下跪,致二人轻微伤,法院仍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但考虑到均系未成年人、如实供述、赔偿并获谅解,分别判处十一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李某甲等案中,三名未成年人七次强拿硬要一百五十八元五角,法院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同时明确同案中参与次数不足三次的两人仅受治安处罚。
辩护应当把握三点。其一,年龄的精确计算,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六周岁,直接决定是否负刑事责任。其二,次数与情节的门槛,法释〔2013〕18号第四条要求“多次”或者数额、后果达到一定程度,未达门槛的,应当主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其三,特殊政策的运用,对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能不入罪的尽量不入罪,能不起诉的尽量不起诉,能判缓刑的尽量判缓刑。
(四)量刑情节的退守
当无罪辩护难以成立时,辩护应当及时转入量刑辩护。常见情节包括自首、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谅解、初犯偶犯、被害人过错、行为未造成实际后果等。王某艳案中,被告人系初犯,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法院据此从轻处罚。顾某案中,被告人自首、一般立功、退赔部分损失并获谅解,但因纠集多名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法院从严把握从轻幅度。这说明,量刑情节的运用必须有针对性,不能笼统罗列。
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之间存在张力。当事人签署具结书后再主张无罪,往往面临程序上的障碍。辩护人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与当事人充分沟通,明确策略选择。若决定作无罪辩护,应当暂缓签署具结书;若决定认罪认罚,则应当把重点放在量刑协商与缓刑适用上,避免两头落空。
寻衅滋事罪的开放性,决定了它的无罪辩护不能依靠单一论点,而必须依靠结构化的审查。先审查起因,判断行为是事出有因还是借故生非;再审查对象与场域,判断行为是指向特定人还是随机波及公众;再审查情节,判断伤情、数额、次数、影响是否达到法定门槛;最后回到证据,逐项检验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被害人陈述能否支撑指控。四个层次依次推进,任何一个层次出现断裂,都足以动摇定罪。
入库案例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孔某某案把特定起因与特定对象组合起来,将行为从“破坏秩序”拉回“侵犯财产”;芦某案用目的正当与手段相当否定“借故生非”;丁某甲案用场域封闭与对象特定抽掉“公共秩序”这一层;陈某宝案则在鉴定意见与在案证据矛盾且无法解释时,坚决否定其证明力。这些方法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道理,刑罚只能适用于确实扰乱了公共生活、且达到法定情节门槛的行为,而不能适用于一切让人不快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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