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能随便给一个企业家扣帽子:失信被执行人,更不能定为老赖
我叫周建民,今年五十二,江苏盐城人。
我在海陵做小型机电厂,叫建民机电。
厂里最多时有二十六个人,现在还剩九个。
我老伴许琴五十岁,在菜场卖熟食。
儿子周凯二十六岁,结婚两年,住在城南。
我和老伴住厂子后面那套老房子。
厂子欠款的事,后来把我们一家都扯了进去。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年,宏达设备厂找我做一批配电柜。
他们的老板姓梁,四十七岁,讲话挺快。
第一次见面,他用指头敲了敲图纸。
“周老板,货款分两次结,行不行?”
“行,合同写清楚就行。”
“我不是想赖账,手头也紧。”
他把厂里那台旧冲床抵给我看。
我心里打了个算盘。
那台机器能顶一部分货款。
我还是接了单,先垫了三十多万材料费。
头一阵还算顺当。
梁老板每次验货,都自己拿卡尺量孔距。
我腰不好,他就搬张矮凳给我坐。
有回我儿子结婚,他托人送来两箱海鲜。
他站门口挠着头,说:“你家办喜事,我总得露个面。”
货款第一笔到账时,他还多打了五百块。
我打电话问,他说:“算你们加班费,别退来退去。”
那时我觉得,这人讲究归讲究,账也还认。
没多久,第二批柜子交了。
梁老板拿着验收单,翻了好几遍。
他把签字那页压在桌角,没递回来。
“这个孔位有两毫米偏差。”
“图纸上就是这个尺寸。”
“我再核一下,钱缓几天。”
我看了看他桌上的验收单。
签字旁边还有日期,笔迹是他的。
我没当场翻脸,只把复印件夹进账本。
回家时,老伴问我:“又拖?”
我说:“先缓两天,账上还撑得住。”
她把围裙往椅背上一搭,说:“你就怕人家难看,回头自己难看。”
两天变成十天。
我去他厂里拿钱,他正蹲在仓库门口修水管。
水溅了他一裤腿,他抬头看见我,先笑了笑。
“建民,最近真转不开。”
“合同写的日期,你还记得吧?”
“记得,我没装忘。”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万块现金。
我收了,没再催。
他厂里确实压着货,工人也在等工资。
我看见门口有个小伙子蹲着吃冷馒头。
那天我回去,把给儿子留的两万块备用钱挪了一万出来。
再过些日子,梁老板送来一张欠条。
他把欠条推过桌面,手指按住金额。
“你签收一下,省得以后说不清。”
“欠条我收,付款日期也写上。”
“写了我就得还,少不了你。”
他写了四个月。
我看着那几个字,心里有点不踏实。
可他当着两个工人的面签了名。
我还是把钱压了下来,没去催他。
之后,催款电话开始没人接。
我去宏达厂,门口的门卫把卷帘门拉起一条缝。
梁老板站在里头,手上还沾着油。
“今天先别进,厂里乱。”
“梁哥,我就问个日期。”
“我真没钱,你逼我也变不出来。”
他把门往下拽了一截。
我站在门外,听见里面有人喊他去修机器。
我想,他可能是真难。
我也怕把那点合作情分逼没了,就回了家。
回家后,我把欠条摊在饭桌上。
老伴把筷子停在半空。
“你替他想这么多,他替你想过吗?”
“再等一礼拜。”
“你每回都说一礼拜。”
她说完没再吵,去阳台收衣服。
我盯着欠条看了半天。
纸边被我手心压出了道折痕。
一个礼拜后,我带着欠条去找他。
他把一张打印纸递给我,叫我签延期协议。
上头写着再延六个月,没写分期金额。
“就写个还款日期?”我问。
“你先签,我把厂子缓过来。”
“我不能光听你说。”
他把纸抽回去,脸沉了下来。
“你要真把我逼到法院,厂子更没了。”
我没签。
回去后,我也没再等。
起诉后,法院判宏达厂支付货款和利息。
判决生效,梁老板没履行。
执行法官查了企业账户,也查了登记在厂名下的设备。
账户里只剩几百块。
能处置的机器,早被设了抵押。
那张旧冲床也不是他的,租来的。
他只是宏达厂的法定代表人。
法院依法对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
可消息传到同行群里,就变了味。
有人转发了执行公告截图,配了句“这下看清了”。
梁老板很快给我打电话。
“你非得把我弄成老赖?”
“判决是法院作的,公告也是法院发的。”
“我不是说你造假,我是说你没给我留路。”
我捏着手机,没接上话。
那一晚,儿子也打来电话。
他说厂里有人问我是不是“被法院定成老赖”。
“爸,你别总怕别人说。”
“我不怕说,我怕账收不回来。”
“那也不能让人拿法院公告给你扣帽子。”
我坐在车间的折叠椅上,听见隔壁空压机停了。
厂里只剩两盏灯。
我把执行裁定书重新看了一遍。
上面写得清楚:被执行人是宏达设备厂。
限制消费对象,是其法定代表人梁某。
没有哪一行写他是失信被执行人。
更没有哪一行写他是“老赖”。
我打了法院执行窗口电话,问清公告内容。
工作人员说,限制消费和纳入失信名单不是一回事。
是否纳入名单,要看是否符合规定情形。
法院不能只因为欠了钱,就把人随便列进去。
我把这段话记在一张旧发票背面。
第二天,我去法院申请执行财产调查。
窗口里,工作人员一边录入材料,一边说:“公告上的称呼,按文书走。”
我问:“那网上传的‘老赖’,也是法院定的吗?”
她抬头看我:“那是民间叫法,不是裁定内容。”
我拿着回执出来,碰上梁老板。
他眼睛熬得通红,手里拎着一袋药。
“我妈住院,钱都花进去了。”
“我知道你难,但判决不是我写的。”
“我没说判决不对。我就是怕人都不跟我做生意了。”
他把药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塑料袋勒出一道红印。
我看着他,火气没那么冲了。
可欠款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又来找我,想拿一批库存抵债。
我让他把货号、数量和权属都列出来。
他把清单拍在我桌上。
“货在我手里,就能抵。”
“先查清楚货是谁的。”
“你就这么不信我?”
我把清单推回去。
其中几台控制柜,是他替别人代存的。
贸然收下,后面还得扯皮。
我让他先去法院申报能执行的财产。
他骂了句“真够麻烦”,还是拿回清单去补材料。
最受不了的事,是在儿子婚礼两周年那天。
我去城南给他们送一张旧书桌。
儿媳开门前,楼道里有人喊我。
“这不是被法院盯上的老板吗?”
说话的是梁老板的一个供货商。
他举着手机,屏幕上还留着那张执行公告。
儿子从屋里出来,脸一下沉了。
“你少在这儿瞎叫。”
“我就问问,大家都看见了。”
“看见公告,没看见你添的那几个字?”
我把书桌靠在墙边,手指攥得发白。
梁老板也到了,站在楼梯转角。
他没替我说话,只低声说:“我没让他这么写。”
我看了看公告截图,又看了看他。
“法院写什么,你就说什么。别再拿‘老赖’两个字压人。”
我顿了一下。
“欠款要按判决办,帽子也得按法律扣。”
楼道里静了几秒。
那个供货商把手机收了起来。
梁老板低头看着药袋,没再争。
事情没因此就结了。
执行法官后来核实到一笔应收款,依法冻结了一部分。
宏达厂又补交了一份设备清单。
能不能执行完,得等处置结果。
我没撤回申请,也没在同行群里骂他。
几天后,梁老板来我厂里。
他把一张收据放在桌上。
“查清了,那批柜子不是我的。”
“好,清单我收下。”
“我会继续找钱。”
我把收据夹进执行材料里。
他站了一会儿,像还有话。
最后只说:“我知道你也不宽裕。”
我给他倒了杯温水。
“先把该交的材料交齐。”
回家后,老伴问我还要不要追。
我说:“判决没履行完,就继续走程序。”
她点点头,没再劝我息事宁人。
第二天,我把欠条、验收单和法院文书装进蓝文件袋。
儿子发来消息,说楼道那人删了视频。
我回了个“知道了”,没多说。
傍晚,老伴把一碗热汤放到我手边。
我掰开一次性筷子,把回执压平。
“欠债该还,法院按证据办。失信被执行人也不能随便叫成老赖。”
说完,我把文件袋放进抽屉,拧紧了抽屉上的小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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