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北凌晨的洗衣店,血腥味划破寂静,19岁邹族少年汤英伸酿成灭门惨案,3条鲜活生命就此陨落。
谁也无法将这个双手沾血的凶手,与9天前怀揣教书梦的公费师范生、部落人人称道的天才少年划上等号。
从万众瞩目的部落之光到罪无可赦的死刑犯,仅用9天,他的人生彻底坠入深渊,最终倒在刑场的4声枪响下,成为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之一。
这起惨案的背后,是底层压榨与种族歧视交织的绝境,更是两个家庭的彻底破碎。
他是部落天才少年,本有光明未来
汤英伸,196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县阿里山乡特富野部落,邹族人,父亲是前阿里山乡乡长,族人都亲切叫他“弟仔”,是整个部落的骄傲和希望。
他是公认的学霸,国小六年连任班长、次次考试第一,毕业斩获县长奖和自由学生奖学金;还多才多艺,钢琴、吉他样样精通,会作词作曲,部落活动上的弹唱总能赢得满堂彩。
初中毕业他同时考上两所名校,最终选了公费的嘉义师专,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学成后回部落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
本该顺风顺水的人生,因一场家庭变故彻底转折。三年级时,母亲意外摔下山谷导致下肢瘫痪,汤英伸情绪一落千丈,加上学校半军事化管理严苛,他屡屡犯错被记过,最终校方给出留校查看处分。
父亲心疼儿子,无奈为他办理休学。休学后的汤英伸看着瘫痪的母亲和家中的开销,满心愧疚,为贴补家用、攒钱重返校园,1986年初,19岁的他揣着对都市的憧憬北上台北打工,可这一去,便踏上了不归路。。
为何行凶?9天被压榨羞辱,被逼至绝境
汤英伸的行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9天里层层压迫后的彻底崩溃,求职被骗、高强度劳作、薪水被赖,再到刺耳的种族辱骂,一步步把他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初到台北,他看到西餐厅“月薪1.5万、包吃住”的招聘广告,本以为是救命稻草,结果却是求职陷阱。
中介扣下他的身份证,将他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工作,还逼他签下3500元介绍费的债务,身无分文的他,只能被迫留下。
而这一留,便是9天的地狱生活。
洗衣店老板把他当免费苦力,每天让他从早上9点干到凌晨2点,15个小时不停歇,熨衣服、洗床单、送货,脏活累活全压在他身上;睡觉只能在老板孩子房间的木板角落蜷身,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
更过分的是薪水欺骗,当初说好一天500元,可他干了8天想辞职时,老板突然翻脸,改口一天只给200元,还说薪水不够抵债务,想走门都没有。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种族歧视。老板打心底里看不起原住民,动辄呵斥,还多次当着他的面骂出“番仔”这个极具侮辱性的词。
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原住民在都市本就被排挤、被歧视,这句骂声像一根刺,次次扎在他心上。
1986年1月24日夜,汤英伸跑到表哥家喝了五六瓶酒,想排解心里的压抑,可深夜回到洗衣店,刚躺下就被老板叫醒逼他继续干活。
长久的委屈和愤怒瞬间爆发,那句刺耳的“番仔”,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羞辱后,凌晨灭门一家三口,之后冷静自首
1986年1月25日凌晨1点,台北街头一片安静,可洗衣店里,一场血色惨案正在上演。
被老板叫醒的汤英伸,再次提出辞职并要求归还身份证,换来的却是更难听的辱骂和拒绝。
口角很快升级成肢体冲突,失去理智的汤英伸,在混乱中摸到地上的拔钉器,朝着老板的后脑和脸部狠狠砸去,老板当场倒地身亡。
听到打斗声的老板娘赶来,汤英伸早已红了眼,又用拔钉器击中她的脸部,老板娘也当场殒命。
杀红了眼的他,怕罪行败露,竟对雇主年仅2岁的女儿痛下杀手,亲手勒住孩子的脖子又用重拳殴打,这个无辜的小生命,成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
令人震惊的是,惨案发生后,汤英伸却异常冷静。他淡定清洗掉身上的血迹,换了干净衣服,取回被扣押的身份证,拿走老板钱包里的2400元现金,从容离开洗衣店躲到了表哥家。
当天下午3点,冷静下来的汤英伸,主动拨通警局电话,声音平静地说:“我杀了人,下午6点我会到警局自首。”挂了电话,他在哥哥的陪同下,按时来到台北中山分局投案。
面对警察的审讯,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丝毫隐瞒,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们欺负我太多了。”短短七个字,道尽了9天里的所有委屈和绝望。
一审被判死刑枪决
汤英伸的灭门惨案,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人证物证俱在,他的罪行无可辩驳,但随着案件细节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背后的真相,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也随之掀起。
台北地方法院一审,以手段残忍为由判处汤英伸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他的律师随即上诉,认为汤英伸主动自首、作案时饮酒精神状态不佳应减刑,可二审法院直接驳回,认定其自首不成立、精神状态正常,还指责他因吃不了苦才痛下杀手。
不过这番冰冷的判决,也让无数人为他鸣不平。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及原住民团体纷纷请愿“枪下留人”,120多位社会名人联名上书,报社还刊登了全版的声援广告,整个台湾都在为这个19岁的少年发声。
可这一切,终究没能改变结局。
1987年5月9日,最高法院裁定汤英伸死刑定谳。6天后的凌晨5点40分,未满20岁的汤英伸被押赴刑场,他拒绝了法医的麻醉针,平静地说:“自己罪有应得,必须接受这个刑痛。”4声枪响,终结了他短暂的一生。
汤英伸的死,狠狠砸醒了台湾社会,也推动了一系列变革:1989年,他所属的“曹族”正式正名为“邹族”,家乡“吴凤乡”改名为“阿里山乡”,带着歧视的名字成为历史;同时,原住民就业政策逐步完善,底层劳工的权益也得到了更多社会关注。
他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社会的反思与改变,可这份改变来得太过沉重。
汤英伸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那三条鲜活的生命,尤其是那个2岁的孩子,永远是他身上洗不掉的罪孽。
但他也是畸形社会的牺牲品,求职陷阱、资本压榨、种族歧视、司法冰冷,一步步将一个心怀教书梦的少年,变成了双手沾血的凶手。
这起惨案也永远提醒着世人:一个真正温暖的社会,不该让任何一个心怀希望的人,走到无路可退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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