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单就摊在饭桌上,花生米、炒青菜和一碟咸鱼,围着那张薄薄的纸。我儿子低着头,筷子扒拉着米饭,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像在数米粒。
“这次月考,你排多少名?”我问。
“两百多。”他说。
“全年级多少人?”
“……四百多人。”
我放下筷子。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先慌了,急急地补充道:“妈,能上本科的,我老师说,能考上本科的。”
儿子清楚家里为了供他读书付出了全部心血。他不敢看我。他当然知道他妈过的什么日子——为了他,我在南平市区的纺织厂里干了大半辈子,三班倒,手指缝里永远都是洗不净的棉絮。
前年查出了腰肌劳损,不敢歇,歇一天就是一天的扣钱加计件损失。他爸在建筑工地上,一年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这一辈子,就为了这小子。
而现在,他告诉我,他能考上本科。
本科。用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像在汇报一件天大的喜事。
我沉默的时候想起了同厂工友秀娟家的学霸女儿。我没说话,拿起那碗咸鱼,又放下。墙上的挂钟在滴答响,我记起一件事来——厂里跟我搭班的秀娟,她女儿去年中考,考了全市前十,被南平一中抢走了。
秀娟说起她女儿的时候,嗓子都是亮的,说她女儿以后肯定能上国内排名靠前的重点高校。
我呢,我就剩这么个儿子。他在建的中学里,不算拔尖,也不算差,是个不上不下的中间份子。也就是秀娟嘴里那种“愿意学但不够聪明”的孩子。
我们住的这栋筒子楼,三楼一拐角就是老李家。老李的儿子比我儿子大一届,去年高考刚结束,一家子楼道里絮絮叨叨地报喜,说考了630多分,被华北电力录取了。
那天我从楼下山东老白家的熟食店称了半只白斩鸡,儿子站隔壁门口,听得眼睛直冒光。他回来跟我说:“妈,我也想去电力大学。”
我为这话高兴了好几个月。那是我儿子第一次跟我说他想上哪所学校。
“你估摸一下,”我试探着问他,“按你现在的位次,明年高考,你能考多少?”
儿子的筷子又停了下来,磨磨蹭蹭地开口:“妈,我们班赵老师说了,咱们这学校,一年能出四五十个过600分的,那都算是烧高香了。我要能冲个一本,特招线过,就挺好的了。”
“一本?”我说,“你知道秀娟阿姨的女儿在南平一中吗?他们学校,去年600分以上的,一百七十多个。一百七十三个,妈记得清清楚楚。”
儿子不说话了。
我必须跟儿子说清本地教育资源差距的现实。我知道戳他肺管子了。但这话我必须说。南平地区底下的县市,教育资源就摆在那里,市区的南平一中是最好的,其次是建瓯、建阳、浦城、邵武、武夷山,然后才是我们顺昌……
我们县在闽北是排不上号的,人口又少,底子又薄,能出的人才,就那么几个尖子。剩下的,全都是分母。
我儿子就是分母。
“妈,我想过,”他忽然说,声音闷闷的,“我想转学。我想去南平一中借读。”
我愣了。
我早打听好过借读的相关费用,家里经济压力不小。他说的这件事,我早就托人打听过了。借读是有费用,还不是一笔小钱,一年一万二的借读费,加住宿伙食,一年没两万下不来。
我们家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八千,还要还房贷,还有他奶奶在乡下每个月得寄一千五的药钱。
但这话是他提的。他自己想上进。我能说不行吗?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他说,抬头看我,那目光里的坚决劲儿,让我又心疼又发虚,“我打听了,这几年学校去南平一中借读的,考得都不错。我想试一试。”
那一下,我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跟我一块儿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的秀娟,她女儿就是南平一中的,去年700多分,人家那是真学霸,全额奖学金,学费全免,还倒贴生活费。我儿子呢,借读,每年得自己掏两万,进的还是人家末位淘汰掉下来的班。
我彻夜难眠反复盘算供儿子借读的全部开支。我那一夜没睡着,翻来覆去地算账。两万,到明年高考满打满算一年半,三万块。
家里存款一共就五万七,那是给他准备上大学用的。要是拿来借读,大学学费就得靠他爸年底结账的工钱再去转借了。他爸在工地上晒得跟炭球一样,一年到头攒下不到四万块,刨去他奶奶医药费、赡养费,剩下两万出头。等于这日子,明年全部家当都得扑进去。
可我又想,万一呢?万一天分上来了……那孩子,我生他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十几个小时,他在保温箱里待了七天,那七天,我天天在县医院走廊里哭。我把他从那么小一点捧到这么大,不就盼着他能活得好、能出人头地吗?
我第二天跟儿子说了:“去,妈砸锅卖铁也供你去。”
儿子眼圈一下就红了,说:“妈,等我考上好大学,天天给你寄钱,接你到城里养老。”
我的眼泪也差点下来了,但我憋住了,说:“你别管妈,你只管好好学。”
我跑了多趟办借读手续,得到的费用消息远超预期。接下来的几天,我跑前跑后地办借读手续。找学校开证明,找熟人打听名额,来来回回转了三趟市区,最后在校门口被保安拦下来三次。
等我终于找到一个主任打听清楚情况,人家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是顺昌的?户口在顺昌?那借读费一年一万六,另外住宿费两千,书本杂费自己出,先交半年款。”
我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一万六,半年。比我想的两万一年还多。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南平一中的学生,心里五味杂陈。我站在南平一中门口,看着那些穿校服的孩子三三两两走进去,叽叽喳喳的,有说有笑,书包沉甸甸地挂在肩上。
他们脸上有那种被好好滋养过才有的一股劲儿,皮肤白净、眼神明亮、说话都带着理直气壮的底气。
我不知道我儿子到了这个地方,会不会像鱼进了大海,还是像旱地里的苗,直接被浇死。
可我一生中做过最狠的决定,都是在这校门口下的。我掏出手机,给我男人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他正轰隆隆地干活,听了我的话沉默半晌,说:“你定,都听你的。”
我定了。
交钱那天,我儿子一路没说话,赶到学校,看着那张缴费单,他忽然把那单子捏了一把,说:“妈,这钱,我以后一定加倍还你。”
“还什么还?”我说,“妈给你花钱,是自愿的。”
可我话还没说完,他忽然蹲下去了,蹲在校门口那棵大榕树下面,肩膀一抽一抽地动了。我没敢走过去,就远远地看着他的脊背。我知道,他不是在心疼钱,他是觉得欠了我。
他去了南平一中借读之后,回家的次数变少了。头三个月,他的月考成绩一直在两百多名外徘徊,每次打电话回来,声音都带着点沙哑。我倒是不怎么问他成绩,只问吃饭没、睡得够不够。他总回答说:“妈,知道了。”
三个月后,期末考,他破天荒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妈,我进前一百五十了。”
我在厂里人堆中接的电话,周围全是机器轰隆的声响,我冲进厕所的隔间里,蹲下来,捂住嘴哭了。我冲着电话那头喊了句:“妈知道了,你好好学。”
他“嗯”了一声,说:“我挂了,晚自习要开始了。”
我听着电话里的那声“嘟——嘟——”,好久没站起来。
我们顺昌一中当年高考的成绩,我是在儿子回来跟人对答案的时候听到的。他的名字,本不该出现在那个名单里的。那个名单,只有一两百个人,剩下的四分之一的我们这些分母,孩子没考好,全家连提一句“高考”的骨头缝里都是疼的。
可我儿子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了,他在南平一中的考生名册里,不是顺昌一中的。他高考查成绩那个晚上,我们家电视机开着,没人看,他爸的手机响了,他爸手忙脚乱地掏出来,看了一眼就握得紧紧的。
儿子说:“爸,把你手机给我。”
他看着屏幕,看了很久很久。我跟他爸大气都不敢出。最后他把手机递给我,说:“妈,你看看吧。”
我看了一眼:总分632,省排位四千多。
我们的顺昌一中,去年600分以上的,全部加起来也就那么几十个。而这个数,是他考出来的。他一个借读生,在南平一中,从两百多名爬到了这个位置。我手抖得厉害,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数字,一下一下地数确认了一遍。
他爸在旁边愣了半晌,忽然嘿嘿地笑出声来,然后转过身去,胡乱抹了一把脸。
儿子走到我面前,低着头,声音有点涩:“妈,那三万块钱……你放心,等我工作了,第一笔工资就还你。”
我一把把他搂过来,说:“谁要你还钱?妈只要你过得好。”
那晚,我们仨坐在我们家那个十平米的客厅里,谁都没有再说话。那台老风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他爸抽了三根烟,我看了儿子一晚上没眨眼。
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只是后来等他睡下,我独自坐在窗台上,看着底下县城里稀稀落落的灯火,忽然想起我这三年怎么过的——厂里三班倒打回来的那一万六的借读费,我足足攒了一年零四个月,攒到最后,我午饭都没吃过一个茶叶蛋。
可我不后悔。
县里的孩子,多的是像我儿子一样的。底子是差,但拼起命来,那光也能从石头缝里透出来。只是讲真,不是所有家庭都扛得住这个代价。
同楼的幺妹家,他儿子成绩比我家孩子好,中考就差两分进南平一中,家里拿不出借读费,只能留在县里念高中,去年高考考了560多分,锁了就认了,进了一个普通二本。幺妹那天晚上坐在楼道口哭,哭完了擦干眼泪,说:“没办法,认了,这就是命。”
我拼命供儿子去市里读书,全家勒紧裤腰带过了三年,其实我也说不清这叫不叫改命。我只知道,那天我拿到那笔“借读费”时候,手一直在抖,抖到如今,又抖回来了——不过这次,是高兴的。
后来儿子被他那所心仪的重点高校录取之后,我回了一趟顺昌一中。站在校门口,那棵老榕树的阴影底下,我想起那个春天,我跟他爸站在这里,手里捏着一笔本来准备养老交房贷的钱,心里头一个声音反反复复地问我:
“值得吗?”
现在我能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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