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和美国一家药企签下一份特殊合同。合同金额只有700万美元,却涉及一项关乎数亿人健康的关键技术。美国默沙东公司把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连专利费和后续利润都没有另外收取。37年后的2026年,再回头看这笔交易,已经不能只用一笔生意来衡量。它改变的不只是疫苗生产方式,还让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少走了一段弯路。
要理解这笔交易的价值,得先把时间拨回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是乙肝病毒感染高流行地区,1979年至1980年的全国调查显示,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达到8.83%。这意味着乙肝并非少数患者面临的疾病,而是涉及大量家庭的公共卫生难题。感染者还可能在多年后出现肝硬化、肝癌,医疗负担和社会成本都不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当时中国并没有坐等国外提供解决办法。1972年,国内科研人员已经开始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提取相关抗原,经过多年研究,1975年制备出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1985年,这种疫苗通过审评,次年开始批量生产。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技术路线,只是血源性疫苗的生产受到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条件制约,想要满足全国范围内的接种需求,还需要更成熟的工业化方案。
美国默沙东当时正在另一条技术道路上取得进展。1986年,该公司利用基因重组技术研制出乙肝疫苗,通过酵母细胞表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再经过提取和纯化制成疫苗。与依赖血液原料的传统生产方式相比,这种技术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体系,也减少了对血浆来源的依赖。对正在扩大疫苗供应能力的中国来说,这项技术有着很强的现实吸引力。
中国当时面临的困难不只是有没有疫苗,还包括能不能以普通家庭承担得起的价格,让新生儿普遍接种。默沙东最初提出的方案是销售成品疫苗,三针免疫的费用最低约100美元。放在当年的中国,这个价格显然不适合大范围推广。假如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需要大量外汇,还会受到供应商产能、价格和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
中方没有接受这种长期依赖进口的思路,而是把谈判重点转向生产技术转让。最初,默沙东提出10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用。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笔钱并不轻松,双方围绕费用、人员培训和生产线建设进行了多轮协商。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还需要在财政承受能力与尽快获得先进技术之间寻找平衡,不能只考虑眼前的采购价格。
1989年9月11日,双方签署技术转让协议,费用从最初的1000万美元降至700万美元。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各承担350万美元,相关费用用于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以及支付美方参与人员的劳务支出,不另外收取专利费和利润。默沙东时任首席执行官罗伊瓦杰洛斯是这项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为此还曾与公司内部其他高管发生分歧。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默沙东转让的不是几台设备,也不是一批现成疫苗,而是一整套能够用于工业生产的技术经验。疫苗生产涉及酵母培养、发酵控制、抗原提取、纯化、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任何一项工艺掌握不到位,都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对中国来说,真正需要带回来的,是能够让国内生产人员独立操作、持续改进的能力。
1990年底,中方派出技术人员赴美学习。培训内容并不局限于设备使用,还包括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技术规范。培训持续推进后,美方人员又来到中国,协助生产线建设。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深圳康泰分别引进一条生产线,两地承担不同的建设和生产任务。这种安排也有现实考虑:一方面利用已有科研生产基础,另一方面在深圳建立新的生产能力,扩大技术落地的范围。
这项合作并没有在签约当天就产生大规模产能。从协议签订到培训结束,再到设备安装、生产验证和产品审评,中间需要经历多个环节。1995年,相关重组乙肝疫苗获得批准并投入使用。深圳康泰等企业由此获得了进入重组乙肝疫苗生产领域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疫苗工业来说,这意味着先进技术不再停留在国外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而是开始进入国内生产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引进并没有让中国科研人员停止自主研发。国内科研机构继续探索不同的生产工艺,1996年,自主研制的重组CHO细胞乙肝疫苗也上市使用。此后,重组疫苗逐渐取代血源性疫苗,到2000年,中国已经停止血源性乙肝疫苗生产。这个变化说明,引进技术只是一个起点,能够建立自己的研发路线,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结果。
1992年,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管理,实行出生后、1月龄和6月龄的三针接种程序。2002年,乙肝疫苗纳入全国儿童免疫规划管理,2005年新生儿接种实现免费。政策的变化十分关键:疫苗从需要家庭自行承担费用的医疗产品,逐渐成为国家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中的基础项目。技术能否惠及普通百姓,关键就在这一步。
到了2014年,1至4岁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已经下降至0.32%,而1992年这一比例为9.67%。这不是某一家企业单独创造的成绩,而是疫苗研发、生产供应、出生接种、母婴阻断和基层医疗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按照相关研究估算,从1992年实施新生儿普遍接种以来,中国已经避免了4000多万例乙肝病毒感染,并减少了700多万例乙肝相关死亡。
到了2025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有关乙肝防治的建议时,公布了第四次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这里必须分清调查时间与公布时间:这次调查数据对应的是2020年,并不是2025年重新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一般人群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为5.86%,5岁以下儿童为0.30%,与1992年的水平相比,儿童感染率已经出现大幅下降。
进入2026年,中国乙肝防控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疾控中心2026年6月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国内现阶段约有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儿童感染率下降,不等于疾病已经退出公共卫生领域。部分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部分确诊患者也没有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对于这些人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宣传疫苗,而是检测、诊断、用药和长期随访能够衔接起来。
2025年9月,国家疾控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2030年)》,把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到2030年,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要保持在95%以上,新生儿首剂及时接种率达到90%以上,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至0.2%及以下,乙肝母婴传播率降至1%及以下。这说明中国的防控重点已经从建立免疫屏障,延伸到进一步压低新发感染。
从产业安全的角度看,1989年的合作还有另一层价值。疫苗属于重要的公共卫生战略物资,遇到国际供应链波动、突发传染病或者外部贸易限制时,能不能自主组织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假如当年中国只选择购买成品疫苗,今天面对如此庞大的接种需求,就可能长期受到外部供应和商业价格的牵制。把生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持续保障供应的主动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37年前的700万美元,不能只按照合同金额衡量。它帮助中国获得了当时较为成熟的重组疫苗生产经验,缩短了技术追赶时间,也为国内相关产业积累提供了重要起点。更重要的是,这次合作没有阻止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后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路线,形成了多种生产工艺并存的产业基础。
那么,默沙东值得感谢吗?当然值得。罗伊瓦杰洛斯推动这项交易,在公司商业回报有限的情况下仍愿意促成技术转让,这种选择值得肯定。对于一家跨国药企而言,愿意把成熟的疫苗生产经验交给当时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合作方,并接受较低的转让费用,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感谢一家企业,并不意味着把中国几十年来的防控成果归功于一家外国公司。最初的血源性疫苗由中国科研人员研发,后来的生产工艺由国内人员消化吸收,接种网络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免费接种政策也需要国家长期投入。没有这些环节,700万美元的技术合同不可能自动变成数千万儿童的健康保障。
37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谈判、引进生产线的国家。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继续推进国产疫苗创新,完善乙肝检测与治疗体系,让更多感染者得到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默沙东当年的帮助值得记住,中国科研人员此后的努力更值得肯定。这笔交易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中国没有停留在接受技术的阶段,而是把一次国际合作变成了能够长期自主发展的公共卫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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