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华从卧室出来的时候,左脚已经穿好了运动鞋,右手还拎着另一只,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嘴里含含糊糊应着:“行行行,我这就过去,二十分钟。”
我坐在餐桌旁边剥蒜,蒜皮搁了一茶几。她经过客厅时看了我一眼,脚没停,蹲在鞋柜前把右脚的鞋往地上一放,脚后跟一踩就想进去。
“谁的电话?”我问。
“周班长,车间那台老出毛病的平缝机又趴窝了,今晚得赶出来一批货,明天一早要发走。”她弯腰系鞋带,系得很急,手指头在鞋面上打了个滑,又重系了一遍。
“几点了?”
“十点四十。”她站起来拽了拽外套下摆,伸手去鞋柜上拿钥匙。
我把手里的半头蒜搁进不锈钢盆里,抽了张纸巾擦手,纸巾攥在掌心里没扔。我在那个位置坐了一会儿,其实一直在等这个电话。或者说,从下午她接了那个电话开始,我就在等。
下午五点多,她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拿着进了阳台。隔着玻璃门,我听见她说“行”“知道了”“晚上再说”。声音不大,但那个“晚上再说”让我记到现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她谁打的,她说是周班长,车间排班的事。我没再问,她也没再说。
周班长这个人我没见过面,但名字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王丽华在服装厂干了十一年,从学徒熬到车工组长,这三年带着一个组,二十来号人。周班长叫周建海,比她大三岁,是车间调度,专管生产排期和质量。厂里人都喊他周班长,管她叫王姐。
去年厂里聚餐,我骑车去接她,远远看过一眼。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穿着厂里那种深蓝色工装,站在饭店门口抽烟,旁边围着几个女工在说话,嗓门挺大,时不时笑一声。王丽华走出来的时候,那人朝她喊了一句“王姐,明天别迟到”,王丽华回头摆摆手,他还在笑。
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四十几岁的人了,谁还没个同事。可后来次数多了,我就开始咂摸出一点不对味儿来。电话频率从一周两三个,变成一天两三个,有时候晚上十点多了还有语音——大多数是排班、调休、明天哪个款式要上流水线,说的全是厂里的事,可每次聊完,王丽华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放,情绪明显比平时高,嘴里哼着歌去洗碗,或者拽着我看哪个直播间在卖便宜鞋。
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心里攒着一股劲儿,撒不出去。
真正让我坐不住的,是今天下午她挂电话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耳朵贴在阳台门缝那儿,听得真真切切——“你等我过去再说”。过去?去哪?等我?等谁?
我当时就想问她,忍住了。晚饭我故意多喝了一碗汤,坐在客厅翻手机,翻出她上个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没偷偷翻她手机,是她自己把手机落洗衣机盖上,屏幕亮着,我拿起来想帮她放回卧室,就那么一眼,看见周建海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明天下午调休,你记得把上回那料子带过来,咱俩对一下。”咱俩。对一下。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好几秒,把手机放回去,该刷碗刷碗,该拖地拖地。
现在她又要出门了。十点四十。周建海发了个定位过来,她给我看了一眼,在厂里三车间,定位这东西我懂,证明人在厂里,不是别的地方。可换个念头想,定位发过来了,人跑过去,是厂里加班还是别的什么,到了那儿谁说得清。
我没吵。我跟王丽华结婚二十三年,吵过的架一只手数得过来。我是那种话到嘴边先咽半句的主儿,她是直肠子,有啥说啥。可这两年,她有啥还是说啥,只是那个“啥”里头,周建海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今天机器坏了找他,明天调货找他,后天领料对账还找他。有一次我随口说了句“你们车间离了周班长是不是就转不动了”,她愣了一下,说“人家管调度,不管他管谁”。
我说不上话。
但今晚不行。今晚这个定位、这个点、这个“你等我过去再说”,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你等一下。”我起身进了卧室,打开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从一摞旧病历本和保修卡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是上个月我从网上当下来的离婚协议模板,打印了三份,空白处圈圈画画过好几个晚上。我没想过真要用,但打印出来放在手边的那些夜里,翻着翻着就睡着了。
我把信封搁在鞋柜上,正好压住她平时放钥匙的那块垫布。
“什么东西?”她拉链都拉了一半了,手停在衣襟上。
“你自己看。”
她走过来,抽出里面的纸,抖开一看,脸色一下子变了,嘴唇抿成一条线,胸口起伏了两回,愣是没马上说话。过了大概几秒钟,她把纸往鞋柜上一拍:“刘志强,你什么意思?”
“你签完再走。”我靠着餐桌沿,两只胳膊抱在胸前。我发现我自己的手在发抖,就故意往下按了按,让声音听起来平一点。“我不耽误你事。签完了,你该去去,我不送。”
“你疯了吧你。”她声音拔高了,但看得出她在压着,怕吵醒隔壁。女儿刘雨上大二放暑假在家,里屋门关着,不知道睡没睡沉。“我就是去厂里修机器,你发什么神经?”
“修机器非得你去?”
“我是组长!那批货是我这组的!机器停了明天交不了,一个组一个月的绩效全泡汤,你说我去不去?”
“你们组十几个人,就你一个会修?”
“你——”她被噎了一下,“老机器就我摸得时间长,周班长排班也是按谁熟哪台机器来,我熟那台平缝机。”
“周班长周班长。”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不高,但自己听着都有点牙酸。“你天天周班长。他打个电话你就半夜往外跑,他发个定位你就换鞋。王丽华,我是你老公,你把我摆哪儿?”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眶开始泛红,但硬撑着没掉泪。“刘志强,咱俩过了二十三年,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周建海就是个调度,他媳妇在商场卖化妆品,闺女今年中考,我跟他清清白白。你要不信,你跟我一块儿去厂里,你亲眼看着,看我跟他在车间里是站着干活还是干别的。”
她这么一说,我反倒不知道怎么接了。
她弯腰又去穿鞋,我伸手按住鞋柜上的协议:“字你没签。”
“我不签!”她甩开我的手,“你要真过够了,明天白天再说,这会儿我没空跟你扯。厂里二十几个人等着呢,你当是小孩过家家?”
她拉开门走了。门没摔,轻轻带上的,那股“咔嗒”声比摔门还让我堵得慌。
我在客厅站了不知道多久,锅里煮的那点面条涨成了一坨,蒜也忘了捣。后来我坐下,把那三页纸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上面的条款都是我抄的模板——“双方自愿离婚”“子女抚养权及财产分割如下”——每条后面都有空白等着填。
我盯着“财产分割”四个字,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去年冬天王丽华咳嗽了一个多月,怎么也好不了,去医院拍片子,大夫说肺上有个小结节,让定期复查。那段时间她天天蔫头耷脑的,周建海给她调了半个月白班,不用上夜班。这事她回来跟我说过,我当时还挺感激那个周班长,说改天请人家吃个饭。后来忙忙叨叨的,饭也没请。
那段时间我天天跑医院给她排队拿片子、等结果,每次从放射科出来,她都拽着我袖子不撒手。最后确诊是炎症留下的疤痕,没事,她从诊室出来就哭了,趴我肩膀上哭得直抽抽。
这才几年的事。
我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看见自己头几天晚上用签字笔在背面划拉的几行字——“房子归儿子,存款平分,车给丽华”。字写得歪歪扭扭,当时心里堵着一口气,写完又觉得荒唐,把纸一扣塞回信封,再没打开过。
今天这一出,是我冲动了。
但那股劲儿还没全下去,我不想给她打电话。男人到了四十五六,最过不去的一道坎就是明明心里后悔了,嘴上还硬撑着。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静了音,看屏幕上几个人在综艺节目里傻笑,笑得我烦,又给关了。
十一点二十,手机响了。是王丽华发来的微信,一张照片,车间里三台平缝机亮着灯,地上堆着裁好的布料,还有五六个人在埋头干活,有男有女。照片下面跟着一行字:机器修好了,一会儿就回去。
我没回。
过了两分钟,又发来一条:老刘,协议撕了。我不签。
又过了几秒:我话说重了,你也说重了,到家谁也别提了行不。
我还是没回。但把压在鞋柜上的信封拿起来,把三页纸抽出来折了两折,塞进了茶几底下一个装旧遥控器的铁盒里,又把铁盒推到最里头。
她到家快十二点了。进门脱鞋换拖鞋,经过客厅看了我一眼,我坐在那儿翻手机。她没说话,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搁在我面前,然后从塑料袋里掏出两根火腿肠和一个茶叶蛋,搁在杯子旁边。
“厂门口小卖部还开着,给你带的。”
她坐在旁边,自己剥了一根火腿肠咬了一口,腮帮子鼓鼓地嚼,嚼完才说:“平缝机是跳线,针杆歪了,我弄了四十分钟,换了个针杆就好了。周班长也在,他媳妇今晚还给他送饭了,排骨炖豆角,我尝了一筷子,咸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就盯着茶几上那杯水。
我“嗯”了一声,把手机放下,拉开易拉罐喝了一口水,又拿起茶叶蛋开始剥皮。剥了两下,我说:“我下午听你打电话说‘你等我过去再说’,心里拧巴了。”
“那说的是机器,我说你等我过去再说,是说等我到了再拆机头看毛病,电话里说半天说不清。”
“那你下回说清楚。”
“你也没问啊。”她转头看我,嘴里还嚼着。嚼了一会儿,声音低下来,“老刘,以后这种电话我开免提行不?你听着,省得我一边干活一边还得惦记你搁家里瞎寻思。”
我没吱声,把茶叶蛋掰了一半递给她。她接过去,又说:“你那协议拿得挺顺手啊,抽屉里放了多久了?”
“没多久。”
“多久?”
“……有一阵了。”
她嗤了一声,没再追。两个人把火腿肠和茶叶蛋吃完,她去洗漱,我关了客厅灯进卧室。躺下的时候,她背对着我,过了一两分钟,翻过身来,手搭在我胳膊上。
“明天下午周班长他媳妇真送饭的话,我让人家多带了排骨,给你也带一份。”
“不用。”
“我都说了。”
“那行。”
她手没挪开。屋里黑着灯,楼上那家的孩子还在跑来跑去,楼下谁家在炒菜,油烟味儿从窗户缝里飘进来一点。过了半天她又开口,声音已经含含糊糊快睡着了:“你那协议别放铁盒里,回头潮了。”
“撕了。”
“真的?”
“撕了。”
其实没撕,还垫在铁盒底下。但我打算明天上班前先抽出来扔到小区垃圾桶里,扔完了再买点排骨回来,跟她说一声我晚上炖汤。至于周班长那个名字,以后她提起来,我大概还是会咯噔一下,但至少今晚之后,我知道下一回该怎么开口问,而不是闷头打印一摞纸搁在鞋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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