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冒头,城里乡下都在变样。我正团级转业,安置方案摆在面前,警察系统和财政局两条路。家里亲戚、部队老战友,一听我选了财政局,个个摇头晃脑,说我脑子进了水——警察系统多威风,穿制服带枪的,财政局算啥?坐办公室打算盘?连我老丈人都拐弯抹角问了一嘴:“要不……再琢磨琢磨?”我媳妇倒是干脆,蹲在灶台前头烙饼,面粉沾了半拉脸,听我说完只“哦”了一声,往灶膛里塞了把柴火:“行,哪儿都是干活,不挑。”
转业费三千八百六,搁当时不算小数。我把钱卷吧卷吧塞进挎包,心里盘算着,这钱得花在刀刃上。俗话说得好,“好钢使在刀刃上,好汉使在正道上”,我这人认死理,钱在兜里没揣热乎,事儿先来了。
上班头一个月,局长没给我派活儿,说是先熟悉熟悉。我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扫地抹桌子打开水,翻报纸看文件,浑身不得劲。有天瞅见墙上贴着下乡扶贫名单,几个村名后头画了圈,旁边老同志努努嘴:“那地方,前头去俩人,没待住,跑回来了。”我一看,直接推局长门:“我去。”
局长抬眼瞅我:“路烂,偏,你行?”我说我在部队拉练,泥里水里滚过来的,脚底板厚着呢。第二天蹬上二八大杠就往柳沟骑,四十里地,颠了俩钟头,屁股都快颠成八瓣了。
到了柳沟一瞧,穷是真穷,土墙矮屋,牲口棚都漏风。可转了一圈,我咂摸出不对味儿了——上头拨的扶贫款买了二百只羊,让各家养,可全村连根羊毛都没见着。问村支书,他搓着手说羊病死了,埋了。我说埋哪儿了?带我去瞅瞅。他脸唰地白了,嘴皮子哆嗦,说不出个囫囵话。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趁他不在,把我拽到墙角,压着嗓子说:“王干部,羊压根没买,钱让支书和会计分了。”
我蹲村里没走,白天跟村民下地,晚上窝在村小学破教室里,就着煤油灯把三年账目一笔一笔捋。支书闻着味儿了,半夜拎着两瓶酒摸过来,堆着笑说:“王干部,高抬贵手,回头给你也弄一份。”我把酒推回去,乐了:“我在部队管军需库,手要是伸了,早蹲大牢了。”他脸绿得跟苦瓜似的,撂了句狠话:“你在柳沟能待够三天,我跟你姓!”
第二天一早,自行车气门芯没了,车胎瘪得像摊煎饼。我推着车走了十里地到镇上,借派出所电话打回局里,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局里派俩人下来跟我一块查。支书慌了,让会计把账本藏起来,说丢了。我说没事儿,我抄了一份。把誊好的账本往桌上一拍,他腿一软,当场认了。查实三年扶贫款七千多,被俩人合伙吞了五千。人抓了,钱追回来了。
我建议别买羊了——羊没到手先病死,不如买地膜和种子,直接分到各家各户,看得见摸得着。县里点了头。第二年开春我又去柳沟,地里白花花铺满地膜,苗出得齐刷刷的。村民拽我吃派饭,我一口气造了三碗面条,撑得直打嗝。
回局里,局长在全体会上说:“老王下去一个月,干了咱们三年没干成的事儿。”我那时候还不是科长,他直接喊我“王科长”。后来调整岗位,让我管纪检。有人背后嚼舌根:“管仓库的管纪检?能管出啥花来?”我没搭茬。干了仨月,查出两笔违规报销,说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全给撅回去了。慢慢地,局里报销单子上的糊涂账越来越少,风气肉眼可见地清亮了。
那三千八百六,我一直没动。后来老二考上高中,天天走十里地,我拿这钱给他买了辆飞鸽自行车。媳妇说:“这钱你可算花了。”我说:“花在正地方,就跟种子撒进好地里一样,不亏。”
您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图钱多?图官大?我看呐,图个夜里躺下心里踏实。当年那些说我傻的人,后来见了我,有的竖大拇指,有的递烟套近乎。我就琢磨——要是当年我接了那两瓶酒,要是那五千块进了我个人腰包,如今这脊梁骨还能挺这么直溜吗?您品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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