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卫东,今年五十五,在卷烟厂包装车间干了整整三十年,去年刚办的内退。我媳妇张桂芬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卖点烟酒糖茶,挣不了大钱,但够我俩吃喝。我这人没啥大本事,就是手稳、眼准,包装线上哪包烟封口没压好、哪条烟喷码歪了,我打眼一过就能挑出来。厂里人都叫我“李一摸”,说我摸一下烟盒就知道是哪个机台出来的。可我这辈子摸过的烟加起来能绕地球好几圈,自己却从来没抽过一口——闻了三十年烟味,闻够了。今儿我要跟你们说的这个事儿,憋在我心里小半年了,不说出来,我晚上睡不着觉。那七十块钱一包的软中华,跟我媳妇小卖部里十块钱一包的大前门,成本就差两毛钱。对,你没听错,两毛。我为这句话,差点把饭碗砸了,把家也差点搭进去。
这事儿得从去年秋天说起。
那天傍晚,我刚从厂里办完内退手续回来,心里空落落的,坐小卖部门口抽烟——我不抽,就是坐着看街景。对门老赵头溜达过来,七十多了,抽了一辈子大前门,手指头熏得跟腊肉似的。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的,往柜台上一拍:“桂芬,拿包大前门。”我媳妇递给他一包,找了十块。老赵头拆开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眯着眼说:“卫东啊,你说这烟,十块的和七十的,到底差哪儿了?我抽了一辈子,也没抽出啥金贵味儿来。”
我那天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可能是内退心里不痛快,嘴就把不住门了。我说:“老赵,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别往外传。那软中华跟大前门,烟丝是一锅出来的,就是配方微调一下,包装不一样,过滤嘴不一样,税不一样,成本嘛——”我伸出俩手指头,“差两毛。”
老赵头嘴里的烟差点掉裤裆上:“多少?两毛?”我说:“两毛。最多两毛五。烟丝成本占大头,但好烟孬烟的烟丝差价,摊到一包上,就几毛钱的事儿。贵的是啥?是包装、是品牌、是税、是渠道,是那层金纸。”
老赵头瞪着眼看了我半天,说:“卫东,你喝多了吧?”我说:“我喝啥多?我在包装车间干了三十年,烟丝车间就在隔壁,我能不知道?”老赵头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踩灭,说:“得,那我这十块的大前门,跟七十的软中华一个味儿?”我说:“也不能说一个味儿,配方有调整,口感有区别,但你要说差六十块钱的味儿,那是扯淡。”
我媳妇在柜台里头听见了,探出头来骂我:“李卫东你闭嘴!你那张破嘴早晚惹事儿!”我嘿嘿一笑,没当回事。
可老赵头当回事了。这老头嘴碎,第二天就在棋牌室跟人说了。第三天,整条街都知道了。第四天,我小卖部门口排起了队——全是来买大前门的。老赵头还给我拉来一帮老哥们儿,进门就喊:“卫东,给哥几个讲讲,那软中华咋回事儿?”我媳妇脸都绿了,拿扫帚把我往外撵:“李卫东你给我滚家去!再瞎咧咧我撕你嘴!”
可事儿已经传出去了。
第五天,我正搁家看电视呢,手机响了。厂里包装车间老主任打来的,语气不对:“卫东,你这两天是不是在外头说啥了?”我说:“没啊,我就跟邻居唠了唠嗑。”老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卫东,有人往厂办打电话了,说你泄露商业机密。厂长点名问你了。你明天来一趟。”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商业机密?我泄露啥了?我不就说了一句大实话吗?
第二天我到厂里,厂长没见我,让办公室主任跟我谈的。主任姓周,四十来岁,戴个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句句带刺儿:“李师傅,您在厂里三十年,老职工了,厂里对您不薄吧?内退待遇给您办得妥妥的,您这么干,不合适吧?”
我说:“周主任,我说啥了?我就说烟丝成本差不多,这算啥机密?烟盒上不都写着焦油含量嘛,配方比例那才是机密,我也没说配方啊。”
周主任推了推眼镜:“李师傅,您说的‘两毛钱’这个数,从哪儿来的?有依据吗?您知道这话传出去,对品牌形象影响多大吗?”
我说:“我在车间干了三十年,烟丝进价、包装成本、税,我天天看报表,我还能瞎编?”
周主任不说话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我一看,是一份《保密及竞业限制补充协议》,上头写着让我承诺不再对外发表任何关于厂里生产成本的言论,否则取消内退待遇,追回已发放的内退补偿金。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手有点抖。我媳妇说得对,我这张破嘴早晚惹事儿。可我又一想,我说错了吗?我哪句说错了?我抽了三十年烟味儿没抽过一口烟,我图啥?不就图个说实话吗?
我没签,我说我回去想想。周主任说行,三天之内给答复。
从厂里出来,我骑电动车往家走,半道上手机又响了。这回是个陌生号,我接了,对面一个男的,声音压得很低:“李卫东是吧?我劝你一句,那话别往外说了。你小卖部还想不想开了?你媳妇还想不想在小区混了?”说完就挂了。
我电动车差点撞马路牙子上。这是威胁我?我李卫东活了五十五年,头一回让人威胁。我回家没敢跟我媳妇说,我怕她害怕。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媳妇踹我一脚:“你烙饼呢?”我说:“桂芬,你说我说错了吗?”我媳妇沉默了半天,说:“错不错的,你别惹事儿就行。咱小老百姓,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我没吭声。
第二天,老赵头又来了,这回带了个年轻人,说是他外甥,在省城做自媒体的。那小伙子戴个鸭舌帽,拿个手机,进门就喊:“李叔,我是赵大爷外甥,我想采访采访您,您那‘两毛钱’的事儿,您再仔细说说呗?”
我媳妇从柜台后头冲出来:“出去出去!不采访!啥两毛钱?他喝多了胡咧咧的!”把俩人轰出去了。老赵头在外头拍门:“桂芬!桂芬你听我说!我外甥给钱!一条视频给五百!”
我媳妇隔着门喊:“给五千也不采!老赵头你再带人来我跟你急!”
可那小伙子不死心,第二天又来了,这回没带老赵头,自己来的,还拎了两瓶酒。我媳妇不在,去批发市场进货了。小伙子坐我旁边,说:“李叔,我理解您的顾虑。我就问您一个问题——您说那话,有证据吗?哪怕就一个数,您能说清楚吗?”
我看着他,想起周主任那张协议,想起那个威胁电话,又想起老赵头抽了一辈子大前门,临了想买包软中华撑面子都舍不得。我憋了三天的话,一下子全倒出来了。
我说:“烟丝,同一产区同一等级的烟叶,进厂价差不了多少。配方调整,就是加点香精香料的事儿,一包烟里头香精成本几分钱。包装,软中华的纸是好纸,但一张烟标纸成本撑死了几毛钱。过滤嘴,好烟用醋酸纤维,孬烟用丙纤,一包烟过滤嘴成本差个一两毛。剩下的,就是税、渠道利润、品牌溢价。你要问我具体数,我不能说,说了我真得吃官司。但我告诉你,你说的‘两毛钱’这个量级,不离谱。”
那小伙子眼睛都亮了,手机搁桌上,录音灯亮着。他说:“李叔,您这话我能发吗?”我说:“发可以,别写我名,别写厂名,就说‘某烟厂老员工’。”
他走了之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媳妇回来我都没敢说。
三天后,视频发出来了。标题叫《烟厂老员工揭秘:70的软中华和10块的大前门,成本差多少?》——那小子把我说的“两毛”写进标题了。一晚上播放量破了百万,评论区炸了锅。有人说“早知道这样我抽啥中华”,有人说“烟草暴利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有人说“这老员工瞎编的吧”。
厂里也炸了锅。周主任当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语气跟上次完全不一样:“李卫东!你行!你等着收律师函吧!”我说:“周主任,我没点名没道姓,我说的都是行业常识,你告我啥?”他啪一声把电话摔了。
我媳妇知道后,跟我大吵一架:“李卫东你疯了吧!小卖部还开不开了?你内退工资还要不要了?”我说:“桂芬,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能把我咋地?”我媳妇气得回娘家住了三天。
可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视频火了的第二天,我小卖部门口来了个老头,穿个旧夹克,手里攥着包软中华。他进门就说:“老李,我抽了四十年中华,你跟我说说,我多花的那六十块钱,到底买的是啥?”我给他倒了杯水,说:“老哥,你买的是面子,是身份,是‘我抽得起’这三个字。”老头愣了半天,把手里那包软中华往柜台上一放:“换两条大前门。”
又过了两天,烟草专卖局的人来了。我以为是来查我的,结果那带队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进来先买了两瓶水,然后坐我旁边说:“李师傅,您那视频我看了。我今天不是来查您的,我是来问您个事儿——您说那两毛钱的差,能不能再给我细说说?我们内部审计也一直觉着成本核算有问题,但没人敢往外捅。”
我当时就傻了。这啥情况?连烟草局的都来打听?
更绝的是,又过了一个礼拜,我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北京的。对面说是某财经媒体的记者,想采访我,问我愿不愿意上电视。我说不去,我媳妇骂我。他说:“李师傅,您知道您那视频引发了多大讨论吗?现在全网都在讨论烟草定价机制,有专家说您说的‘两毛钱’基本符合行业实际。”
我挂了电话,坐小卖部门口抽了根大前门——破例了,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媳妇从娘家回来了,站我旁边,说:“老李,你出名了。”我说:“出啥名,我差点吃官司。”我媳妇说:“律师函没来,倒是来了个通知,厂里说你的内退待遇不变,让你以后别说了。”
我抬头看她:“那我还说不说?”我媳妇拿胳膊肘怼我一下:“说都说了,还问啥?不过你下回说之前,先跟我商量商量,别让我从别人嘴里听见。”
我说:“行,下回先说。”
后来那自媒体小伙子又来找我,说要给我分钱,视频收益分我三成。我没要,我说:“你请我吃顿饭就行。”他请我吃了顿烧烤,我喝了三瓶啤酒,跟他说:“小伙子,你知道我为啥愿意跟你说吗?”他说为啥?我说:“因为我媳妇小卖部里,十块钱的大前门,卖得最快。买大前门的人,跟买软中华的人,坐一个桌上吃饭,抽的烟不一样,说的话都一样。凭啥一个十块一个七十?我就想问问,那六十块钱,到底差哪儿了?”
他说:“李叔,您这话能再录一条不?”我说滚蛋。
不过话说回来,我李卫东在烟厂摸了三十年烟盒,别的不敢说,有句话我敢拍胸脯——贵烟便宜烟,成本差不了多少,差的是人心里的那杆秤。至于那两毛钱到底准不准,您就当个故事听。可您下回买烟的时候,不妨琢磨琢磨:您掏的那七十块钱里,有多少是买烟丝,有多少是买面子。想明白了,您抽啥都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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