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度国考计划招录38119人,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人数和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最终参加笔试的有283.1万人,实际参考人数和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4∶1。

日本的地方政府却在为“招不到公务员”发愁。日本媒体调查了47个都道府县,在2023年度大学毕业程度公务员招聘考试中,只有大阪府和兵库县所有职种都招够了合格者。

其余45个都道府县都有岗位没完成招录计划,土木、兽医、林业等专业岗位尤其缺人。自2021年以来,公务员成为中国人普遍追捧的职业,报考人数仅3年就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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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期间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幅增加并不新鲜,日本和韩国都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下行期间迎来了全民考公浪潮。90年代,日本失业率一度超过10%,很多日本人把公务员当作经济不景气时的职业避风港。

就业最困难的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市场岗位锐减,当年64%的应届大学生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录取难度一路上升,个别优质岗位的成功率不到3%。但日本的考公热潮只维持了10年左右,之后就逐步消退。

2023年,日本公务员报考录取比例已降到1:3,录取难度是30年来最低。外资投行分析师BOLDEN介绍,当时日本公务员的录取难度已经降到和中小企业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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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务员也不是一直都吃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丰田、索尼等大企业不断吸收年轻人。

进大企业意味着稳定收入、清晰的晋升路径和“终身雇佣”,地方政府的普通公务员岗位并没有天然的吸引力。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毕业进大企业、一直干到退休的模式逐渐松动,公务员的稳定开始显得更有吸引力。

BOLDEN认为,日本公务员体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财政收入体系恶化,工资低、加班多只是表面现象。泡沫破裂后的前5年,公务员系统依然比较平稳,很多公务员以为这种稳定还会保持很久,但后来恶化的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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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后的前3年,日本经济增速下滑,政府新增国债投资公共工程,也就是所谓的大基建计划。1992年至1995年,日本政府共实施六次大基建计划,新增超过40万亿日元基建项目,基建支出一度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3%。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大大充实,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泡沫破裂前的水平,各地纷纷给公务员涨工资。以1995年横滨市公共交通部门为例,公交车司机平均收入接近900万日元,比当时社会平均工资高30%。

这就形成了中央公务员最穷、地方公务员最富的收入倒挂。当时日本也出现了“县城婆罗门”的说法,大量依附基建产业链的地方公务员赚得很多,许多名校学生也去报考地方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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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后,地方公务员收入大幅提高,失业率又逐年升高,日本公务员报考人数每年增长超过25%。竞争最激烈时,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备考。

东京大学在最高峰时,全校有九场公务员培训同时进行。但大规模基建让中央财政日益恶化。

1996年,日本未偿国债为244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一半,基建刺激难以维持。1996年下半年,内阁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改革,要求各地大幅降低政府支出,重点是清理派遣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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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把城市基础维护外包给私企,二是解雇大量临时员工。《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的抽样统计显示,90个样本单位的临时工平均解雇比例超过40%,有67家单位做了业务外包。

这次改革基本没有触及编制内员工的利益。90年代后期,日本地方公务员普遍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高于丰田等头部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于是有了“1000万人生胜利组”的外号。

改革临时工体系反而让更多人想考正式公务员。1998年是分水岭。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桥本内阁暂缓财政改革,先推出1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但没能扭转经济下行,当年又出台了24万亿日元的紧急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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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刺激不再靠基建,而是围绕中小企业纾困,从保增长转向保企业生存,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靠基建很难拯救经济。从1998年起,日本基建投入连续7年负增长,2004年已经低于1981年的水平。

地方政府原本靠大基建资金维持运转,资金突然撤走后,许多地方马上陷入财政危机,曾经的“人生胜利组”地方公务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1999年以后,日本又启动第二轮财政改革,这次直接针对公务员薪酬体系。

公务员工资持续下调,2003年全日本公务员平均工资减少16.3万日元。按历年国家公务员工资建议书统计,累计降幅超过40%。

2023年,日本地方公务员平均年工资回落到470万日元,只有90年代最高峰时的一半。中央公务员一直是顶级名校毕业生的去处,门槛较低的地方公务员才是普通人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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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20年,地方公务员一直处在低薪又内卷的状态,报考人数开始下降,全民考公热潮开始退烧。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老龄化和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年轻劳动力减少,道路、桥梁、养老、灾害应对、儿童教育等公共事务却一样都不少。

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放宽年龄条件、调整考试时间、减少需要专门备考的科目,有的还引入了SPI等更接近企业招聘的测试。年轻人选择多了,公务员也得和企业抢人才。

BOLDEN认为,中国此前几年的情况和日本有相似之处。2018年以后的新一轮基建浪潮中,中西部省份获得大量预算外收入,提高了当地公务员工资,以吸引更多人才,社会上由此形成了“公务员工资高且稳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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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中国大基建暂缓,本质上是把经济刺激思路从投资拉动转向企业增长;国家越来越重视出海和制造业,当前的考公潮已经明显过热。不过,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人口规模和产业发展阶段都不一样,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经验。

中国年轻人拼命考公,想要的更多是“确定”:收入稳定、晋升路径清晰、规则明确。如果民营企业、制造业、科技企业等也能提供稳定收入和长期发展,年轻人对公务员的依赖自然会下降。

人总会流向自己认为更稳定、更有回报的地方,将来“铁饭碗”也不会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