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2018年那场科技战刚打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做好了中国芯片要倒退几年的准备。管制清单越拉越长,从整机到芯片,从设备到EDA,从材料到人才,能卡的几乎都卡了一遍。
面对美国的打压,有人甚至直接抛出了“投降论”。
然而,八年过去了,我们的科技行业垮了吗?半导体行业垮了吗?
非但没有垮,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在我们这儿,产能扩张速度也是全球第一,成熟制程的产能已经排到世界前列。刻蚀、清洗、CMP、封装这些环节上,一批国产设备是真挤进了国际一线产线;存储、射频、电源、图像传感这些赛道,国产替代从 “能不能用” 变成了 “敢不敢大批量用”。
如今中国半导体行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发展到让美国寝食难安的地步了。
但你知道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吗?
其中,从美国归国的技术人才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看下中国当前最有影响力的20家半导体企业都是谁创立的?
中国当前最有影响力的20家半导体企业中,其中13家的创始人都是从美国企业辞职回国创立的,6家是本土成长起来的。
二十家里头,十三家的创始人,是先在美国读书、进美国大厂,后来回国创业的;六家是从国内院所、分销、国资体系里长出来的本土派;剩下一个跨界来的,做投资出身。
拥有美国学位、博士后或者长期研究经历的十三家,占了三分之二左右。
这说明什么?
说明国产芯片从设计到制造,从设备到材料,几乎每一个关键环节背后,都站着一个当年出去、后来又回来的人。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是关键力量。
你知道华人在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有多大吗?
曾在硅谷干了二十年,做到应用材料公司副总裁、等离子体刻蚀事业群总经理的尹志尧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开发的11种最先进的设备,90%都是中国留学生干出来的,或者做下面的经理,或者做分部的总经理,或者做事业群总经理,大概二三十人,这些人从2004年我们回归以后开始,到现在几乎全部都回国了。”
你细想这句话:美国人花了几十年、几百亿美元,把一批中国人培养成这个星球上最懂芯片设备的人——结果这批人,后来带着一整套本事回了中国。
你说美国气不气?恨不恨?
说到这,你或许就能理解美国的恼羞成怒了!
当然,光说比例还是空的。看几个人的故事,你就明白这条线有多清楚。
2000年的时候,一个五十二岁的人从国外和中国台湾省带来400名工程师回到中国,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教父”的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建过十个厂。
关于张汝京,我们曾专门写过一篇文《黄仁勋还有一条更好的退路,那就是学张汝京》,让人非常钦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链接,也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直接查看。
2004年,又一个六十岁的人从美国回来了。他就是被称为“等离子刻蚀之父”的尹志尧,中科大本科、北大硕士,1984年拿到UCLA物理化学博士,在硅谷做到应用材料副总裁。回国那年,他带回来十五个人,创办了中微公司。
2005年,一个硅谷工程师也回来了。
朱一明(江苏盐城阜宁县人,厚着脸皮攀个关系,我老乡,为他自豪),清华本硕,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电子工程硕士,博士没读完就进了硅谷。回国创办兆易创新,后来又牵头做长鑫存储,把中国大陆第一颗自主DRAM芯片做了出来。
2020年,最年轻的一批也回来了。
陈维良,在AMD做到全球GPGPU设计总负责人,主导过十五款GPU的流片量产。回国创办沐曦集成电路。
由此可见,中国半导体今天能有这个局面,这批从国外回来的人功不可没。
那问题就来了:他们在硅谷待得好好的,房子、股票、高薪、孩子的学校一样不缺,为什么非要回来?
这里面有两层原因:一层很实在,一层是情怀。
先说实在的那层:中国这边有舞台了。
这一点特别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
这批人里很多人是八十年代出去的,那时候中国连一条像样的8英寸线都没有。一个年轻人在国内学再多理论,也没有地方让他把理论变成一台能跑货的刻蚀机。他留在国内,学到的只是课本。所以那个年代的 “出去”,本质上不是背弃,是去别人已经建好的体系里,学怎么建体系。
那等到什么时候变的呢?
等到2000年中芯国际在张江打下第一根桩,等到国内开始有产线、有洁净室、有客户愿意试国产设备——他们学的东西终于有地方用了。
说白了,以前不是不想回,是回来也没用。英雄无用武之地,才华就是浪费。 现在有了基础,有了位置,能当创始人、能定义产品、能带一支上千人的队伍,这些机会在硅谷的华人工程师里是极少数才有的。
除了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家国情怀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有人会说,扯这么多,还不就是为了钱和机会?
这话放在这批人身上,其实不太成立。
尹志尧2004年回国的时候,是应用材料总公司副总裁、等离子体刻蚀事业群总经理、亚洲区首席技术官;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管过十个厂的建设;王淑敏在美国莱斯大学读完材料化学博士,在 IBM 研发总部和 Cabot Microelectronics 做到亚洲技术总监……这些人在硅谷都是高薪阶层,房子、股票、退休金、孩子的学校,一样都不缺。
回国之后,收入大概率是往下走的,甚至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早期那批人甚至是拿着远低于硅谷的工资,在一个连洁净室都要自己盯着建的厂里,从零开始干。
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 “不缺钱” 之后。
一个人的需求是有顺序的。缺钱的时候钱排第一,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谁身上都一样。可当收入远远越过 “够用” 这条线——孩子的学费、父母的医药费、自己的养老都不用再担心——钱对他的分量就会快速往下掉。
这时候另一件事的分量会突然变重:我做的这些东西,到底算谁的?
这就是文化起作用的地方。
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默认设定是契约和交易:我付你薪酬,你交付劳动,两清,谁也别欠谁。这套逻辑很高效,也解释了为什么硅谷能给全世界最高的薪水——它把一切都换算成了价格。
但中国文化里,还有一层价格换算不了的东西。
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 “达则兼济天下”,到 “落叶归根”,到 “光宗耀祖”,这些不是装饰,是真会影响一个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在想什么。
比如中微公司创始人尹志尧就这样说道:“我们家是第四代回国报效,从祖奶奶到爷爷到父亲,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红旗下长大。有的人追求钱、追求名利,但是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最可贵的是你最后一分钟想到自己的一生过得很精彩,特别是给周围的人和社会留下了一些财富和价值。”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
正是受中国强大的文明影响,那些人都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否则这批人为何回国后比在硅谷时还更拼呢?
尹志尧六十岁创业,八十多岁还在跑产线;张汝京七十多岁还在做第四个创业项目……
如果只看经济理性,这些行为都不划算——他们都已经不缺钱了,也没有多久寿命了,本该是颐养天年了,为何还要那么拼呢?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情怀和理想,我认为是说不通的。
说到这儿,就得聊一个网上吵得很凶的话题了。
网上一直有种声音,只要看到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毕业生出国留学、有人留在国外工作,就开骂:崇洋媚外、不爱国、白眼狼、国家白培养你了。话说得很重,情绪也很足。
但你把前面那张表翻一遍就知道,这个骂法其实站不住脚。
十三家有美国学位或博士后经历,十三家有美国大厂任职经历,占了三分之二。 中芯、中微、兆易、澜起、芯原、展讯、盛美、安集、卓胜微、长江存储、沐曦、燧原、地平线——这些人当年都出去过,后来都回来了。
这里有个最基本的先后关系,很多人没想明白:产业是前提,人才是结果,不是反过来。
1980年代国内连一条8英寸线都没有的时候,你让一个年轻人在国内怎么学刻蚀?尹志尧只有在应用材料的产线上待过,才知道一个刻蚀腔体从设计到量产要死多少次;王淑敏只有在 Cabot 的实验室和客户产线上磨过,才知道一种抛光液要跑多少轮验证,卡在哪几个指标……那时候国内没有这套体系,留在国内学到的只是书本知识。
所以那个年代的 “出去”,不叫背叛,叫去学本事。而等到国内有了产业,这些人的选择立刻就变了。
这不是觉悟突然提高了,是舞台出现了。
换个说法更准确:人才并没有 “流失”,是先存在别人的体系里,等我们自己的体系长出来,再取回来。存的时候当然有损耗——确实有人没回来,确实有人改行了,这都得承认。但关键岗位回来的比例,远比网上骂声里想象的高。
还有一层也得说清楚:承认欧美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先进,不是崇洋媚外,是实事求是。半导体设备是五十个学科综合作战,人家做了四十年,我们做了二十年,说人家一点东西都不值得学,那是自欺欺人。真正该羞的是 “学不会”和“不去学”,而不是 “去学”。
反过来说,把出国的学生一律骂成不爱国,最容易产生一个坏结果:骂完之后什么也没改变,人还是没回来。 因为决定人回不回来的不是道德审判,是这里有没有产业、有没有平台、有没有位置。
真正该使劲的地方,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让回来的博士有实验室、有产线、有团队、有署名权;让做出来的成果挂着他自己的名字;让一个四十岁的技术骨干,在这里能带队定义一代产品,而不是只能当执行者。
这些做到了,人自然会回来。做不到,骂得再响也没用。
可是呢,还有另一种说法更直接,也更需要当面说清楚。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说:就算没有这批海归,中国半导体发展得晚一点,最后也一样能自己搞出来。中国人这么聪明,硅谷那些顶级大厂的华人比例摆在那儿,凭什么非得靠回来的人?
这话对了一半。
对的那一半在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确实不是问题。 硅谷的工程师队伍里华人占比之高,早就说明了这个群体在智力、勤奋、工程素养上完全不输任何人。只要给时间、给资源、给市场,中国人自己啃,最终大概率也能啃出来。这个判断我认,也不该妄自菲薄。
错的那一半在于:它把 “能不能搞出来” 和 “用什么代价搞出来” 混成了一件事。
而这两件事的差别,大到能决定一个产业到底是抢到窗口,还是错过窗口。
半导体这行有个特别反直觉的地方:它的核心知识,很大一部分不是 “成功的配方”,而是一张“失败的清单”。哪种气体配比在多少瓦功率下会让腔壁过早结膜?哪种抛光液在哪个节点会因为pH漂移导致划伤?哪种光刻胶在多少度烘烤之后边缘会粗糙……
这些写在论文里的只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沉在工程师的脑子里,是靠无数次跑片、报废、返工堆出来的。
换句话说,这些经验背后是几十年、几千亿美元、上百万人次的试错,是用真钱和真损失换来的。
我在农村,我就打个最通俗的比方,就像养螃蟹。
阳澄湖那些养了几十年蟹的人,什么季节放苗、水位多深、水草怎么种、饵料怎么配、脱壳期怎么防互残、什么时候该增氧——一整套东西早就摸透了,你照着学,第一年就能出蟹。可你要非说 “我自己也能摸索出来”,从零开始试,那大概率是头三年塘塘亏本:苗死一批、蟹瘦一季、水坏一池,学费交到手软,最后摸索出来的结论,跟人家几十年前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几行字一模一样。
养螃蟹的试错成本,是一亩塘几万块。半导体的试错成本,是一条12英寸线几十亿美元,一次工艺跑偏几个亿,一次量产爬坡失败可能拖掉一整代产品。
所以真正的问题,关键不在于 “我们有没有能力自己试”,而在于明明可以不用交的学费,为什么一定要交一遍?
更何况,这行的窗口是不等人的。摩尔定律一路往前推,制程节点、设备代际、客户认证周期,每一样都有时间表。你花五年、十年去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全球产业并没有停下来等你——你追上的可能只是别人五年前的位置,而对手已经又往前走了两代。
这几年国产替代之所以能在一个个环节上快速起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没有从零开始试,而是先把 “成熟路径” 搬进来,再在成熟路径上做自己的改进和超越。
长江存储能在Xtacking上做出架构创新,前提是它先有了能做3D NAND的完整工艺底子;中微能把刻蚀做到3纳米覆盖,前提是它先有了能进产线的稳定平台。
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条件走得更远。
当然,搬经验不等于永远依赖。最后还是要落到自己的根上——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材料、自己的 EDA、自己的工艺体系、自己培养的人。
这批海归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他们不只带回了答案,还带回了出题的方法:他们知道一个设备该怎么做验证、一个材料该怎么建评价体系、一条线该怎么带团队。
这套方法传下去,本土的年轻人才能接着往下走。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同时依靠引进经验和自主扎根,而不是只选一边:一边把已经拿到手的经验赶紧用起来,一边把自主的根扎下去。把已经付过学费、已经拿在手里的东西扔了不要,非要自己重走一遍,那不是骨气,是浪费。
看不起 “抄近路” 的人,常常是没算过那条远路到底有多贵。
把上面这些都捋完,其实结论已经很清楚。
我们可以承认,出去的人里确实有人不回来了,确实有人过得很舒服就把当初的志向忘了,这些都是事实,该批评也能批评。但不能因为有人不回来,就把所有出去的人都骂成白眼狼,这就叫一棍子打死。
因为从半导体这本账就能看出来,这批人里回来的那一部分,撑起了我们今天的半壁江山。而今天没回来的那一部分,也未必就是永远不回来——他们只是在别人最好的产线上继续长本事,等这边有了值得回来的位置,很多人是会回来的。技术这东西不认国籍,但学技术的人有根。
再往大了说一层。中国人口这么多,每年出去留学的人数也这么多,人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新加坡,哪个国家有一点先进的东西,都有人在学,学完了都有可能带回来。这些人分散在全世界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产线、最好的公司里,看着像是 “流失”,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人才分布到了别人的体系里。
这么算下来,我们学的不是某一家的技术,是全世界的技术。学到最后是什么局面?这个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两个国家了——中国,和外国。
这话听着像玩笑,但道理不假:一个国家的产业能不能起来,从来不取决于它把人锁在家里,而取决于它有没有本事让全世界学到的东西,最后都想往这儿流。
中国半导体这二十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一个注脚。
但这句话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是那个五十二岁跑到张江农田里打桩的人,是那个六十岁还带着十五个人从零开始的人,是那些在别人的产线上站了二十年、把每一个参数、每一次失败、每一夜加班都记在脑子里,然后收拾行李回国的人。
他们把人生最好的那一段留在了外面,把最值钱的那一段带回了中国。
他们本可以很舒服。一份高薪、一间大房子、一条平平稳稳的退休路,什么都不缺,也什么风险都不用担。可他们还是回来了——回到一个产线还没建好、洁净室还得自己盯着盖、工资只有原来几分之一的地方,从零开始,一干就是二十年。
今天我们能造出自己的刻蚀机,能跑出自己的存储芯片,能让一条条12英寸线在自己土地上流片,能在被卡脖子的时候还有牌可打——这背后靠的是运气吗?不是,是一群人用半辈子的经验,替我们绕过了别人几十年走过的弯路。
所以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其实就一句话:谢谢。
谢谢那些把技术带回来的人,谢谢那些把方法传下来的人,谢谢那些名字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热搜上、却实实在在撑起了这个产业的人。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挣一份前程,他们是在为一个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把一块砖、一块砖垒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垒得慢,但垒得实。
我没用,做不出他们那样的贡献,但是我可以为他们加油、呐喊,让更多人看见这群默默托举国产半导体的赶路人,不辜负他们一腔归国的热忱。
感谢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每个人!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才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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