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总审计长办公室11月18日把一纸刑事控告递到了检察机关。对象不只是长和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PPC),还包括2014年到2023年间巴拿马海事局的历任董事会成员和负责人。戎评觉得,事已至此,巴拿马不打算在港口问题上给长和留任何体面的退出通道。那么,巴拿马政府为何要这么做?
一、刑事控告是政治交代的最后一环
让我们先看看巴拿马自己是怎么说的。按照巴拿马总审计长办公室的说法,控告“源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涉及PPC的财务报表和合同履行情况,但声明没有详述具体可疑之处,只说材料已经移交检察机关。一份刑事控告,核心指控内容不对外说明,先把程序启动起来,这个动作很可疑:如果审计确实发现了足以支撑刑事追诉的扎实证据,为什么不在控告中列明?如果证据还在检察机关手里继续拼凑,那总审计长办公室急于在这个时间节点把案子递出去,图的显然不是法律上的确定性。
巴拿马政府强占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之后,长和启动了国际仲裁,索赔超过15亿美元。届时,巴拿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明确规则、立场相对中立的场合,巴拿马的处境并不轻松,仲裁庭审查的不是巴拿马国内法院的判决,而是巴拿马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它对投资者承担的保护义务,合约运行了近三十年,突然被“违宪”一笔勾销,巴拿马拿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刑事控告恰好在这个节点上补了进来。它的作用不是在仲裁庭上赢回什么,而是给“长和有问题”这个叙事提供一道程序背书。只要刑事程序挂着,巴拿马就可以说:看,不是我们在合约问题上理亏,是对方涉嫌犯罪。这套说辞在仲裁庭上未必站得住,但在政治传播上足够用。巴拿马需要让华盛顿看到,它不仅在港口控制权上完成了切割,还在法律层面对长和施加了不可逆的压力。
这就是巴拿马的如意算盘,它不是司法行为,而是政治行动,试图把长和从巴拿马港口的存在变成一桩“正在被清算的旧案”。
二、“唐罗主义”的服从测试
这种吃相很难看,但巴拿马还是这么做了,戎评觉得,穆利诺政府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给美国一个交代,它要把事情做绝。巴拿马运河事件爆发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反制,让巴拿马政府很难受,所以在不少场合递出软话,大抵有服软的想法。
但问题是,他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背叛了中国,如果再回头,那就是再一次背叛美国,不管中美都不太可能给它好脸色。再加上特朗普输了中期选举后,大概率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上面,接下来两年里,“唐罗主义”大概率会有一个抬头期。
前两天,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去了委内瑞拉,签了军事合作协议,还羞辱了马杜罗和查韦斯主义,其实就是嘲笑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结”;随后又有媒体披露,美国曾私下里提议,让圭亚那割让三分之二的土地给委内瑞拉。
这些动作表明,美国正在用“唐罗主义”重塑拉美地区的格局和版图,巴拿马运河在“唐罗主义”里面的位置相当特别。这股思潮不全是恢复十九世纪的门罗主义,而是以“西半球防御”、“供应链安全”、“反制外部大国渗透”为包装,把周边国家的主权空间、战略通道和经济资源重新纳入美国直接支配的势力范围。巴拿马运河的分量,远远超出它的航运价值,它是西半球主导权的象征,是“不能失守的后院底线”。
自从2017年建交后,巴拿马长期试图在中美之间两头下注,但“唐罗主义”不会允许有国家搞这种走钢丝的把戏。所以,巴拿马港口案,并非一桩商业合同纠纷,而是巴拿马完成进行阵营归属的确认,包括这次指控长和,每一步都在向华盛顿释放同一个信号:巴拿马已经把长和从运河两端清出去了,而且清得足够彻底、足够难看,不留回旋余地。
这次的刑事控告,是这套信号系统里最响亮的一声,因为它带着“犯罪”的标签,把一家企业从商业主体降格为被追诉对象,巴拿马要用这个标签告诉美国,自己不是在投机,是在交底。
三、“合约可以谈”的底线
巴拿马可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可控的,得罪一家企业,换得华盛顿的默许,运河的航运收入不会因为港口换了运营方就消失,美国的船该过还得过。账面上看,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但有一笔成本不在账本上。长和持有的特许经营合约运行了近三十年,不是一纸临时许可证,而是一份有完整法律框架支撑的长期安排。巴拿马的处理方式不是重新谈判,而是直接抢劫。
这对所有在巴拿马有存量投资、或者正在评估拉美布局的资本来说,是一堂不需要付费的风险教育课。今天被这样处理的是港口,明天可能是电力、通信、物流节点。巴拿马把“合约稳定性”这张招牌自己摘了下来,换上去的是一块写着“政治风向决定合约寿命”的牌子。
短期看,它清掉了一个美国不喜欢的运营方;长期看,它让后来者不得不先加一道政治风险溢价,最终是由巴拿马自己买单。
但戎评觉得,这件事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可能会复制模板。“唐罗主义”在西半球推动的“清除外部影响力”不只针对巴拿马。如果巴拿马这套操作没有付出足够代价,那它就具备被复制到其他国家的条件。一个中美洲小国这样做了,下一个面临同样压力的国家就有可能照做。
这就是为什么中方的应对,不能只停留在关注层面。中方已经表了态,也进行了反制,长和启动国际仲裁也是正确的一步,但从巴拿马的表现来看,可能还不够。
四、中方应转向“事前定价”
长和案暴露出来的,是中国企业海外资产的脆弱:合约签在商业框架里,风险却来自政治框架的切换,巴拿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第一层准备,是把国际仲裁用足、用透。长和已经启动的仲裁程序,需要打出两个效果:赔偿金额要足以形成威慑,让其他观望中的国家看到,“配合美国清退中资港口”不是一笔没有代价的买卖,十五亿美元是一个起点,但不能是上限。
第二层准备,是经贸工具箱的对等使用。巴拿马运河的中国籍船舶通行量是一张牌,对巴拿马“船旗”生意的打击也是一张牌,可以适当加码。反制的意义不在于报复,而在于把零成本的表态变成需要认真计算代价的决策。
第三层准备,是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端口前移。巴拿马案的一个教训是,等到对方下黑手再反应,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应当建立事先预警机制,事先做好准备,不是等危机爆发后再去补救。
中方的反应速度和反制力度不能让下一个潜在效仿者产生足够的犹豫。巴拿马已经撕破了脸皮,但这不全是坏事,至少对手暴露在了明处,更关键的是,对方撕破脸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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